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飞公司在601所的配合下，经过上上下下全力以赴，日夜赶班，终于把歼8Ⅲ01架飞机组装出来，并于1993年12月12日首飞成功。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欣悉此事，立即向中航总发来了贺信：“欣悉配装‘昆仑’发动机的歼8Ⅲ01架飞机首飞成功，取得了歼8Ⅲ研制工作第一个战役的胜利。……歼8Ⅲ01架飞机首飞成功取得的阶段性胜利对我军武器装备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央首长的祝贺与关怀，更激发了参研人员的斗志和干劲，“争三保四”实现了，还要实现“争六保七”。
1995年10月31日，空军第一试飞大队付国祥同志驾驶歼8Ⅲ01架飞机转场到阎良机场。从此，歼8Ⅲ型飞机进入设计定型试飞阶段。
1996年9月23日下午，空军第一试飞大队黎庭光副大队长驾驶歼8Ⅲ03架飞机也顺利转场到阎良机场，加入到定型试飞的行列。
航空航天工业部《关于全面开展歼8Ⅲ型飞机研制工作的决定》中明确要求：“歼8Ⅲ型飞机定型试飞技术难度大、周期短，必须加强管理，精心组织，推进协作，以确保完成‘争六保七’设计定型的目标。”
定型试飞是试飞院的主要任务。为了保证试飞顺利进行，成立了现场技术工作组。飞机厂所、发动机厂所和各新成品厂所，都派出技术服务人员到试飞现场跟飞，约20个单位近百号人。杨凤田经常到试飞现场去，及时发现、协调、处理各种问题。由于飞机是新的，发动机是新的，雷达火控系统也是新的，有些新成品第一次装机，因此试飞初期故障比较多。发动机的故障刚排完，飞机上天后，雷达等电子设备又出现故障了，飞机停飞了，又要排除新的故障。可是飞机刚飞一两个起落，发动机又有故障了，这样反反复复，飞机飞行的有效起落数很少。各单位的跟飞人员出于各单位的利益，自身的责任，再加上跟飞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素质参差不齐，常常出现扯皮、推诿、争论不休的局面。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很难拧成一股绳，形成合力。致使试飞工作步履维艰，有如蜗牛爬行一样，其进展速度很是缓慢。杨凤田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照这样飞下去，何时才能飞完哪？不行，得想点办法。”于是，杨凤田决心要采取有效管理措施扭转这一局面。他找当时在试飞现场的中航总“八三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勇、试飞院院长陈启顺、发动机总师严成忠协商，如何才能加快试飞进度问题。按当时跟飞人员的状况，他们认为应再次强调研制歼8Ⅲ型飞机的重大意义，一定要讲团结、讲协作、顾全大局。让大家知道试飞工作缺了哪一家都不行，大家必须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杨凤田的建议下，1997年10月17—18日，“八三工程”领导小组副组长刘高倬在阎良召开有18个单位“一把手”参加的两师系统会议。会上，大家统一了认识，必须大力协同、严密组织、加强管理，以确保试飞进度。会后，在试飞现场初步形成了以型号办主任王勇为核心，试飞院院长、飞机总师、发动机总师“三位一体”的组织模式。在后来的试飞中，这个组织模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时刻以实现歼8Ⅲ型飞机研制目标为宗旨，齐心协力、求真务实，使中航总的初衷得以落实，并收到预期的效果。特别是在已明确歼8Ⅲ型飞机不搞设计定型的情况下，飞机总师单位及有关厂所仍以大局为重，全力支援“昆仑”发动机的定型试飞，并按计划完成了试飞任务。
王勇主任很熟悉试飞工作，有很强的事业心、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凝聚力。他与杨凤田密切合作，无论是飞机厂所、辅机厂所、发动机厂所、试飞院还是试飞团，大家都一致认同在歼8Ⅲ型飞机试飞中形成的“三位一体、一个轴心”的管理模式，他俩在这种管理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试验现场有口皆碑。
开创软件管理的新方法
歼8Ⅲ型飞机综合火控系统是我国首次自主设计、自主开发的第一套数字式综合火控系统。在功能和性能上达到了国外第三代同类系统的水平，填补了多项国内空白。
综合火控系统的组成包括有：脉冲多普勒雷达、连续波照射器、雷达罩、惯导系统、火控计算机、大气数据计算机、外挂物管理子系统等十几个组件。涉及的单位有613所、615所、618所、南京14所、171厂等十几个单位。设备多、厂家多、技术新，这无疑给火控系统的定型试飞带来了很多困难。
综合火控系统的软件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嵌入到各子系统的处理机中，其功能是为综合火控系统提供综合的控制和管理，完成任务准备阶段、导航阶段、空中警戒阶段和攻击阶段的全部要求的系统控制、任务解算、信息传输和显示等。这套软件决定着飞机的空战能力和飞机自身的安全问题。尽管在定型试飞前做过C型件（原理样件）和S型件（装机样件）系统综合联试，进行过软件攻关，解决了大量问题和故障。但进入定型试飞后，软件管理曾一度失控，问题和故障仍不断出现，而且问题的出现呈现发散状态，越来越多，面越来越大。这引起了杨凤田的高度重视。他深入了解每次故障的过程，寻找故障原因，又向生产单位现场跟飞人员详细了解每个软件的研制过程和有关技术细节。经过他的认真思考、分析，他意识到问题的关键是各单位的软件研制缺乏工程化管理，没有统一的技术标准，没有统一的检测手段，各家各行其是，因此软件的技术状态难以控制。而且歼8Ⅲ型飞机的综合火控系统是一个高度综合化、数字化的火控系统，每一个故障都可能需要多方面的研究、协调才能解决。所以杨凤田与行政指挥系统协商并同意后，决定立即组织业内专家对主要成品参研单位的软件研制过程进行检查。可是这些参研单位都不愿意接受检查，因为软件的研制过程各单位都有自己的办法，是相互保密的。于是杨凤田只好再次与各参研单位协商，强调要以大局为重，强调技术交流，共同借鉴、共同提高。他耐心细致的工作，诚恳热情的态度，说服了各单位。这样经过半年的调研和论证，在相关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建立了试飞现场软件配置管理系统，采用工程化方法管理软件，通过集中管理、双方控制的手段解决软件产权与保密问题，首次成功解决了软件管理方面的难题。软件配置管理系统组建后，综合火控系统各子系统软件均纳入配置管理库，彻底杜绝了以前无法监控和管理的混乱局面，使软件版本得到了有效控制。在杨凤田的组织下，按这种管理方法，对各家的软件研制过程进行了全面检查，发现问题立即解决。这是首次在飞机型号研制中推行软件配置管理和软件第三方检测，使软件的技术状态可控、可追溯。这次检测后，故障出现的概率明显下降，经过半年的运行，大家看到了第三方检测的效果，大大提高了软件的研制质量，对保证定型试飞进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此，杨凤田关于软件配置管理和第三方检测的方法被军方和后续各重点飞机型号研制广泛应用，在中国开创了软件工程化管理的先河。
伤痛的心又被刀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