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伋
张伋看过皇帝的度田诏，心里十分为难，寝食不安。
他是河南尹。“尹”本来是长官的意思，刘秀在西汉末年赤眉大起义之后的军阀混战中取胜，建立了东汉王朝，又称后汉，把首都设在洛阳。洛阳原来属于河南郡，建都后，就把河南郡称为河南尹。同时，“河南尹”也是对这一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的称呼。作为地方，它包括了当今河南省黄河以南的洛水、伊水下游、双自河、贾鲁河上游地区及黄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刘秀建国以后，把大量的土地赏赐给皇族、亲戚、功臣等等，豪强地主也乘机兼并土地。因此，从东汉初年开始，土地问题的矛盾就非常尖锐。朝廷按土地面积收税，大户人家就隐瞒土地。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无以为生，就去依附大户人家，给他们当宗族、宾客、徒附、部曲，类似于后来的长工、佃户等等。大户人家大量地隐瞒这些依附农民的户口，这就使国家的丁口税，也就是人头税大量减少。所以，土地兼并的后果，一方面是失去土地的农民生活无着，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另一方面是国家的收入减少，造成财政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刘秀就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六月下令度田，也就是要丈量土地，清查户口。
河南尹可不同于其他地方，这里靠近首都，达官贵人、皇亲国戚都在这里购买和掠夺土地。这些人谁也不肯如实呈报土地和人口的数量。但这些人又个个官高势重，别说各县的乡官县令，就是他河南尹能不能做长，也要靠这些人的庇护。所以，在河南，度田的任务就更加艰巨。他张伋得处处小心。
“大人，召陵侯李雄遣人来拜。”正在张伋忧心忡忡的时候，家人来向他禀报。可他一时又想不起这位李雄是谁。但既然是侯爵，就一定有来历，他派来的人就怠慢不得。他一面传话请客人进来，一面让负责文书的小官书丞去查官册。原来，张伋为了防止得罪达官贵人，就把本地在京师做官的人造了个名册，随时备查。客人大摇大摆地走上堂来拜道：“小的是召陵侯李雄家令……”这时，书丞回来，贴着张伋的耳朵小声说：“李雄乃大司空李通的儿子。”张伋只觉得脑袋里面轰的一声响，就啥也听不见了，连请客人坐都说不出来。幸好书丞还算机灵，拿过一块席，请客人落座。好在那家令开始只是寒暄几句无关紧要的话。等他恢复过来，就听到那李雄家令说：“召陵侯在新城县（在今河南省伊川县西南）购得薄田三百顷。近日陛下有令，检核田亩，召陵侯还望大人如实检核。”张伋心想：哼，屁话，如实检核，还用你特意跑一趟？但嘴里却说：“召陵侯这样关照，本官一定照办不误。”这时，那家人从怀里掏出一块绢，递给张伋，说：“今特将薄田实数呈与大人。”张伋看也没看那绢子上写些什么，就把它揣到自己怀里，赔着笑说道：“请转禀你家大人放心，在下一定按此数如实检核。请侯爷放心，放心！”那家令笑着离开了张伋的家。
“来人！”这是张伋唤一个亲信小吏的习惯用语。那小吏应了一声，到堂上来问道：“大人，有什么吩咐？”“你速去新城，告诉新城令，李雄家的田产要按这上面的数如实检核。”张伋掏出那方自己连看都没看的绢子。小吏笑嘻嘻地说：“大人，您看今儿都这么晚了，明天再去也不迟啊。”
“混账！”小吏头一次见主人跟他发这么大的火，正在莫名其妙的时候，张伋说，“你知道李雄是什么人啊？大司空李通的儿子！李通是什么人啊？皇帝的姐夫！是同陛下一起打天下的人。你得罪得起吗？”小吏听了这话，二话没说，出门上马就走了。
第二天，小吏回来了。张伋一看，连新城令也跟来了，就问他：“你不在新城县认真检核土地，到这里来干什么？”
新城令手捧装官印的盒子说：“小人是来向大人辞官的。我这个县令实在是没法干下去了！”
“混账！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时，你却要躺倒不干……”
“下官实在是没法干下去了。本县多有京师达官显贵、皇亲侯王等等购置土地，膏腴良田多为他们所有。多者上千顷，少者也有几百顷。按王莽年间的土地账簿，本县共有土地三万一千顷。而现在呈报上来的数还不到一万九千顷。其中九千顷为中、下户所有，一万顷为大户所有。而实际上，大户的土地数何止成倍？即以召陵侯为例，先后三次在我县贱价购得四户王莽亡臣的土地，按旧账计算，此四户原来呈报的土地是七百余亩。此外，还有一些下户的土地夹裹其间，耕种不便，自愿奉送给他们，并请求做他们的宾客，这样的土地也有数十顷。而召陵侯自言仅有三百顷，不足一半，又自言丁男、丁女共计只有两百余口。据下官所知，他家的宾客、宗族、徒附、奴婢、部曲等不下千人。近日下官也接到这类来书十余封，皆言请按他们自报的数如实检核。下官实难处置，因此恳请交还县令印绶，回乡为民。”
“混账！”张伋把惊堂木一拍，厉声说道，“陛下下诏度田，你躺倒不干，岂不是抗旨不遵？你还想要脑袋不要？再说，大户人家都是知书达理的礼仪之家，岂能为几斗租赋而隐瞒几亩田产、几口人丁？而小户人家之中，刁钻之民甚多，难道你那九千顷就是实的吗？”
新城令一听，茅塞顿开。对呀，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人，只在大户人家头上打主意，被他们隐瞒的土地是有处可寻的。于是拜道：“谢大人指点，下官一定照办不误！”新城令高高兴兴地回新城县去了。
张伋觉得这个办法很好，既可以把总田数查得差不多，又可以让大户人家满意。各县都应该懂得这个方法。他又巡视各县，暗示新城县如实查田的方法。于是，河南尹的查田工作就这样进行了下去。其实，其他各地也很少有真正如实查田的。
这种查田方法包庇大户，侵夺中、小地主和贫苦农民，搞得各地怨声载道。很多中、小地主破产，更多的农民沦为大地主的徒附、部曲、宾客等等。光武帝下令度田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社会矛盾反而更加尖锐了。
有一次，刘秀带着太子刘强、右翊公刘辅、楚公刘英、东海公刘阳、济南公刘康、东平公刘苍等几位皇子到函谷关（在今河南省新安县东）一带去打猎游玩。这里离洛阳不远，属于河南尹的管辖范围。皇帝车驾出城，过了谷水不久，就被一群百姓给拦住了。他们大声喊冤。刘秀不知怎么回事，派人去问。原来，这些人聚众喊冤，是因为他们那里的官员在核田的时候包庇大户，苛薄小户。大户人家田多少核，小户人家田少多核，甚至宅院房基也核在田地之内。刘秀答应回去查问此事，那些百姓才退去。
刘秀想，我让人查田的目的是查清隐瞒的土地，公平地负担租赋，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如果真像这些百姓说的那样，岂不是适得其反﹖于是，光武帝派侍御史为钦差大臣，去调查核田的情况。
几天后，侍御史回来报告说：“臣调查了河南尹的偃师今河南偃师、巩县今河南巩县二县。一路上，县民听闻钦差大臣前来，遮道号呼，纷纷诉苦。皆言乡里、县官以度田为名，媚上凌下。大户有田不报，肥田劣报；对中、下户则肆意侵夺。小民苦不堪言，怨声载道。据知情者言，河南尹各县大多如此。”
这时，陈留在今河南省开封到民权之间的地方太守派官员来报告：“近日以来，陈留县在开封东境内群盗并起。既有无业游民，也有略有产业者。他们攻击郡县，杀害长吏。派兵追讨，兵至则贼散，兵去则复聚。为害甚盛，郡县难制，太守特遣臣禀报陛下。”那陈留官吏照着简牍上的提纲禀报完毕，刘秀心中十分烦恼。陈留距京师仅二百里路，陈留不太平，也是对首都的威胁。他怕那官吏禀报有误，就要他拿的简牍看。那官吏有几分迟疑，又不敢不给，刘秀觉得有点纳闷。他认真地读了每条木简上的字句，知那官吏所言不虚。他正要把简牍还给那官吏，突然发现在最后一条木简上有一行小字：“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刘秀觉得这句话与他禀报的内容并无关系，为什么要写在这上面呢？他问道：“这两句话是何含义？”那陈留官吏一听问这两句话，立时心慌起来，支支吾吾，伏在地上不敢回话。再三追问，他才结结巴巴地说：“此话是臣到京师之后，在长寿街上听说的，觉得有趣，便随手写在简上。”刘秀反问道：“难道你来京之前就知道要听说此话，所以多带一条简不成？你可知欺君之罪？”那陈留官吏只是连连叩头，不敢回话。
这时，屏风后面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请父皇息怒，儿臣能解此牍。”说话的原来是年仅十二岁的东海公刘阳。他请陈留官吏退下，然后说：“此话必是陈留太守告诫他的话，说的当是度田之事。”刘秀回身问道：“为何要说‘河南、南阳不可问’？”刘阳说：“河南尹乃帝都所在，近臣甚多；南阳郡是陛下故乡，近亲甚多。近臣也好，近亲也好，田宅、户口多超过规定，难以度准。”刘秀让一个宦官去盘问陈留官吏，结果与刘阳说的完全一致。刘秀的心情很复杂，看来，度田不实，与自己的近亲近臣有着直接的关系，与自己也能拉上间接的关系。看来，度田也实在是一件很难办的事。但既然已有成命，就得进行下去，哪怕只是做做样子。只是，对这些度田不实的地方官吏该如何处置呢？治他们的罪，也确实有点冤枉他们了。
就在刘秀犹豫不决的时候，青、徐、幽、冀四州（青州在今山东省北部，徐州在今江苏省北部，幽州在今河北省北部，冀州在今河北省南部）也纷纷来报：盗贼蜂起，杀掠郡县，州郡镇压不住。细究原因，皆因度田不实。因为度田不实的实质是富豪大户把自己应该负担的赋税转嫁到中、下户身上，结果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贫者受的盘剥太深，无法容忍，便聚众造反。所以，这次的事件不但有无地的农民参加，也还有中、小地主参加。想到这些，刘秀也就顾不得冤不冤枉了，下令逮捕河南尹张伋及青、徐、幽、冀等州刺史、郡守等十余人下狱，以度田不实、欺君罔上、盘剥民众的罪名将他们全都处死了。可怜张伋，一心为了讨好朝廷中的权贵，却不想被他们要了脑袋。
刘秀杀了这十几个替罪羊，先平息了一下民愤，然后用分化瓦解造反农民的阴险手段，把这次农民起义镇压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