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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结束，我申请要个房间。革委会领导是原副校长，知道先前批给我的房间被人抢占，很快又批了我的申请。
趁孩子没接回来，我先跑回乡下探望姥姥，我意外地回来，使她非常兴奋，身体比春天时好，基本不咳不喘，也许与季节有关，也许是情绪舒缓了，但还是不断操心我和孩子的安危。带子说她天天盼信，只要接到我报平安的信，就乐呵好几天；只要听说城里有什么风吹草动，就磨磨叨叨地猜这猜那。带子顺便嘱咐我，别怕麻烦，多给她写信，以后不用拐弯寄到志明家了。村里的造反派早就蔫了，他们想发威，没人跟着干，都忙地里的活，不像城里又停课又停工，又辩论又武斗。
她仍追问中药是否接着吃，我当然说“是”，实际上我根本没再去看病，也没有可能再请假。她问我是否去“大串联”，我沉默地摇头；实际上，我才被允许回“学习班”，滥竽于“人民”之中，岂敢奢望浪迹天涯，享受大串联的“自由”。她对大辩论，特别是武斗怀有十分恐惧的心理。我告诉她，那是派性膨胀的各派之间的事，离我遥远，不沾边，我劝她放心。也许我能去听辩论，她认为，还是别去听，躲着点，辩论急了就动武，子弹不长眼，没事少出去。
我的心情也放松多了，挺过劳改，以后还能有什么难以忍受的折磨？之前女儿出生，幸运地“救”了我一把，错过了“恐怖”阶段。经历了“独怆然而涕下”的“炼狱”的磨难，很少对个人生命遭遇不幸而怨艾，而且意识到自己如今背着沉重的十字架，是自我选择的理性中必然包含的悲剧。此后我不紧跟，也不逆反，很沉默，还有了反省自悟，并确信自己头上没辫子，屁股没尾巴，根柢浅，没官可罢，没级可降，没人能一手遮天，把我赶到地球外。人啊，看透了，就没什么忧虑的了，要忧虑的是，精神疗救比身体重百倍，而且路漫漫。
我写信告诉她，孩子已接到身边，送到街道私人保姆家，早送晚接，随学习班的时间安排。
学习班，由造反派亲自主持，没有造反派成员参加学习，说不清这些浪迹革命之内人的面貌，凡事都听命于安排，跟着流程走。白日学语录和“文件”，进行大批判。上班要早请示，下班前要晚汇报。人人戴像章，有例行喊“万岁”和“健康”的仪式，到食堂用餐或在家开饭前，也同样这样做，私人住户开着门大声喊唯恐邻居听不到。晚上要“业余闹革命”，学唱红歌和跳忠字舞，你来不来是“原则立场问题”，来了表现得好不好是“态度情感问题”，所以人人都来，约晚十来点能结束。我便直接去保姆家，抱着熟睡的孩子回屋。早上蜂窝煤炉子一旦灭了火，娘俩就吃不上饭，因为上班不能迟到一分钟。
孩子跟我一样起早贪晚，到了寒冬，一岁的婴儿，深夜冒风雪包多厚的被，也还是怕冻着，保姆天天等我接走才能休息，实际上保姆日工作十四五个小时，给双份报酬也不多，月酬才十元钱。这样的生活，孩子很受罪，我的身体变得很糟糕，几次出现休克。于是我前思后想，决定把孩子送到乡下。以前我总是找理由推迟，经过半年折腾，我感到，暂时离开是为了以后永远不离开，便写信说放寒假时把孩子送回去。
她们从镇上买了一桶牛奶，冻成坨子运回来，入到仓房缸里。用时砍一块烧开，家里还养只“奶羊”，增加了新的奶源，相比城里拿户口本订奶，方便多了。至于买的牛奶是否消毒，就顾不上那些了，这还是靠熟人说情买到的。
七十多岁的老人得照看几个年龄不等的孩子，实在不容易。我担心她吃不消，可她很淡然地说：“一个羊是赶，两个羊也是赶。几个孩子有大有小，还有玩伴。”我女儿最小，才一岁多，哥哥们都成了她的保护神。带子写信说：我走后女儿没找我，跟哥哥玩得很快活，他们抢着抱她。晚上睡着不起夜，对饭感兴趣，不喜欢喝奶。天暖和时，就放外面跑跳。还说农村现在安定，不像城里一阵风一阵雨，孩子跟着起早贪晚地睡不好。最后并特别嘱咐：“把身子骨养好，不长十斤八斤的，就别来接孩子。”还强调，“补肺虚的中药坚持吃。”
每收到这样的信，我都反复看，心中暖暖的。她们的关爱行为很平常，但不是所有的人能做到的。“有的人活着，是为了别人更好的活”，她们活得比爱更长久。这一年，女儿的吃喝拉撒睡，从早到晚，从冬到秋，她呵护着。天暖时，她走到哪就带到哪，说像我小时一样成了“跟腚虫”，步步不离地喊着“太姥”。女儿出麻疹时，她昼夜地守着，生怕发高烧时出意外。她们到村里各家寻七星蜘蛛，用火焙了研成细末让我女儿喝下，疹子很快表出来，自然降温了。这国术偏方很灵验，一分钱没花，孩子过了大关。
一年后，我的身体确实有些好转，体重终于过了九十斤，接女儿回来上幼儿园。她们舍不得，挥泪而别。真难想象，没有亲人的保驾护航，我会如何度过危机！
很幸运，第二年我对换调动办成，一路都是绿灯，单位一下解决两个人的困难，教工人数又没减，何乐而不为。据说这是运动中两省首次人事调动。我所在学习班的“造反老娘”，正恭候听我作检查时，我已提前半天上火车了。面临生命危险，羊还要向狼反扑几下，我凭什么不逆反呢？
我搬家后给姥姥写信，她很吃惊。正是初秋，天气还好，她追到了“春城”。这个单位早已复课，是个特殊的外语学校，学生从小学三年级连续读到高中毕业，虽有部分学生在上山下乡大潮裹挟中走了，但多数学生还纹丝不动地上课，像世外桃源。我快乐地重返课堂，给荒芜几年的生活涂上了光明的色彩。她看我上班远，早晚都很紧张，很是心疼；但她知道单位走上“正路”，开始上课，就没时间又辩论又武斗了。再说我初来乍到人地两生不会参与，只要好好干活就行，免得受窝囊气，“人干活累不坏，生气却能气坏”，她总算很放心地回去了。
1976年，知识分子获得“第二次解放”后，我还在乡下走“五·七”办学道路。但在“恢复高考”，“高校教师归队”的春风中，我调入师大，在课堂上迎来了教育的春天，并加倍努力找回逝去的生命春天。
我把这桩桩大喜事，都及时写信告诉姥姥。带子回信说，每次给她念信，至少念两遍，而且念得很慢，她听后总要重复地说，“苦尽甘来”，“这回我能瞑目了”，再也不愁眉苦脸长吁短叹了。
但她是个好了伤疤不忘痛的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她虽很满足我开始上课，生活安定了，还是两次南下劝我居安思危。
她简单地认为我之前的遭遇和我在学校当教师有关。她明白家庭出身“不清白”改不了，干什么活却是能改的，不要只看眼前安稳，要考虑长远些，便劝我改行回家乡附近的镇上。
我从小就梦想当老师，随着年龄的增长，梦想当大孩子“王”，如愿以偿。家附近的小镇只是停泊的港湾，不是远航的海，不能给我提供这样的平台。我跟她实话实说，当老师，对家庭出身，没有卡进不去的门坎，至于当老师可能“挨整”，别人能挺住，咱也能挺住，这次不就挺过来了吗？再说好好工作的人，倒霉时也不亏心。
我深知，历史有时是吊诡的存在，选择的结果可能与预想的相反；特别是在文化失调的环境里，出现了文化短路时，让人失去信心。但我仍然相信恢复和再造文明的可能。我梦想在教师的岗位上，永远面对着年青学子，从事这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
回到家附近的镇上，何止是离她近，能长期生活在一起，她也更希望帮助我们改变目前的窘境。
她为此两次怀着希望而来，都失望而归。后来我常怀疑自己当初的固执不尽人情，特别是没能为她养老送终，有种强烈的自责和愧意袭上心头。虽尽量找机会回去看她，仍离她的心愿有千里之遥，而且成了无法弥补的憾事。
她那样想，是有充分理由的。最重要的是那场浩劫中留下的伤痛，使她心有余悸。
但她赶上了“科学的春天”，亲眼看到，我寻回逝去十年的兴奋和快乐，看到了改革开放初春的朝霞，看到了我焕发的青春的笑容和敢于担当的脚步，便渐渐心满意足地淡化了那夙夜忧虑的伤痛。
八、她们相 相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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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北一个小镇，在瑟瑟的秋风中，显得悲凉而凄苦。
镇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有两条最宽的马路相交，构成的十字街口，像圆心一样往四周辐射，是镇中镇。秋收后，进城的人倍增，镇中心尤显得热闹。
十字街往东一百多米，便是镇上最大的中药铺。她衣袋里揣着神秘的偏方，为儿子来中药铺抓几味配方药。今天她来得不算早，抓了药，急着早点往家返。
走出药铺没几步，便见十字街北口聚了一堆人，往前走，见人堆中站在外圈的，踮着脚抻着脖子，往里望什么。她刚才路过这儿，没有这堆人，心想一定是耍戏法的赶早场，但没听见喝彩声。要不就是有疯子和酒鬼出什么洋相，乡下人进城很爱看这种热闹。她与生俱来不喜欢看热闹，今个更是一门心思赶着回家，便三步并作两步走过了人堆。
就在这时，人堆中有两个人挤出来，几乎与她同步同向蹜蹜地走着，是两个中年男女。男的感叹：“真可怜，多小的孩子呀！”女的愤愤不平地抢白：“真不是个男人，养活不了自己的孩子！”咂咂嘴后又说：“若是我，豁出去要饭，也不送人。”两个中年男女的对话，她听得一清二楚，憋不住地问：
“那人堆中围着的是小孩？”陌生人齐声说“是呀”，并突然变得很兴奋，侥幸遇上了发议论的“听众”，便起劲地议论刚才看到的一切。
她没听几句，转身往人堆走。人堆中多是交头接耳的嘀咕，相互交换着眼神，有疑问，有怜悯，多是无奈。人堆中间站着个高个子青年，鹤立鸡群，很显眼。他半低着头，侧耳细听人们的议论，眼睛发饧，也无从搭茬，满脸菜色和苦情，甚至是麻木。
她凭直觉认为这肯定是小孩的亲人，于是三蹭两挤地进到人堆里，见高个子腿旁站着两个小姑娘，大的有四五岁，小的约两三岁，穿着麻花布衣裳，蓝地白花的那种自家蜡染布，脏兮兮的。大的站在大个子左边，抱着膀，抄着袖，显然感到很冷的样子，脸蛋被风吹得像麻土豆，鼻尖有点红，眼睛盯着地面，眼皮一眨一眨的，羞羞答答。小的靠在大个子的右腿旁，一只小手搂着大个子的腿，另一只小手抠着嘴，眼睛怯生生的，不敢正眼看蹲着问话的人，一条腿站不稳地扭来扭去。
这一高两矮的三个人，相貌酷似，都是塌鼻子，因为枯瘦，颧骨都略显凸起，都是平粗的眉毛，眼睛细得如条缝。又都像几顿没吃饱饭似的满脸蜡黄，目光呆滞。站在这儿有如要出售的三捆干柴，毫无生机可言，但他们相依为命。
她挤入圈里时，有两个中年妇女蹲在大点的孩子跟前。她刚蹲下，那两个人就走了，她蹲在那小点的孩子跟前，把孩子抠嘴的那只手从嘴边拉过来，感到冰凉，爱怜地问：“你冷吗？”小孩子没答，有点缩头缩脑的，与大个子靠得更紧了。她把自己提的药包塞在怀里，用两手焐着那只冰凉的小手又问：“你妈呢？”小的终于开口了，毷氉地说“死了”，但面无表情，根本不知道死与自己有何关系。
她抬起眼，眼神扫向大个子，继续问小的：“他是你爹吗？”小的“嗯”了一声。“那是你姐吗？”她转过半个脸，用一只手指着那个大点的问。
小的把手从她手心抽出来，双臂搂着大个子的腿，扬脸说“抱抱”，没有回答她最后那问。
大个子哈腰抱起小的，她侧过身问大点的：“你们家住在哪里？”大的脱口说出“小西沟”。她追问什么地方的小西沟时，大个子嗫嚅地开口“北荒上”，显然大个子很注意地听她的每一问。
她突然像被针刺了一下似的，听到“北荒”这两个字后，立刻补充问：“是北荒的河套地带吧？”大个子木然地点点头，表示认同。她自己就出生在这地方，从小就知道，这一带乞讨的人多。河套低洼湿地，到处是条丛，不能种庄稼，勤快人靠编筐编篓，维持生计，死脑筋又怠惰的人，日子就混得难了。她很快从乡愁的记忆中转出来，定定神便起身提着怀中的药包，憱憱不安，悄声问大个子：“这两个孩子，你真的想送人吗？”
大个子万念俱灰地点了一下头，颓唐得如丧家之犬，吞吞吐吐地低声解释：
“给孩子一条生路。眼看到冬天，不饿死也得冻死。孩子妈生病时借的钱还不上，两间草房抵债给收去了。人财两空，孩子又没有别的亲人可以依靠。”
停了一下，大个子惴惴不安地说：
“我是大人，去讨饭也能混日子。”
他说这句话时，满脸凄苦，万般无奈，显然他被苦难生活折磨得绝望了，才痛苦地作出骨肉分离的抉择。
听了大个子的诉说，她望着眼前的两个弱小的生命，心中介介。围观的人群中，多是看热闹的，但都流露出几分怜悯；有人看了此景，二话不问，只是悄悄地掏点钱，塞在大人手中，随口说“快给孩子买点吃的吧”，然后无奈离去，那些看着怨声载道的，几乎没有掏腰包的。
沉吟片刻，她期许地问大个子：
“能在这等我一会吗？去找个人商量一下，很快回来。”
大个子听了这番话，眼缝中突然闪现出一丝亮光，像遇上了救命稻草似的，立刻点头，目光中流露出深深的祈望。
她又低头扫视了一眼两个孩子，问问她俩确切的年龄，迅速走出人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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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奔十字街南口，到南三道街去找牟寡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