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机遇，力主研制新机
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宝岛台湾仍由民进党执政，并企图脱离祖国大家庭的怀抱，独立建国。此前台湾从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购买了F-16、“幻影”2000-5飞机，自主研制了IDF飞机，都是具备发射、制导第四代空空导弹能力的第三代飞机，达到了较强的空中作战能力，使我国完成统一大业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这真是小小宝岛“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激起了祖国各族人民的极大愤慨，反“****”、保统一的呼声响遍神州大地，致使“****”分子不敢轻举妄动。但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必须有足够先进的武器，无论是在性能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要超过“****”分子所有的武器，才能与“****”分子相抗衡，才能以牙还牙，才能抑制“****”分子的狼子野心。可是我国当时最好的空空导弹是第三代的半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发射后需要载机飞行员继续操纵飞机跟踪目标，瞄准目标，直至击中目标。而第四代空空导弹是主动雷达型导弹，也叫“发射后不管”导弹。它可以在发射后立即（或载机跟踪一段后）由导弹上的雷达来自行瞄准、跟踪、飞向目标机。这就使飞行员在发射导弹后不必全程瞄准目标，甚至发射后即可脱离该目标，转入其他战术动作，攻击其他目标。“发射后不管”导弹的这一特点，再加上它的射程要比半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更远、威力更强，为发展双目标攻击、多目标攻击创造了条件。
显然，我国的进攻性武器——空空导弹的水平已经落后国际水平，也弱于台湾地区和某些周边国家。我军的战斗机超视距作战能力处于明显的劣势。敌强我弱，落后就要挨打，必须迎头赶上。
根据中央军委制定的新时期战略方针，为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适应2000年后的空战环境；为弥补我国超视距空空导弹武器系统的不足，我国决定在国内预研的基础上，通过对外合作，引进关键技术，消化吸收，自行研制中远程空空“发射后不管”导弹，并逐步在不同飞机型号上挂装形成全武器系统装备，从而可以有效地抑制“****”势力，捍卫祖国的统一大业。有弹必有机，用什么飞机作为第四代空空弹的载机呢？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开国元帅陈毅曾说过：“祖国如有难，汝应做先锋。”杨凤田站在航空技术的最前沿，高瞻远瞩，认为必须研制出一架性能更好、武器火控系统与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BGD导弹）相匹配的飞机，才能充分发挥BGD导弹的作战效能，才能形成一种先进武器装备。于是他抓住难得的机遇，借弹“孵”机。从1994年开始就着手组织601所有关专业人员对载机进行论证。
依据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精神和原则，结合国内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的发展规划和安排，他组织孙聪、刘华翔有关技术人员研究国外发展拦射武器火控系统和主动雷达型导弹武器火控系统的情况。在总结ZLD导弹火控系统研制经验、教训和技术收获的基础上，认真讨论和研究了发展多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武器火控系统的技术途径，论证了在已成熟机种上进行技术验证或形成装备的总体设想和初步方案。最终形成了4种不同方案供上级领导机关决策。
为加速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上级决定改装2架现役或在研并具有改装条件的飞机作为验证机配合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并把这一项目命名为BGD工程，而飞机不批型号、不列装。但没有确定使用的飞机型号。
1995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BGD工程指挥部工作会议。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怀国模、中航总副总经理张彦仲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关心BGD工程的心情和希望早日研制出BGD导弹的指示精神，分析了航空武器装备发展的形势和BGD工程的重要地位，要求全体参研人员要有强烈的紧迫感、责任感，要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团结协作、千方百计、保质保量提前完成好BGD工程的研制。
正当全体参研人员奋起研制BGD工程的时候，海湾战争爆发，美国使用先进的中距AIM-120导弹，成功地击落了伊拉克在禁区内飞行的米格-21型飞机。随后在科索沃战争中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使馆被炸，国际形势严峻，国家加大了对国防工业的资金投入。于是，1997年2月，国防科工委同意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武器列入主要武器装备研制计划和年度计划，并明确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武器系统主要由飞机、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某型雷达-1PD雷达、单目标火控系统组成。首先按对外引进技术合同完成配套工作，并要求在2003年完成飞机配套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武器火控系统的设计定型。这样，飞机系统的研制工作就提到议事日程。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用哪种型号飞机作为验证机。根据当时国内的情况，国防科工委、空军确定用歼8D型飞机或歼8C型飞机改装成验证机。杨凤田对两型飞机的技术状态和性能了如指掌，经他分析，认为歼8D型飞机技术落后，改装难度和改装工作不亚于研制一架新型飞机，而歼8C型飞机在定型试飞时，发动机、雷达问题较多，终止研制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那样将严重影响BGD工程的研制进度，又由于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对载机技术要求较高，他认为这两型号飞机都难于改成验证机。他从国家利益出发，从部队急需出发，从航空技术的发展出发，对有关载机方案进行了认真分析研究，提出了新的载机方案。“以歼8Ⅲ型飞机的综合火控系统为基础，研制一型新飞机配合主动雷达型空空导弹武器系统的研制，更容易满足导弹的技术要求。同时，飞机又可作为一代装备列装，从而大大提高部队的装备水平，使国家的投入发挥效能，部队得到实惠。”这一方案的提出，立即得到国防科工委、空军的高度重视，并得到相关参研单位的大力支持。经过多次论证和协调，空军采纳了这一建议。在1997年的BGD工程工作会议上，同意改装一架歼8D型飞机用于导弹挂飞，投产一架歼8D型飞机用于导弹靶试，再改装一架正在定型试飞的歼8Ⅲ型飞机用于导弹和飞机设计定型试飞。一个新的“撒手锏”项目初见端倪。
1998年，空军在制定研制要求过程中，将BGD工程的飞机型号命名为JBF型飞机。明确其作战使命是：作为我国航空兵××××年后装备的战斗机，以制空作战为主，兼有一定的对地（海）攻击能力。
从此，杨凤田力主研制新型飞机的建议变成了现实。JBF型飞机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书写航空史新的一页。
坚持选用成熟的发动机
根据空军的要求，杨凤田再次组织有关专业人员进行补充论证。发动机是飞机的核心部件，“JBF型飞机应装用什么发动机呢？”国内现有的发动机型号在他脑中转来转去。当他想到JBF型飞机是在歼8Ⅲ型飞机基础上进行改进的，而歼8Ⅲ型飞机装备的“昆仑”发动机是我国第一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涡喷发动机，但这型发动机技术问题多，已影响了歼8Ⅲ型飞机的研制，其技术问题又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如果JBF型飞机采用这种发动机，那么它的研制前途就很难预料了。如果不采用这种发动机，那它的研制前程又怎样呢？这已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了，而是涉及到发动机的出路和商业利益问题，选用什么发动机成为相当困难的事。机关、使用单位及研制单位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在相关会议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作为JBF型飞机的总设计师，对选用什么发动机非常关切，进行了认真思考。他从国家利益和保证BGD工程研制的利害关系出发，纵观大局，力主JBF型飞机选用更为成熟的发动机。他先后多次到发动机研制单位、使用单位调研，认为将黎阳公司生产的涡喷13AⅡ发动机进一步改进，增大推力后（涡喷13B发动机）作为JBF型飞机的动力装置更为合适。为此，他到国防科工委、空军和中航总汇报，阐明发动机选型的重要性及利害关系，阐明选用涡喷13B发动机可以保证JBF型飞机的性能和研制进度，又稳妥可靠。在杨凤田的艰辛努力下，各方接受了他的意见。这样，JBF型飞机的研制方案就基本形成了。JBF型飞机的武器火控系统在歼8Ⅲ型飞机的基础上进行改进、换装涡喷13B发动机。两架JBF型飞机用于飞机性能试飞、电子对接和导弹靶试，完成BGD导弹定型和飞机定型任务。
为了加快JBF型飞机的研制步伐，1999年6月，中航总BGD工程办公室和空军装备部科研部在沈阳共同主持了“BGD工程科研载机研制方案评审会”。会议听取了601所关于JBF型飞机总体方案报告、动力装置方案报告、综合火控系统方案报告、武器系统报告等。评审组认为：研制方案基本合理、可行，基本可以满足《JBF型飞机研制总要求》的要求，JBF型飞机的研制工作已具备转入工程实施研制阶段的条件。会议期间，杨凤田主持召开了JBF型飞机进度安排协调计划会，重新绘制了零级计划网络图。另外，由型号副总师仇文伟主持召开了武器火控系统试验/试飞等专题技术工作协调会。使各项工作安排有序，件件落实。
1999年8月，总装备部军兵种部、空军装备部及中航一集团领导到601所现场办公，根据601所的建议，决定投产2架动力装置为涡喷13B的JBF型飞机，并要求2000年底前实现首飞。
1999年10月召开了JBF型飞机补充方案论证会，至此，JBF型飞机的研制工作全面展开。
不难看出，杨凤田是第一个使用BGD导弹的人，第一个把弹“孵化”成机的人，可以说没有杨凤田也就没有JBF型飞机。
JBF型飞机比歼8Ⅲ型飞机在技术上有较大提升，概括为“2项基本改进”和“12项附加改进”。2项基本改进是加装与BGD导弹有关的雷达、火控、武器、显控及惯导等系统，更改和换装涡喷13B发动机引起的动力、燃油、液压、环控、仪表、电气和进气道调节系统。12项附加改进则是航电设备更新提升，其中主要关键技术是突破“发射后不管”导弹火控系统设计研制、试飞和靶试。
为了尽早研制出JBF型飞机，为了实现2000年首飞的目标，杨凤田率领他的团队开始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地奋战着。
鸡蛋之争与机弹之争
在自然界里，鸡生蛋，蛋孵鸡，循环不已，使蛋、鸡永存。可是，无论是吃蛋的人，还是养鸡的人；无论是中国的科学家，还是外国的科学家，谁也说不清楚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关于这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各执其词，直至现在也是个解不开的迷。
当BGD工程研制工作全面启动后，就出现了机、弹之争。研制导弹的人认为，BGD工程是以导弹为核心的，没有导弹的研制就没有JBF型飞机。所以，飞机是小系统，应为导弹服务，BGD工程的主导单位是导弹研制单位，并应是型号总设计师单位。而飞机型号主管单位601所认为，JBF型飞机立项后，就是新型飞机，就应以飞机为主，导弹只不过和机上其他武器设备一样是个分系统。飞机上的系统、设备多，协调关系多，技术复杂，只有飞机总师单位才能处理解决。在飞机型号总师系统中，导弹单位只能出任副总设计师，何况在各型新机研制中都是如此，JBF型飞机也不能例外，导弹就得嫁“机”随“机”了。在以谁为主的问题上两家单位争论不休，上级机关采取了折中办法，任命空空导弹研究院（简称导弹院）的董秉印为导弹总设计师，杨凤田为JBF型飞机总设计师。这样的双总师制度，有利于飞机和导弹两条研制线上各自工作的进展。但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一山不容二虎”，这样的组织形式自然埋下了矛盾的种子。在BGD工程研制过程中，时有机、弹相争的事发生。倒不是机产弹还是弹孵机的问题，主要争论的是技术问题、工作安排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