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长典”的新学徒
要讲清楚陈家二兄弟（陈果夫、陈立夫），必须要讲清楚其父辈陈氏三兄弟（陈其业、陈其美、陈其采），要讲清陈氏三兄弟，必须要讲透陈其美其人其事。没有陈其美，就没有陈氏二兄弟。
1891年9月3日。
清晨，随着太阳从东方的升起，位于石门县城东街、热闹繁华的城区“善长典”铺的红门，哗啦啦一声开启了。
随着大门的开启，两位小学徒，身着长衫，脚穿布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手拿扫帚，走出门来，清扫门前，点首谢客营业。
不说别的，单说那位扫街的高一点儿瘦一点儿的学徒，就是青春少年陈其美。
陈其美命苦，7岁时生母吴氏因急病，引起腹痛难忍，早晨起病，晚上呜呼。生母去世后，10岁那年，父亲续娶杨氏。父亲也一直身体不好，花钱吃药，弄得家庭败落。1891年父亲久病不愈而去世。失去了父亲如同房屋少了顶梁柱，家中经济一落千丈。继母杨氏变卖了自己手上的一对金镯子，埋葬了父亲。
继母无力同时供养三个娃子上学，对其美说：二娃，家里的情况我不说你也知道。按照你父亲生前的遗愿，让大娃和三娃继续上学，安排你弃学经商，我也不落忍啊！如今到了这般境地，你看怎么办？
杨氏说罢泪水涟涟。
陈其美也哭了半天，才怏怏不乐说：妈，我也不为难你。我下学！
继母杨氏停止了哭泣，说：二娃，你答应了？
接着，继母又托人安排工作。很顺利，在石门县城的“善长典”铺找到了一个学徒工的工作。这让继母欢喜不尽。
行前，继母为他缝制了过冬新棉衣、新棉裤、新布鞋，拉着其美的手，说：孩子啊，小小的年纪，让你受苦了！少年异行，必成大器，当妈的等着这一天啊！
陈其美望着继母为自己做的“全身新”，泪流满面：妈妈，你要保重，我会努力的。
于是，陈其美背着那个在屁股后面打鼓的小包袱，一蹦一跳地离开了家乡和亲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善长典”铺，当上了一名学徒工，开始了独立谋生的人生之旅！
陈其美来典铺后的半个月，又收到了长兄其业的书信，信中勉励他自强不息，先安定下来，如有想法，长兄再与你参谋！你刚十五，来日方长！
望着长兄如父的信函，陈其美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想“既来之则安之”。
石门位于浙北平原的东侧，是石门县治所在。春秋时代，这里是吴国和越国接壤之地，曾垒石为门作界，所以称“石门”。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桐乡县崇福镇。
晚清时期，石门镇上有善长典、永丰典、仁大典、济恒典四大当铺，“善长典”是其中最大最老的一所，号称“百年老当”。
来到这里，陈其美才知晓，“善长典”最初是由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
胡雪岩在经营钱庄，从事丝、茶贸易的同时，在湖州、德清、海宁、嘉兴、石门、杭州、金华、衢州、苏州、镇江、湖北、湖南等地设了23处典库。初设时，善长典资本在10万元上下，在石门镇是极其风光的。但1883年，它依旧没有逃脱易主的命运。陈其美来到时，善长典已改由湖州帮、绍兴帮的商人合股经营。望着那高高的柜台，陈其美的心中不时涌起一阵阵沧海桑田之感。
应该说，典当业是一种独特商业形式，是在城镇中经营的金融机构之一种。表面上，它济急便民——事实上，某些时候也的确如此——收受押品，累计高额利息，少数能如期赎回者，典当铺获取了高额利息，多数无力赎回者，就籍没押品抵充本息。由于典当者多数是在穷途末路、告贷无门的情形下投物典当的，度过眼前的困境，接着是困境又至，根本无法赎回。所以，典当铺在当年属于暴利行当。
典当铺所采取的是散发着浓厚的封建气息的管理制度，内部等级森严，职员升迁呆滞。按照典当铺的传统规矩，如果上一级职司没有出缺，下级就一辈子升不上去。晚清年间，一般商店的学徒，三年满师后，就可以立柜当正式的伙计，然后是三伙、二伙、大伙，其中大伙相当于经理。就是一般的木匠、泥瓦匠，三年学徒期满后，也最多再为师傅半义务劳动两年，五年便可以自立门庭。唯有典当铺这个行当，学徒是无限期的。长典的学徒额规定为十名。如果在十名以外添收一名，则第十一名便分成两个半名，而要是收到第十二名，则第九、十、十一、十二这四名就得变成四个半名。1891年春天，陈其美来到善长典时，在学徒中位列第十二名，上面十一名师兄如同十一座山，他要想升一次，就得等一座山挪走。挪走一座山，谈何容易。
在典当中学徒，主要是要学习对货物的鉴别能力，如金银的成色、旧货的质地等，只有掌握这些技术，才能对进当来的货物开出合理的价钱。另外，察言观色，掌握顾客心理也是极其重要的环节，这要长期跟随有经验者学习才行。但陈其美的学徒生涯是从杂差杂役开始的。白希著：《上海第一都督陈其美》，金城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0页。
典当行的“猫倌儿”
在“善长典”铺的三里远的北关，有一处鱼虾货市场。每天天不亮，小商小贩们，把在湖里打来的新鲜鱼虾，挑到这里卖个好价钱。市场很大，从东头走到西头，足有三华里，说是鱼虾市场，靠近东头的地方，还有不少卖新鲜蔬菜的摊位。这里热闹非凡，小商小贩的吆喝声，买方人的讲价声，还有空气中弥漫着臭鱼烂虾的气味，充斥着这里。刚下过一场小雨，路面湿漉漉的滑。
早晨，人很多，在里面挤来挤去。
陈其美也挤在其中，他戴一斗笠，挑一担挑，担挑上是两只木桶。在一个卖鱼虾的大户前停了下来：掌柜的，我要的货准备好了吗？
正在忙活的鱼虾老板，应承着回答：好啦——
接着，那老板把一桶小鱼小虾，过了秤，说：30斤半，高高的，老客户，就算30斤吧。
陈其美咧嘴笑：掌柜的，照顾啦。
老板称完鱼虾后又道：陈伙计，我还有一些烂虾，昨天没卖完，喂猫没问题，价钱折半。
陈其美拿一根树枝在桶里搅动了一下，认为不是很烂：那就给我过过秤吧！
好啰——老板像唱歌的一样拉着长腔。
过完秤，老板又唱道：八斤二两算八斤。
陈其美说：结结账。
老板说：好哩。
半天，老板又唱说：大洋一拾陆元陆。
陈其美付完钱，把鱼虾放在两只木桶里，然后站起身，挑起桶，朝老板打声招呼，往回走。当他穿过长街，回到“善长典”的时候，还没进到当铺的后院仓库，猫儿就闻到了腥，发出喵喵的叫声。长期下来，猫儿也有了条件反射。而陈其美也对猫儿有了感情。他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己的猫儿。
说起陈其美“猫倌儿”这个雅号，得回到“善长典”铺里讲。
且说“善长典”是四大当铺的龙头老大，门面最大，院子最深，员工最多。进了“善长典”的门面后，你再往里走，幽深的院子里，隐藏着十几个库房。里面分门别类地放着各种典当物。为了防止老鼠的利牙，他们饲养了百十只猫。因此，做杂役的陈其美就成了这百余只猫的长官。每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担着担挑，到鱼虾市场上，购买小鱼小虾，回来佐以碎米煮作猫食。应该说这是很琐屑的事，但陈其美不厌其烦，百十只猫个个养得膘肥体壮。他在养猫的三年间，由于经常出入集市买鱼，在当地结识了许多朋友，朋友们都十分喜爱这个外表精悍、口齿伶俐的小堂倌。当地人谁家有婚丧嫁娶之事，都喜欢邀他这堂倌儿前去做客。
后来，陈其美的职务有所升迁，曾做过“寻包囡”。这是一种专门为客户存放或寻取典物的角色，这个角色显然比喂猫要重要得多，尽管他还依然是个未入流的角色。
在“善长典”，陈其美还有一个绰号，叫“书生”。他爱读书，常用读书写字来打发寂寞单调的日子。特别是晚上，当当铺的红门一关打烊后，高墙内的生活如同牢狱一般，所有的学徒工是不准出大门的。随着黑夜的降临，他会想到鬼怪们，越想越害怕，因此他用读书写字来排除心中的恐惧。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练就了一手好字。这也算陈其美在“善长典”期间的一个额外的收获。也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善长典”的高墙，阻隔不住陈其美对外界世界的关注。
白天是他接触社会的好机会，一天，他在外出办事中，遇见一个老者，送给他一份小报《时务报》，老人告诉他：天要变了，娘要嫁了，西风盛了，东风衰了，国将不国了……他很新奇。后来他和这位老者成了朋友，每过一段日子，老者总要来店送上一份《时务报》。于是小报成了陈其美窥视大千世界的一扇窗口。每次他都能从小报找到他要看的消息。有的让他激动，有的让他愤慨。于是他对人生和世界有了自己的看法。
陈其美在“善长典”的时期，正是中国社会风云迭起的时代。
1840年，西方帝国曾用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或说我们的火药错装了帝国的炮膛，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在八国联军枪炮的迫使下，一条条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南京条约》《辛丑条约》《北京条约》等2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由君主****社会走向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也是列强在中国建立殖民体系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与初步形成。《南京条约》又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构成了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最重要的奠基石。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三国在中国取得了如下权利：
1.取得自由对外贸易的通商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
2.取得协定关税的权利。
3.取得在华传教、租地建房的权利。
4.取得领事裁判权。
5.取得部分中国领土的占有权。
这些不平等权利构成了中国最早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无论是今后的租界、内河巡航、高额赔款都不过是上述权利的延续、发展与补充。
1853年在上海的一场小刀会起义令英国人取得了控制中国海关的绝佳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4年，英法为扩大在华权益再度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条约：
中英、中法、中俄《天津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和中英、中美、中法、中俄《北京条约》。
这次战争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欧美各国又取得了一些新的特权：
1.胃口大开的领土要求。
2.扩大对外贸易窗口的要求。
3.内河航运权。
4.鸦片贸易合法权。
5.内地自由行动权。
6.劳工出国权。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大多围绕着贸易而进行，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的商品，在本国市场销售商品取得利润不能完全满足资本家的欲望，因而就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所以各国采用的都是自由贸易的经济方针，政府制定的对外政策无不以扩大贸易对象、实现商品输出为主要目的。打开中国的大门，建立殖民地，要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都是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面对顽固不愿开放的清朝政府，各国就采用了先以武力手段迫使中国政府谈判，再取得交易特权与商品市场。
自1860年后，清帝国进行了一场洋务运动的变革；在1860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清政府“内外祥和”，称之为“同治中兴”。但是，好景不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876年因马嘉理案签订《烟台条约》。1883年，法国为侵略越南而挑起战争。在这场被称为中法战争的战争中，清军于马尾海战大败后在陆地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时清政府却主张趁胜求和。1885年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这场战争显示了洋务运动的成绩，更暴露了洋务运动的严重不足。
此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制定了入侵中国的“大陆政策”，并通过不断扩军备战一步步实施他们的计划。在一切就绪之后，1894年，日本发动了日本称为日清战争的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战争迅速失败。189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