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师赣南，果然将敌人调离闽西。一切正常，此时一切都在毛泽东的把握之中。想一想毛泽东该干什么了？土改啊。
毛泽东发现他可以放开手脚了，他批评了不分配土地等错误，这一取得全国胜利的基本路线显然此时没有被他身边的军人同志们打心眼里接受，老百姓并没有信任红军，给他们分地并不像打土豪那样可以得到浮财的红利，获利的弯子绕得太大，军人们不积极，没有热情。毛泽东可不愿意等下去，虽然说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但正确的规划却不是逐渐完成的，而是一开始大框架就是构思好的。土改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关键思想，他要推行之。
这时毛泽东的权力在手，他的思想得以实施，在红军控制的范围内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这一回是把大量的农民绑上了革命的战车，规模远高于上次的试验。随着军事斗争的胜利，革命的波涛开始澎湃。分得田地的农民自然地站到了国民党的对立面上了，这就是制造波浪的开始。
到3月中旬，赣西南和闽西苏维埃政府成立，实现了毛泽东一年前向中央立下的军令状。
这一成就有很重要的意义，表明毛泽东是说得到做得到，事先说出来，告诉他的同志他将怎么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这样到实现预定的目标后，总结一下，再提出下一阶段的任务和目标，一旦不断地重复这样的过程，对于争取人心，效果会不可思议地放大，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著名的工作方法。
毛泽东办法很多。他形象地将他的办法表述为以根据地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从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后，只经过短短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毛泽东试验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有了一大片农村根据地，红军作战规模变大，进入运动战境界。
我们可以看出，有了毛泽东指引的路线图，再有朱、彭、林、陈、罗诸位元戎相助，毛泽东开辟了一条通向胜利之路。
这是毛泽东完全独立的起点，他的思想已经完全脱离了书本和外界的指导，他的方法也是没有人实行过的，按照后来通行的说法他在坚持从实际出发，其实就是怎么活下来，怎么才能做大，先得在理论上说服自己，然后再到实践中验证。
毛选第一篇说的是革命需要的是团结多数打击少数，中国人口中农民最多，革命的主力军是广大农民；第二篇说的是农民有着强烈的均分土地的革命欲望。随后的文章则是表明农民中的力量就像火山一样被压在厚厚的地壳下，需要枪杆子的力量来撬动，来引发，所以他要上山，建立军队，用枪杆子建立政权，推行土改，这个过程自然就伴随根据地建设。这个过程如同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毛泽东的事业的核心元素是人，所以他需要说服更多的人接受他的观点，他强烈地盼望他的同志们从书本上，从俄国人的指挥下走出来，听从他的理论和道理。我们需要知道，当毛泽东上山独立寻找中国革命出路的时候，我们党的其他领导人在干什么。
我们无法知道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和俄国人分道扬镳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一个最常见的误区就是将民族主义变成贬义词，这是斯大林给其他党扣的一顶大帽子，可是斯大林之所以影响巨大恰恰是他无休止地为俄国的利益而战，美英则针锋相对，其他的国家则在这场斗争中被伤害，主义之争的背后是赤裸裸的利益，大到国际全世界，小到党内斗争。毛泽东尚没有进入为了民族和国家利益而战的层面，他只是需要有力量，需要在这腥风血雨中活下来，能够发展壮大。
上山就是开始，建军就是落实，土改就是试验，尤其是通过实践已经初步证实了他的路是能够走通的时候，他的探索已经有了结果。他已经试出来了，他已经把握了某种原理，这时候他的阻力主要来自他的党内同志，特别是那些在党内比他地位高的同志。
因为这时即使是他的亲密的同事们，像朱德这样的一些好同志往往也是更倾向于听从上级的指示。
为了说服更多的同志接受他的观点，他将目光瞄向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他需要理论上说服他的同志们，告诉他们他找到了大本大原。
毛泽东抓住了自己距离现实最近这个优势，有意识开始克服他遇到的阻力，使用的武器叫作：调查研究。
经过寻乌调查，毛泽东其实是确定了一个方针，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地主富农也给出路，不至于逼得地主、富农造反，减少胡汉三这类人的阻力。当时有人指责毛泽东是富农路线，事实上只有毛泽东这办法是正确的。革命是在上层人物不管不顾将底层的人们逼向绝路而产生的，同样，革命要想从弱势转化为强势，也不能将中间偏右的人群逼到无法生存的程度。这一点只有毛泽东知道而其他的领袖们不清楚或是做得相反，做得十分极端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并没有自己的主张而是听命于俄国人，而俄国人关心的不是中国革命如何胜利而是报复和搅和蒋介石。
在制定出减少中间阻力这一方针的同时，毛泽东写了一篇反击他的对手的理论性文章《反对本本主义》。
文章劈头就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显然他把矛头指向待在上海租界里的中央和共产国际。这些人也不傻，知道老毛在较劲。不过关山万里，大家还没有碰头。
文章同时也尖锐地批评他身边的某些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毛泽东手里只有中国的古典，没有洋码码。
毛泽东没有留学的经历，当时的中国也没有什么马克思的理论性著作，要说毛泽东的做派是马克思主义是非常勉强的，字里行间毛泽东只想告诉他的同志，能胜利才是最重要的，别的都是拽文。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写上这样一句话：要想胜利，听谁的，我建议大家听我毛泽东的。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自然将矛头对准共产国际，这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独立自主为中国的利益而战。
这是一个标志，它意味着毛泽东在党内树起了一面自己的旗帜，表明毛泽东将引领胜利。这时候的中央还在上海租界里面忙着对付巡捕房警察呢。
1931年2月，毛泽东要求省苏维埃政府贴出布告，明确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这样他的土改方案完成了。
毛泽东的革命原理，是建立在中国的土地上的。在这块土地上，大多数人无法生存，在没有土地的情况下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期盼革命，特别是农民。中国的上层社会，借助于手中的财力集中，靠着握有枪杆子，不思改革反而变本加厉剥夺底层民众，主要原因就是底层民众的无组织。革命者被屠杀，是因为手里没有枪，而土匪军阀活得很好，也是因为有枪，所以枪杆子理论显然超越了所有的主义。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将枪杆子理论说成是马克思主义，你非要说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发展，那是你的事情，因为枪杆子实际上贯穿了人类社会，在马克思之前之后都是它在起作用，而马克思学说的对历史的一个修正，正好是反对强权，指出社会底层人的利益的正义性，所以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在教条主义者眼里恰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无论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要想说话起作用，就得有枪，有了枪才能改变社会。蒋介石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就是枪、钱、人形成了良性循环，因为他和江浙财团联上了手，并且通过江浙财团与英美财团建立了合作关系。毛泽东的循环要复杂曲折得多，他没有钱，他需要用枪去筹到钱，他没有钱直接买到枪，而是需要夺枪，他依靠的是农民，因为他发现农民要的是他愿意给予的，就是土地，可是土地不在他的手里，在地主手里，要完成这一大循环，就要倒着推导，核心是要有枪杆子，所以他不再待在中央，他宁可上山当“土匪”也要有枪，但他不是一个土匪，他是一位有政治理想的革命家，上山只是他获得喘息和立住脚跟的第一步，在山上他找到了让他的小小武装活下去、能长大的方法，就是一个字“走”，通过一个走字，他获得了只赢不输的战争方略。
有了这一点，他就开始着手土改，要土改就要建政权，就有了根据地之说。在一开始，他也是把地主资本家彻底剥夺，结果带来较大的阻力，他在实践中发现了这个问题，就修正成给所有人活路。由于朱德、彭德怀的加入，使得他的力量大大增加，有机会找到更肥沃的土地，也就是更大的地盘——江西，于是更大的实践开始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上层军阀们之间的狗咬狗也帮了忙，共产国际主持下的中央则是不断添乱，但不管怎么说，他把这么大的一个循环走成了。
毛泽东心灵中最闪光的一面，不是他的性格，事实上如果不认可他是领袖，他的性格并不是叫许多人喜欢的，他最光辉的是他渴望胜利。他为了胜利可以牺牲一切，他为了胜利愿意团结一切，只要你不是他的死对头，他就会想方设法接近你，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一个现象，它对于理解毛泽东有十分重要的帮助，就是你要是喜欢他，认可他为领袖，你就会发现他绝对是个天才人物，他几乎可以在任何方面表现出杰出的才华，但要是你不喜欢他，他又是叫人绝对不愉快的，甚至是叫人难以忍受的，他的个性就像是锋利的刀刃，只要你站在他的对面，你就会感到悚然与不安。
你无法与他平行，你无法跟上他的脚步，结果就是要么跟在他的后面，成为他的追随者，你就会分享胜利成果和光荣，要是挡在他的前面不改向，就会成为他的锋芒下的牺牲品。
正当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波浪式向前发展的时候，李立三开始主持中央工作，此时的李立三已不再是当年跟在毛泽东后头的小伙子了，留法和工人运动的经历得到俄国人青睐，使得他成了中央最高的决策者。
我们知道的瞿秋白的大名，是以十次路线斗争中的反面人物出现的，实际上瞿秋白对中国革命是有大功的。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身份，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是在瞿秋白的支持下成行的，所谓的瞿秋白的“左”倾错误实际上是在革命遭受严重挫败时带有浓厚拼命色彩的蛮干，但根子上是一种反抗精神，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该怎么走，事实上毛泽东也在摸索中，周恩来和其他的起义者的尝试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的路子走通了，总之，瞿秋白对毛泽东的成功是有很大帮助的。
如同以往的党内变动一样，瞿秋白被共产国际轻松地解除了领导权，变成了文艺工作者（他的职业是记者）。
1930年6月，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李立三成了中共中央的主持者，李立三起草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还记得他们前面叫朱毛放弃红军吗？那不是恶意，只是悲观，他们之所以从绝望短时间又变成了亢奋，原因很简单，就是蒋介石和其他的军阀们大打出手了，俄国人觉得机会来了，他们觉得军阀们会像老虎一样拼个你死我活，最后中国大地上除了死虎就是伤虎，共产党就成了卞庄刺虎，就能在全中国获得胜利，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形势和当年列宁胜利前有很高的相似性，按照当时的用语叫作中国革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
他们要走的路子还是列宁的道路，他们轻易地否决了毛泽东的路线，他们认为没有那么复杂，真理在手，天下我有。
后面的事情就比较好理解了，中央指令就是这儿暴动，那儿也暴动。上海则担负总罢工，各路拿枪的同志们向前冲，名字都起好了，叫作“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好听吧，有气魄吧，可惜一切都是假的。
李立三被俄国人扶上了最高位置，就要按照俄国人的指示去办，李立三将为此付出代价。
中央严厉地批评毛泽东，并派出中央特派员传达指示：准备冲。此时朱德已经倾向于毛泽东的路线图，但“除了毛泽东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对李立三路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接受”。
话虽如此，红军的指挥权还是在朱毛手中，他们在执行过程中灵活处置，化解了这一危机。
于是，在8月1日那一天，红军奉命隔江向南昌鸣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如此就算是向中央交了差。就这样，毛泽东在朱德的支持下，就这么转着、打着，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由出发时的一万人左右居然发展到一万八千人。
不久，李立三又被俄国人丢在一边。毛泽东此时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地位没有变化，有变化的是朱德，成了中央候补委员。注意，这时候朱德才进入中央。
攻打长沙的彭德怀受到何键的追击，朱毛率军接应，打了一个胜仗。这样毛泽东、朱德、彭德怀会合，再次兵合一处，成立中国红军第一方面军，共有兵力三万多人，是当时最强大的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彭老总当然是副司令。这就是毛泽东的军队班底。
兵强马壮的朱、毛、彭又接到莫名其妙的命令：再打长沙。彭总的手下曾尝到甜头的一些人似乎上瘾了，也叫嚷着去打长沙，上有命令，下有响应，朱毛只得硬着头皮打长沙。
这时，长沙敌人比朱毛红军多一倍多，毛泽东的意见是把敌人先骗出来干掉，然后再打进城，可是敌人不傻，何键守着就是不出来。不出来就说明敌人怕了我们，彭老总的手下悍将兴奋地喊着：冲啊，杀啊！朱毛只得下令总攻，后世常见的无坚不摧没有发生，红军死伤无数，依然挨不着长沙城。何键看到红军进攻受阻，兴奋之余又忘乎所以，下令出击，结果一出来迎头就挨了一棒，吃了亏的何键不再出击，红军发动第二次总攻击，结果依然同上——失利。
朱毛彭率兵围攻长沙16天，两次总攻都没有奏效，诱歼敌军的计划也没能实现，又得到国民党的部队已增援的消息，毛泽东决心撤退，休整待机。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他麾下的这些人，并不是完全听老毛的。中央的打下大城市的主张和多数人的心理是一致的，没有多少人参加革命准备好了几十年的长期奋斗，都是觉得真理在手，就应当能胜利。
所以一说起下一步该怎么办，七嘴八舌头，说打哪里的都有，而且全是瞄向大城市的。毛泽东心里知道这些都不成，但他吸取以前的教训，不再强制灌输，他的策略是让大家说，讨论，最后众口不一，他再提出折中方案，把大家引向他的路线，这是他在一师学习的时候就已经掌握的方法。他决定先筹措给养。这理由充分，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红军也得有吃的用的，于是红军从湖南折回江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