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16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正式对外开放。在档案馆的开放档案借阅处，已经解密的8万多份中国外交档案，各国的组织和个人都可以自由查阅。在查阅过程中，有一份特殊的档案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它既不是外交文件，也不是政府公文，而是一篇曾发表在美国报纸上的时评，他的作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 · 斯诺。
埃德加·斯诺称得上是20世纪最传奇的记者之一，他曾经大胆而精准地预测过苏德战争爆发和美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949年4月9日，就是这位传奇的记者，在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中国会成为苏联的卫星国吗》，斯诺再次预言：“中国将成为一个共产党治理下，不跟莫斯科指挥棒转的大国。”这个预言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但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预言又一次成为了现实。那么这仅仅是斯诺本人的运气，或者是历史的偶然吗？1949年的中苏关系，到底透露了怎样耐人寻味的讯息呢？
1949年元月，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此时，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已接近尾声，东北、华北以及整个黄淮流域都已基本解放，百万人民解放军正枕戈待旦，时刻准备挥师南下，直取南京。
面对这兵败如山倒的局势，1月8日，南京国民政府分别向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提交备忘录，希望由四国出面调停内战，实现国共和谈。事实上，国民政府所谓的和谈就是希望发动一场和平攻势，达成国共双方“划江而治”，以此来换取喘息的时间，待日后卷土重来。对于蒋介石的这个用心，毛泽东看得是一清二楚。所以，当国民政府陆续放出和平的烟幕弹时，中共方面就已经打定主意，拒绝和谈。谁能想到，就在这个时候，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却又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苏联收到国民政府照会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月10日，化名为菲利波夫的斯大林就致电毛泽东。电报指出：国民政府目的是向世人宣布南京政府赞成和平，如果中共“直接拒绝与南京和谈，就是向世人宣布它主张直接进行内战”。因此，斯大林建议毛泽东，应当同意国民政府的和谈请求。
他（斯大林）就给毛泽东起草了一封回信，说苏联从来不干涉别国内政，中国内战是你们自己的事儿，但是如果你们需要国外调停的话，只有苏联有这个资格。他说的意思是，那些在背后煽动挑动内战的那些人，没有资格参与调停。那当然说的就是美国和英国。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斯大林的这些建议，使毛泽东大为不满。这让他马上想起了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斯大林要他前往重庆谈判时的情景。他没有想到，当中国共产党即将要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斯大林会再一次要求他们向国民党政府妥协。
1月12日，毛泽东回电给斯大林，他首先为斯大林草拟了一个答复国民政府的文稿，直接代表苏联政府拒绝对中国内战双方进行调停。在这封很长的电报最后，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将可渡过长江，攻打南京。似乎我们无须再次采取政治上的迂回行动。”
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让斯大林感到有些吃惊，也有些难堪。在世界各国共产党内，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直截了当地违背他的意志。或许是为了弥补前一封电报的失误，1月13日，斯大林又再次致电中共中央。在电文中，他明确解释说：“我们提出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草案是旨在阻扰和谈。”
这个电报说什么呢？说我给你写那个信，不是让你真的去和谈，只是让你要把和谈的旗子抓在手里，你不能把和平的旗子让给敌人，所以既然他们提出和谈，你应该接受，但是你可以提一些条件让对方无法接受，那么和谈也谈不成，谈不成么你该打也还打。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而耐人寻味的是，根据毛泽东俄文翻译师哲的回忆录，毛泽东是在1月13日收到斯大林发来的第二封电报的。可是，前苏联档案却显示，这封电报上标注的日期是1月11日，也就是在毛泽东回电的前一天。而且，这第二封电报在行文上也就像是第一封电报的“续电”。很多俄国学者由此推断，斯大林从来就没有想过要让国共“划江而治”，他要搞“南北朝”的说法，也是一种误解。
其实，通过莫斯科的中共中央联络员，对中共不想和谈的立场，斯大林应该非常清楚。然而，他却还是明确表示希望出面调停。斯大林的这种用意，的确值得玩味。1948年12月27日，苏联驻华使馆向莫斯科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备忘录中透露出的某些讯息，似乎可以对斯大林的心思做一番解读。
“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已不是意外之事”，有迹象表明，“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
这份电报表明，当时，苏联已经敏感地察觉到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杜鲁门政府极有可能要对中国内政进行政治干预，为此甚至不惜抛开国民党，直接同中共建立关系。而这正是斯大林最大的担忧。一旦美国接触并控制了中国共产党，苏联将有可能失去中国，甚至有可能失去整个远东。而国民政府在这个时候提出和谈，无疑是让斯大林看到了一个控制局面的绝好机会。
他控制这个局面的主要目的是要保证他的利益，也就是东北华北这一带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如果能够占住长江以北对他来讲就够了，他的利益就得到满足了。至于如果要过江，那他就要冒风险，就是美国要参与怎么办？另外，如果这场政治干预苏联不能得手，而让美国人得手，那搞不好共产党都会被美国人控制， 这些都是对苏联不利的。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然而，让斯大林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会对他的做法如此敏感，甚至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在1月14日两人的来往电报中，斯大林便完全改变了态度，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接到莫斯科的来电，在电报的末尾，斯大林出人意料地主动提出，可以派一位负责任的政治局委员到哈尔滨或者其他地方，就中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谈判。这让毛泽东多少有些意外，因为按照原计划，他本打算亲自前往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会谈。
根据已经解密的前苏联档案，毛泽东第一次提出访苏是在1948年4月22日。当时，出于安全考虑，中共中央决定只安排少数的陪同人员，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就是其中之一。
他（毛泽东）打算去访苏是什么目的呢？就是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准备，就是我们新中国宣布成立的时候，起码苏联得表示承认。那么他（毛泽东）给斯大林去电报说想去访苏，斯大林说，现在中国的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时刻，你这个主帅不能离开岗位。
——师秋朗（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师哲之女）
到了1948年7月4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斯大林，要求苏联或从大连派飞机来河北，或派轮船到山东半岛接他到大连，然后转哈尔滨前往莫斯科。毛泽东还特别表示，如果苏联从海空来接都有困难，他打算7月15日前后自己动身去哈尔滨。
斯大林说行吧，那你来吧。那毛（泽东）就买了新帽子、新大衣、新皮鞋，准备了很多文件。刚准备好，斯大林又来一封电报，说你还是别来了。你来的时候我们都不在莫斯科，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去收麦子去了。毛泽东给气坏了。（他说）我就不相信中国的命运还不如苏联收麦子重要。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毛泽东不得不再次把访苏的时间推迟到11月下旬。但是，到了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紧接着淮海战役又在中原打响，同时平津战役也在紧张地筹备之中，战事如此紧迫，毛泽东更加不可能离开中国。于是，就在毛泽东致电林彪，命令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的同一天，毛泽东主动致电斯大林，要求再一次推迟访苏。
没想到，这一次斯大林却主动要求派代表来中国，听取毛泽东的意见，中共方面对此可以说是喜出望外。
1949年1月30日，斯大林特派的苏联代表辗转来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当毛泽东见到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时，才知道，来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而对于米高扬来说，他也是第一次有机会亲眼见识一下，这位完全没有苏联留学背景的中共领导人。
他（米高扬）第一次跟毛泽东谈话以后，（对毛泽东）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任何事情谁都别想骗过毛主席，说观察秋毫是他对毛泽东的印象。
——师秋朗（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师哲之女）
由于种种原因，关于米高扬在西柏坡的会谈内容，在中国共产党的档案中竟然没有一个字的记录，或者是做了记录，却直至今日没有公开。我们现在唯一能看到的只是几张模糊的照片，还有散落在当事人回忆录中并不完整的叙述。
这个米高扬一来就声明，他只是带着耳朵来的，他是替斯大林来听毛泽东的意见的。所以毛主席把建国前后的打算，建国以后的安排等一系列的问题就给他详细地讲了一遍。讲到青年团体的时候就说，要成立青年团、学生会等各种组织。米高扬插了一句，青年团有一个组织就行了，把全国的青年都团结起来。毛泽东就生气了，说中国有多少万青年，一个组织怎么能把他们都拢到一块儿？米高扬就说，我是只带耳朵来的，以后就再也没敢插话。
——师秋朗（毛泽东的俄文翻译 师哲之女）
随着前苏联档案的解密，我们终于有机会看到关于米高扬这次秘密之行的完整记录。在长达60多页的《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谈话记录》中，详细记录了1949年1月30日至2月7日，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的12次会谈，会谈的内容涉及了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从备忘录记录的时间来看，米高扬几乎每一天都会向莫斯科发电报，及时地汇报当天的会谈内容。虽然，当时斯大林给米高扬的指示电报，至今都没有公开，但是，从现在已经公布的档案里可以看到，斯大林精心安排的这场秘密外交，并非只是让米高扬“带着耳朵去”的。
当时，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政权，但打江山容易坐江山难，越是临近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就越感到，中共在如何管理国家，特别是在经济管理和城市管理方面，缺乏经验。因此，在与米高扬的会谈中，中共领导人多次提出，需要苏联派遣各行各业的专家和顾问，帮助新中国的建设。
干部准备不足，导致了中共对怎么管理国家，怎么坐稳江山信心不足。你再看后来周恩来、陈云、薄一波跟苏联大使的谈话，其实讲的都是这个问题。你这个企业怎么管理？没人管过企业，打麦子他知道，但怎么管工厂？还有技术人员也靠不住， 国民党的技术人员不敢用，日本人遗留下来的又不可靠，自己的又没培养出来，靠谁？还得靠苏联专家啊！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根据当时的会谈记录，仅经济建设这一个领域的专家，中共方面就提出需要至少500名。在最后一天的会谈中，毛泽东还向米高扬提出新中国需要苏联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而这些要求，米高扬都及时地反馈给了克林姆林宫，并最终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后，苏联也确实加快了向中共提供援助的步伐和力度。
透过这些档案，可以看出，正是米高扬的这次秘密访问，拉近了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距离，中国共产党和苏共中央的同盟联系，也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山村里打下了基础。米高扬走了以后，毛泽东在党内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向苏联一边倒，这个政策是定了，但什么时候公开讲还要等待时机。”那么毛泽东究竟是在等待什么呢？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向各野战军及南方各游击队，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渡江战役终于打响了，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浩浩荡荡渡过长江，只用了短短两天时间，4月23日，南京解放。
1949年的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文章中宣布，新中国将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这个消息一出，怒不可遏的美国政府就立即召回了司徒雷登，中共与美国之间的联系就此彻底切断了。
其实，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早在1949年6月就已经完稿，但是他却决定在7月1日发表，对于这个时机的选择，毛泽东显然是有着特殊的考虑。他一直在等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消息。
原来1949年6月至8月间，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苏联秘密访问，计划与斯大林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在当时随行的俄文翻译师哲的回忆录中，他曾提道“我们是7月2日从北京出发”，也就是说，刘少奇秘密访苏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之后。由此，许多国内研究者都断定，毛泽东选择这个时机宣布“一边倒”，是在为刘少奇与斯大林的莫斯科会谈铺平道路。而当时斯大林对此还没有表明态度，中苏的这个结盟，是中方一头热。
有两件档案把这个事情整个翻过来了。第一个档案就是斯大林克林姆林宫办公室的日志，因为那上面写着每天谁进他办公室，几点几分进来，几点几分出去。日志上记的是6月27日晚11时，刘少奇、卡尔斯基（师哲）等人进入斯大林办公室，24点出来的，谈了1个小时。再有一个档案就是会谈记录。这个会谈记录非常有意思，上来斯大林就问刘少奇：“你来干什么？你需要什么？”刘少奇就说：“我需要钱，需要武器、飞机、军舰大炮，还要建海军基地，还要清除水雷。”斯大林说：“没问题，我都答应，要什么给什么，不要都给。”
——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冷战研究中心 主任）
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几乎同意了此前中共提出的所有要求，甚至主动提出愿意帮助中共尽快占领新疆。而这仅仅是斯大林与刘少奇的第一次会面。这表明，斯大林此时，已确定了要以中共政权为盟友的对华政策，而且急于让毛泽东知道。
第二天，刘少奇就把会谈内容向毛泽东做了报告。三天后，毛泽东就正式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态度已经十分清楚，新中国和苏联的结盟，是两国领导人深思熟虑后做出的决定。
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致电周恩来，表示苏联政府决定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10月3日，新中国和苏联正式建交。中苏关系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2月，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第一次出访苏联，为斯大林庆祝70岁的生日。很巧合的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生日只相差5天，所以毛泽东也是在苏联度过了他56岁的生日。但是，这一年的生日对于斯大林和毛泽东来说，似乎都有些不同寻常，因为等待他们的不仅仅是鲜花和蛋糕，还有一纸急需解决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个1945年由斯大林和蒋介石签署的条约，成了新中国与苏联走向同盟的绊脚石，而要怎么搬开这块绊脚石呢？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的一场正面交锋，即将在莫斯科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