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说我就想做和尚，不想从政，我是出家人，不懂政治。从小就学习佛教，没有接触孔礼，所以陛下现在让我弃道还俗，这就好比一艘船不在水上航行而要放到陆地上，不但没用，而且会让这个船烂掉。“今遣从俗，无异乘流之舟使弃水而就陆，不唯无功，亦徒令腐败也。”这话是正确的，人才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明明是一艘船，偏要当车来开，明明是一辆车，偏偏要当船来使。这不但发挥不了它的效率，而且会毁了这个东西的本来作用。所以玄奘说希望陛下让我“毕身行道，以报国恩”，这就是“玄奘之幸甚”。
玄奘不同意，李世民怎么办？
李世民看了看长孙无忌，什么意思呢？说话呀！刚才话挺多，现在让你说话的时候怎么不说话了。长孙无忌干什么呢？望着窗外不说话，不看李世民。为什么呢？他可能考虑到是否会给自己树立一个政治对手所以并没有附和李世民，而是干什么呢？催促玄奘走，说天黑了，再晚就赶不上二路公共汽车了，“日暮恐不及也”。他担心李世民把玄奘留下来继续做工作，万一做通了怎么办。
李世民说什么呢？李世民说谈得不过瘾，“‘匆匆言犹未尽意’，所以希望师傅能够留下来陪朕，指挥之余，我们还可以叙谈，不知师意如何？”
可是玄奘不但拒绝了李世民的还俗要求，而且又一次拒绝了李世民的伴驾要求。理由是什么呢？玄奘说我不舒服，先要隔离观察。（玄奘远来，兼有疾疹，恐不堪陪驾。）李世民说你不要忽悠我，又不让你走路让你坐车，况且师傅印度都回来了，这点路算什么呢，就不要再推辞了。
陪伴在皇帝身边那是无上的荣誉，虽然说伴君如伴虎，但多少人想羊入虎口，可惜没有机会。
那么玄奘为什么不去呢？玄奘真有病。什么病呢？冷病。凌山和大雪山之行已经给玄奘落下了病根，身体时常隐隐作痛，所以玄奘没有忽悠李世民，他讲的是真话，但是真话未必人人都信。
没人相信那就只能继续给理由，玄奘的解释是：第一，随军出行帮不了忙还白白浪费军粮。玄奘说我是出家人，陛下是行军打仗，我又不是去做行军参谋，干什么去，没有用。第二，戒律不可，“加以兵戎战斗，律制不得观看”。所以我不能陪陛下去，希望陛下能够体谅。这下李世民相信了。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玄奘有事要做。因为说完这两点之后，玄奘就马上提出了他的第三点要求：请求去洛阳嵩山少林寺翻译佛经。这才是他真正不去的原因。取经只是开始，不是结束，经书带回来了就要搞翻译。他想马上就做，为什么呢？第一，经部巨大。仅对经部统计：玄奘共带回佛经五百二十夹，六百五十七部，包括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十四部；大众部经、律、论十五部；三弥底部经、律、论十五部；弥沙塞部经、律、论二十二部；迦叶臂耶部经、律、论十七部；法藏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即萨婆多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明论十三部。按照黄心川中国社科院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亚太所教授，中国玄奘协会主席。先生的说法：“玄奘毕生共翻译出佛教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五十卷，约为他从印度带回来的经卷总数六百五十七部的11.4%，较我们历史上著名的大翻译家——鸠摩罗什、真谛、法护、义净所译一千二百二十二卷总和还要多了一百一十三卷。玄奘所译的佛经约占隋唐译经总数二千四百七十一卷的53%。”就是这样日以继夜地翻译，才翻译了多少呢？11.4%，可见经部巨大。而且玄奘搞翻译绝不是简简单单地搞字面翻译，他是精益求精，所以更需要时间。而且第二，他时间不多了。按照露形外道伐阇罗给他做的推算，玄奘的寿命“自今已去，更可十年”，现在已经过去五年了，不管玄奘相不相信，时间总在一点一点地过去。而且按照玄奘的逻辑，生命是什么？“电光朝露，少时之身”，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没了，所以更要抓紧时间。第三，身体不适，前面已经说了，他是落下病根了。所以玄奘现在是什么都不想做，只想搞翻译。
为什么选择嵩山少林寺呢？原因有三点，主要是为搞翻译：第一，远离城市，摆脱政治，可以避开繁琐的世俗事物，官场往来，而且可以避免猜忌，僧人应该出世而不是入世，你一个僧人和皇帝走得这么近，同行怎么看，道教怎么看，即便是佛教内部也有分歧也有竞争；第二，有纪念意义，北魏永平元年，印度人菩提留支就带着经书在这里搞过翻译；第三，也可以寄托自己的思乡之情，少林寺就离玄奘的家乡偃师不远，小时候就去过。
但是李世民同意吗？李世民不同意。两点原因，第一，重视玄奘的才能，不想让玄奘离得太远。一个带兵打仗都要把你带在身边的人，能把你扔在山间吗？万一朕想找你聊天怎么办，那朕还得上嵩山少林寺去呀？第二，李世民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安排玄奘，哪里呢？弘福寺。李世民认为你要搞翻译没有问题，只是“不须在山”，师傅西行之后，朕为穆太后在西京造弘福寺，非常安静，师傅可以在那里翻译。难道朕的弘福寺还比不上少林寺，所以李世民的意见是就在长安搞，而且就在弘福寺搞，这表明的是李世民对玄奘的重视。你要一座山间寺院，我给你一座皇家寺院。这不是任何人都有资格的，李世民认为这是对玄奘的恩赐。
玄奘说什么呢？要加强防备，“百姓不了解实际情况，以为玄奘是从西方回来的，妄相观看，这里不就成市场了吗，虽然不直接违背宪章，但也妨碍法事。希望陛下安排几个保安，加强防守”。可见这个时候氛围好到什么程度了，都到了可以讨价还价的地步了。
李世民同意吗？同意，李世民非常高兴地就答应了。马上表示，所有一切，由房玄龄来安排。
这次谈话相当融洽，也很成功，按照张力生《玄奘法师年谱》的记载：“此次会晤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十九点，不知不觉过了将近十四个小时。”可见两人聊得有多投机，也可见李世民对与玄奘的谈话多感兴趣。
公元645年3月1日，玄奘从东都洛阳返回西京长安，入住弘福寺，开始了他后半生的译经工作。
从此，我们能在两个地方找到玄奘，一个是皇宫，一个是寺院，一个是菩萨身边，一个是皇帝身边。
关于玄奘
评价太多，罗列一二：
李世民称他是“法门之领袖”，赞誉他“千古无对”，说：“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
梁启超称他为“千古一人”，说：“以一人而述作之富若此，中外古今，恐未有如奘此也。”在后来的译经中更是“译笔信实，讲究逐字逐句符合原典的忠实原则，杜绝古代译经家信笔直译的翻译手法”，所以“玄奘是我国佛教史上伟大的译经家，开辟中国译经史的新纪元，同时他还积极讲经弘法，热心佛教教育，门下人才辈出。玄奘的译经传教，使长安成为当时世界佛教的中心，日本和韩国的僧侣也纷纷皈投到玄奘门下，再把中国佛教传到各国。玄奘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代伟人，他被称为‘中国佛学界第一人’，实在当之无愧！”他说：“我国西行求法诸师，有的以于阗或大月氏为目的，有的甚至把大月氏当成印度……以印度为目的地，直探法源……唐代最多，以玄奘最著名。”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里虽然没有点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说的“舍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内。
季羡林先生称他为“千秋独步，佛教慧日；万里投荒，中华脊梁”，说“在佛经翻译史上，玄奘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几乎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已经成为中印友好的化身。而《大唐西域记》，早已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问题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书”。
赵朴初先生说：“玄奘法师为祖国赢得了当时两大文明古国间学术上最高的荣誉，他实际上已成为印度佛学发展到最高峰的首屈一指的集大成者。”
“玄奘大师确实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他是历史上中国佛教优良传统最典型、最圆满的体现者。作为一个佛教徒，他的确为生长他的时代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玄奘法师在古代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西行求法，以十七年的艰苦旅行，为我国和中央亚细亚及印度次大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建起了一座文化友谊的桥梁；其后又以十九年的辛勤劳动，为我国留下了一份巨大的文化遗产——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教经典的译本。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充实饱满的一生中，他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他那种一往直前、决不后退的顽强意志，刻苦钻研、求深求透的治学精神，认真严肃、不弃寸阴的工作态度，对于祖国学术的无限责任感，对于各国友好的真挚热情，都是永远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的。一千多年来，在我国思想界人士中间，不论是在佛教徒或非佛教徒之间，他的品格和学识，一直受着尊重，起着影响。他的名字，广泛流传在我国群众中间，也流传在中央亚细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乃至越南、朝鲜、韩国、日本各国人民中间。”
印度史学家罗米拉·塔巴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计过高的。”
印度历史学家阿里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马宗达说：“一个游方僧的惊人记载，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印度当时情况的图画，这种图画是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法显和玄奘广泛游览，几乎游遍全印。他们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相当厚的书。在这些方面，他们比希腊旅行家有无可怀疑的有利之处。”
还有印度学者评价玄奘是真正的征服者：“人类历史上的所谓征服者，无非是通过战争扩张、武力征服，给被征服者带来无尽的灾难。所幸，人类历史上还有和平的使者，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得失，不远千山万水，传播和平文化。中国的玄奘法师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和平使者，他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象征。”这种因为佩服而征服的人才是真正的征服者。心灵上的征服才是真正的征服。
印度孟加拉佛陀达摩法会秘书长达摩帕尔的说法是：“在古往今来的所有时代，在印中文化关系史上，玄奘的确是一个起了最为重大作用的人物。作为跨越千山万水的印中友谊使徒和悠悠文明古国的伟大学者，玄奘法师的肉体虽然已经不在我们人间，但他依然活在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深处。倘若没有他那字字珠玑般的著作，我们印度的历史就不会完整。通过他的著作，我们印度人今天才能了解我们的祖先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种种成就。因此，我们对玄奘法师感激不尽。”
印度学者辛哈和班那吉在其著作《印度通史》中说：“他几乎访问了印度的每一个邦，记下了对这个国家的古迹、人民和宗教的无数正确观念。中国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不利用中国的历史资料，要编写一部完整的印度史是不可能的。”
前印度总理尼赫鲁把玄奘尊为历史上的四大伟人之一，在印度家喻户晓。
日本学者龟田一郎说：“直到今天，玄奘作为日本文化的难忘恩人而受到了人们的尊敬。”
英国史学家文森特·史密斯说：“玄奘对于印度历史的贡献是怎样也不会估计过分的。”
1861年，英国殖民者对印度进行疯狂的掠夺，退役少将、印度考古局局长亚历山大·康宁汉姆就是拿着玄奘的《大唐西域记》，踏着玄奘的足迹，在印度挖掘了二十五年，一个被湮灭了一千多年的印度历史才这样的一点点展现出来。所以康宁汉姆说：“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黑一片，玄奘是唯一的亮点。”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踏上他的中亚探险之旅的时候，手里拿的不是别的，就是玄奘的《大唐西域记》。
2004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玄奘、孔子、老子、孟子、孙子、屈原并列为第一批中国对外宣传的历史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