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毛泽东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没有土匪、没有妓院、没有黄赌毒，接近于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理想社会。有些心理阴暗的人不愿意承认这种伟大的进步，说什么普遍的赤贫导致没有可偷性，却忘记了正是由于贫困才造成盗贼横生，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真正断过匪患，黑社会是有一部分人不接受社会的正常的道德与规则，按照另一套自己认可的规则行事的必然产物，只要人们在思想上、信仰上不一致，就无法不产生这种社会癌细胞。接受男盗女娼观念的一些人在毛泽东时代被强制性地压制着私欲，所以对那个没有个人自由的时期颇多指责。我们必须承认，那时候是没有太多的自由，这也不必掩着掖着，其实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自由是一种普遍的事实，帝王们关注税收要远高于关注思想和道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今后的中国人也会享有较多的自由，只是这种自由常常是在不平等的状态下存在的，又平等又自由的社会人类尚未创造出来呢，毛泽东时代牺牲了自由是为了推行平等，中国人太多，空间太小，有人过于自由了，就意味着对其他人的伤害，因为自由是以他人为界限的。
不喜欢共产党的人也应当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人心转向毛泽东是一个比较的结果。蒋介石是领袖，代表的是政府，更容易获得多数人认可，但毛泽东树起了自己的旗帜，来积极争取中间势力，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就是代表性人物。他在访问延安之前是蒋介石的热情支持者，陈先生访问延安，毛泽东就多次接见。陈嘉庚先生就是在到过延安以后，对照蒋介石的重庆，国难当头依然腐败堕落，从蒋介石一边完全倒向毛泽东。陈嘉庚先生认为：中国的救星诞生了，他就是延安的毛泽东。陈先生经济上是完全独立的，他没有必要恭维毛泽东，所以他是真心实意的歌颂者。
延安的模式就是未来中国的模式，毛泽东是有意识这样做的，外部的参观者也是这样认为的，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这样的宣传自然会产生相当的影响力，尤其是那些能够接触到这类新闻的年轻人。
毛泽东不光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还是一个高明的组织者、协调者。他在宣传模范的时候，并不光是发出指令，而是十分在意精细，随时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他超越了派别和地区之争，把他的团队内部搞成兄弟姐妹的关系。
毛泽东把延安变成了大学校，培养了大量的学生，这么多人涌向延安，陕北财力不能支撑，毛泽东这样写道：“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
对于蒋介石来讲，和共产党合作是被迫的，是由于“西安事变”导致的一种不得已的承诺，毛泽东用帽徽和旗帜换取了战略出击的道路，当然还有一点军饷，在对付日本人上达成一致，毛泽东主动提出到敌后去，这对抗日是有利的，蒋介石无法拒绝，而且共产党内也有人表现出完全服从的意向（如王明）。王明的作用对共产党无效，但客观上又使得蒋介石心存幻想，但他好像不知道毛泽东，他也不想想对于毛泽东来讲交出领导权是不可能的，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没有直接成为最高领袖也有一定关系，蒋介石不知道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所以他很犹豫，但他肯定不愿意最后的成果落到共产党手里。
对于蒋介石这样的小算盘打得颇精的人，被毛泽东算计，该是多么痛苦和愤怒的事情，他当然要报复。1940年秋，蒋介石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被断绝，蒋介石想用此招来限制共产党的发展。
蒋介石不给共产党发饷也不是绝对没有道理，他自己的经济已经快要崩溃了，他也缺钱缺粮。到如今国民党的后人力图为蒋介石喊冤，说是共产党的宣传不对，说蒋介石是抗日的，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共产党说的是蒋介石不积极抗日。抗日和不积极抗日不是一回事。蒋介石不积极抗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边的灾难，日本人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导致中国经济大崩溃，蒋介石为首的上层的利益受到了损失，普通的人民则遭到灭顶之灾。在抗日的相持阶段，河南就成了人间地狱。
河南成为人间地狱，始于1938年蒋介石为阻拦日军的进攻而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蒋介石率领的国民党军队无力抵抗日军的进攻，导致日军兵临黄河，这时候黄河成了双刃剑，不把日本人扼杀在朝鲜、东北、华北的恶果出现了，在日本人有可能反过来用黄河做兵器威胁国民党军队的时候，蒋介石无奈选择了先下手炸毁郑州花园口黄河堤，淹没豫、皖、苏44个县，淹死89万人，造成大片的黄泛区。
决开黄河大堤有一定军事作用：首先，它形成了新的黄河河道，形成了新的天险，从而阻止了日军的西进，保证了大后方的安全；第二，使得日军迟迟不能打通“大陆交通线”，迟滞了日军军事调动和战略物资运输；第三，以水代兵，直接消灭了日军精锐部队万余。可是为了消灭日本万人，对老百姓严格封锁消息。等到洪水来临，百姓躲之不及，造成了89万人死亡的惨祸，也就是说我们拿一百个中国人的命杀死一个日本人，损失更是不可计数。这无疑是抗战史上最惨痛的一幕。让那些中国会自动进步的观点见鬼去吧，没有一个强悍的领袖，没有一个强悍的政党，没有一个强大的军队，我们的人民只会像猪羊一样遭到屠戮之灾。
河南人民就这样被蒋介石牺牲掉了，问题并没有完结，蒋介石还准备彻底放弃河南，“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辽阔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300万人之多。”（摘自当年《大公报》）
老百姓把灾难归结为“水、旱、蝗、汤”，“汤”就是指汤恩伯统率的国军。人民将自己的政府军视作灾难，这样的统治还能长久吗？在巨大的天灾面前，国民党军队依然制造人祸，他们横征暴敛，逼反了人民。他们对人民强横无比，对日军却是一触即溃。最令人难以接受的是日本人反过来用缴获的国民党军粮救济河南百姓，以收拢民心。在“国家如此积贫积弱，军队如此杂色林立，社会如此危如悬卵”之刻，为了生存，老百姓是宁可饿死当中国鬼，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这两条路上一些人选择了后者，该指责谁呢？
许多人都读过李清照的诗：
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
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你能读出这女诗人诗中隐含着的绝咒吗？异族入侵带给亲人的是死亡，带给女人的是耻辱，带给后代的是被奴役的命运，男人啊，你为什么不去拼？你怎么不去死？这首词要表述的就是这样一句话：带给亲人死亡和屈辱的无能之辈，你怎么不去死啊？我每每听到有人否定先辈的牺牲，总是会默默念出这四句绝句。
《大公报》由于发表《豫灾实录》通讯，被国民党停刊三天，以示惩戒。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挺身而出，进入河南，看到的正是地狱般的惨景。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悲惨一页！这也是民族的巨大耻辱，而制造这场耻辱的除了日本人的侵略和天灾，蒋介石无法逃脱问责。
这样我们就能明白，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会是那样不通情达理，因为要实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为了后代不再牺牲需要勒紧裤腰带也要实现工业化，因为要让人民不再成批地饿死，必须限制少数人的自由。这才是真正的大仁大爱。
蒋介石装模作样烟酒不沾，连茶都不喝，只喝白开水，这只是他的长寿之道而不是他不贪婪，他放任自己的家族和手下聚敛财富，对他的部下来讲，他是大好人，但对要饿死的人来讲，他依然是个恶人。毛泽东掌权后却把吃块红烧肉作为享受，他严酷地阻止他的部下贪腐，对他的追随者来讲，这很不公平，但对底层的人民来讲却是唯一的希望。因为毛泽东知道中国实在是缺粮食，少数人过得太好，就必然会让底层人民吃不上，就会饿死人。那些指责毛泽东时代日子不好过的人和那个听说老百姓饿死后说何不食肉糜的白痴能有多大差异呢？所有的肉都是粮食转化而成的，粮食不够的情况下，有人吃肉太多，就意味着有人吃不上饭。只有土地、化肥、良种同时具备的时候，中国人才能彻底翻身。而这些恰是毛泽东时代完成的，只是结果展现的时候，已是毛泽东去世三年以后了。今天的我们要注意在这一点上，别拿美国来说事，中美没有可比性。
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么样处理他领导下的边区出现的困难的。解放后的许多作为都是延安的放大版。
1940年，边区内遭受五大自然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无法再供给毛泽东的大学校衣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
粮食是最大问题。
到1941年3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不得已的情况下，对边区征粮比上一年增加了一倍，这时候副作用出来了，人只能由差变好，不接受由好变差。
红军给边区带来的好处被淡化了，由于负担增加，群众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在一次征粮会议上，一名县长被雷电击死。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这一幕是不是很熟悉？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的高压感到不愉快，无非就是希望多一些自由，可是自由真的是有代价的，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将不会有美国人那么自由，原因很简单，生存空间决定的。
这么恶毒的诅咒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他没有急着惩罚诅咒者，而是作了一番调查，他需要知道是不是他的路线人民不接受，调查发现，民众不是指责他领导的共产党，天下没有比共产党更好的领导，埋怨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人不高兴。
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全员开展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
人人参加劳动的大生产运动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当时，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让我们想起，毛泽东时代我们是多么珍惜粮食了，夏收时节，学生都不上课了，全部参加抢收，小学生则去拾麦穗，口号是颗粒归仓，所以后来有人说把地分给农民，粮食就自然多了，这怎么可能，要知道几千年来地一直是农民自己在种，可是粮食从来没有够过。
担负保卫任务的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几年努力，把它变成“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
毛泽东高兴地说：“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中国人永远要记住这句话，西方人不是傻子，光靠着买，好东西是买不到的呀。
边区除了毛泽东，所有的人都全力参加了生产劳动，理论上讲毛泽东也是要劳动的，不过毛泽东的地是由一个农民劳模自愿代耕的，毛泽东也时不时到地里干活，朱德、任弼时这样的高级干部都成了纺棉花高手，当任弼时这样的豪门才俊，像农村妇女一样熟练地捻着棉花卷纺纱的景象出现在你眼前，你会无动于衷吗？棉布糙了点，但不会冻着。
边区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单单1941年和1942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边区生产实践的关键点在于支撑了毛泽东的信心，那就是只要有了人，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这一点在后来中国遭到全面封锁的时代起了巨大的作用，封锁中国美国人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只证明美国人战略上的愚蠢。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必须牢记，未来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市场，必须受到自己强有力的保护，这是我们的财富源泉。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要求边区政府全力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他认为农民富裕起来了，才能有力地支持抗战，农民获得实际好处后，更加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八路军紧紧地联在一起。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号召开展变工互助，把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组织起来，中国大地就变了模样，解放后组织农民大搞水利建设，号召农业学大寨，把中国大地有可能种庄稼的地方都变成了梯田，这是何等的壮举。
边区只有很少的一点工业，毛泽东认为，它的数目虽小，意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他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而不是手工。
这个观点很高明，这可能是毛泽东从西方那里学到的少数超越中国传统的事物之一。有文字表明毛泽东此时的思想中已经明确了中国要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变，中国近代的一切问题的根本就是农业文明无法抵御工业文明导致的，其他都是细枝末节。这一点毛泽东不光是清清楚楚，而且感受深刻。我们的战士拿着最原始的武器和敌人拼命的时候，领袖不可能不感到压抑和愤懑，多数人的意志被摧垮是失败和太多的伤害造成的，只有毛泽东找到了在武器不如人的状态下能够胜利的方法，但他对武器理解更深刻。在战无不胜的辉煌中，他却下决心，勒紧裤腰带也要造出原子弹。这是何等的见识。
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党外人士、后来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延安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这一切就如同严寒中的小麦，表面上的叶子枯萎了，但根子却向下扎得更结实了。
毛泽东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他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
精兵简政议案提出后，曾产生争议，有些人担心这会削弱革命的力量，甚至对这个提案的动机产生怀疑，毛泽东则非常重视，热情地赞扬了这个建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李鼎铭的名字变得如此响亮，是因为毛泽东的名篇《为人民服务》中有他的名字。
《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张思德是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战士，在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做了下述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