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钟情《三国演义》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
毛泽东上私塾的时候，读经的方法还是死记硬背，老师不作讲解。另外，经书的内容大多是阐述做人的道理，因此难以学到更多更新的知识。所以，无论是读经的方法，还是经书的内容，都令少年毛泽东反感。他后来在延安时和斯诺谈起当时的思想时说：“我熟读经书，可是不喜欢它们。我爱看的是中国旧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按当时的教育思想，小说属于杂书，是不准学生看的。尽管老师严加防范，毛泽东小时候还是读了《精忠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毛泽东被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深深地吸引着。他不仅在家里偷着看，而且还常在学堂里看，当老师走过来的时候，他就用一本经书遮住。
中国的旧小说，大多采用章回形式，各章回之间环环紧扣，情节、内容曲折生动，能抓住少儿心理，因而容易被少儿接受。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承认的那样，“我认为这些书对我大概影响很大，因为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小说中的主人翁，大多能力强大，气势盖人，人物形象鲜明。少年的行为大多以模仿为主，书中的人物形象是少年模仿的理想对象。
毛泽东爱看旧小说，是受中国民间传统的影响。在中国民间，普遍盛行神勇崇拜。中国旧小说中的英雄豪杰是神勇崇拜的主要对象。翻开历史画卷，就会清楚地看到关羽、魏延、秦琼、杨业等历史人物，以及孙悟空、猪八戒、哪吒等传说人物都曾代代相传。从清中叶的某些民间教会门，到晚清的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民间的神灵信仰呈现出某种共同的特征：崇拜威武强悍、敢于冲杀的英雄豪杰，他们企图借助这类神灵的显赫名声，谋求逃避灾难。
少年毛泽东生活的偏僻乡村，正是神勇崇拜最盛行的地方。因为生活的环境越是艰苦，就越需要借助超人间的神力来缓解生活的压力，维持心理的平衡。所以，毛泽东周围的乡民都喜欢小说中的故事。毛泽东常常和他们互相讲故事，由于年幼的毛泽东记忆过人，许多故事，他读后都能背得出来，有些故事，他和乡民们讨论过多次。
后来他回忆说：有一天我忽然想到，“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
少年毛泽东对农民为什么不能成为书中的主人公这一问题，经过长达两年的反复思考，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他通过分析小说的内容，发现书中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他似乎感到农民和武将是处于对立的两个阶级。作为统治者的武将，正是通过对物质生产资料土地的占有去控制劳动者农民，去支配精神生产资料的。农民要成为书中的主人公，必须获得对土地等物质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必须上升为统治阶级。这一发现在少年毛泽东的心里涌起了巨大的波澜，成为他后来为广大劳动阶层的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最初思想基础，也是他以后闹革命的动力源泉。
毛泽东读《三国演义》，使他增长了阶级意识和反抗精神，他的心灵翅膀飞出了家庭，飞出了韶山，开始飞向了社会，飞向了国家和世界的广阔天地，同时也使他的救国救民之情在心中油然升起。
初出茅庐第一功诸葛亮击退曹兵，守住了新野城；毛泽东消灭守敌，攻下了白沙镇。
《三国演义》第三十九回《荆州城公子三求计博望坡军师初用兵》中描写：诸葛亮出山后，曹操遣夏侯惇领兵十万，来攻新野。刘备请诸葛亮安排破敌。诸葛亮命赵云为前部诱敌；关平、刘封引五百军伏于博望坡后，准备放火；关羽、张飞各引一千军，分别埋伏于博望左右之豫山、安林，看见火起，即纵兵出击，并焚烧曹军粮草；又请刘备引军为后援；诸葛亮本人则与糜竺、糜芳引五百军镇守新野县城。关羽、张飞皆疑其计是否灵验，众将初次见诸葛亮用计，亦疑惑不定。夏侯惇与副将于禁、李典等率军来到博望，赵云出战，诈败而退；刘备引兵接应，须臾亦退。夏侯惇欺其兵少力弱，放心追赶。时天色已晚，道路狭窄，李典、于禁恐遭火攻，忙提醒夏侯惇。夏侯惇猛省，但关平、刘封已开始放火，曹军顿时大乱。此时，赵云回军赶杀。关羽、张飞亦分头杀出，曹军尸横遍野，夏侯惇等狼狈逃窜。
这一仗完全按诸葛亮预计进行，关、张及众将皆心悦诚服，诸葛亮从此在刘备军中树立起威信。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和领导了秋收起义。9月11日，毛泽东和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带领部队向浏阳进军。这时，传来了一团四团拿下朱溪厂和平江龙门厂的消息，二团也按着起义军事行动方案发起了攻打萍乡的战斗。
兄弟团的消息鼓动着三团指战员的心。上庄离浏阳的白沙镇只有30里地。战士们按捺不住战斗激情，纷纷要求立即攻打白沙镇。
毛泽东为了掌握敌军虚实，特派汤彩之和陈沾奇化装成卖猪仔的贩子，深入白沙镇察看地形，并抓回一个熟悉敌军内情的外号叫“卢阉鸡”的暗探。
毛泽东和团领导听取了侦察员的详细汇报，又从暗探口中获得了白沙镇敌军的内情，便开始研究和制定攻打白沙镇的战斗方案。
毛泽东说：“白沙镇位于湘赣交界处，是沟通铜鼓和浏阳两县的交通要道。这两县的群众很有革命基础，只是被许克祥镇压下去了。因此，打好白沙镇之战，对于振奋湘赣边界人民的革命斗志，激励农民响应秋收起义号召，推动土地革命，将有很大影响。我们三团一定要打好出师第一仗，不打则已，打则全歼，要打它个片甲不留。老苏，你布置吧。”
苏先骏听毛泽东要他布置战斗，就笑了笑说：“还是由毛委员布置吧，你是最高指挥嘛。你叫我们打哪，我们就打哪。”
毛泽东虽然身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却还从来没有指挥过一个具体战斗，如今面对着这么多久经战阵的指挥员，稍有差错便会闹笑话。毛泽东想起《三国演义》中描写的诸葛亮初出茅庐时所指挥的第一仗——“博望坡军师初用兵”，不由得吟道：“博望相持用火攻，指挥如意笑谈中。直须惊破曹公胆，初出茅庐第一功！”
苏先骏听毛泽东念念有词，便忍不住笑道：“毛委员念咒了。”说得张启龙等人都笑起来。毛泽东也笑了，他搓了搓手，摊开军事地图，诙谐地说：“我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喔，你们该推的推，该抬的抬，讲不得客气，你讲客气敌人可不讲客气哩！”
一圈脑袋围圆了，所有的目光都盯在毛泽东的指尖上，看这位书生如何运筹帷幄。“我建议，”毛泽东说：“派一营为左翼，从濠溪出发，经泉坑——水坳——黄家嘴——家槽——屙屎坳……”
笑声。
“好难听的名字。”毛泽东皱皱眉。众人笑得更欢了。
“笑什么！”苏团长板起脸，“严肃点。”
“也不要太作古正经呢，”毛泽东拍拍苏先骏肩膀，“‘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嘛。他指点地图说下去：
”“左翼从屙屎坳绕道直奔词王庙，先切断敌人退路，阻击逃敌。”“还没攻就想到敌人会逃。毛委员真是成竹在胸啊。”苏先骏觉得毛泽东不是那种纸上谈兵的书生。
“这叫做‘关起门来打狗’。”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并非书生，毛泽东打了一个通俗化的比方，用来说明他的打法——这个打法后来发展成为非常有名的“布袋战术”。“现在谈进攻，”毛泽东并起五指做尖刀状，“派一个加强营——我建议加上直属机枪连作为中路，从濠溪沿溪口——朱沙桥——高段坳，直捣樟树坳，正面攻打白沙镇口。其余人马为右翼，悄悄出发，从濠溪绕道黄石岩——大洞岭——樟树坳，趁中路发起强攻吸引住敌人主力之时，突然袭击占领柞树岭高地，然后居高临下拦腰插入敌阵，打他个首尾难顾腹背受敌。另外，我已派人和白沙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他们已组织了农民鸟枪梭镖队，并有几门松树炮；我让他们埋伏在白沙左侧风山屋场的茶林里，随时狙击左逃之敌。同时，为了更有把握，我建议中路先派出一个尖刀班，由侦察过白沙的陈沾奇带领，先摸掉敌军设在龙进上和樟树坳的岗哨，以便趁虚而入，打他个措手不及，最好在傍晚时分敌人正吃晚饭的时候动手……”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第一次部署战斗，就显示出非凡的胆识和智谋。本方案的独特性、严密性和可行性是毋庸置疑的。团干部们感到既新奇又实在，真是神啦！
战斗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料。不到一个小时，白沙镇战斗就结束了。敌指挥官在词王庙被击毙，剩下一百多名敌军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缴械投降。毛泽东高兴地说：“果真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三团出师第一仗，首战大捷，值得庆贺。”
诸葛亮击退曹兵，守住了新野城；毛泽东消灭守敌，攻下了白沙镇。他的威信飙起，威望陡升，得到了部属、同僚的信任和拥戴。
毛泽东的初始临战，从诸葛亮的“初用兵”中学习不少，最主要的，他学到了指挥若定，学到了以智取胜。这对后来成为大军统帅的毛泽东，真是一个绝好的开端。
活用《三国演义》
毛泽东的着作、报告、谈话中，引用《三国演义》的历史故事，赋以新意，多有所见，不胜枚举。
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就十分爱读《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在美国学者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同学们都很敬佩毛对《三国演义》等小说的记忆力。他们喜欢听他复述其中的精彩片段。但是毛泽东认为小说描绘的都是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这使得每个人都感到震惊。关于这一点，他还和历史教师发生争论。对任何同意那位教师观点的同学，毛泽东都对其大加指责，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同学。关于小说的争论他甚至找到校长那儿。当这位博学的校长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即不认为《三国演义》是三国时期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时，他给湘乡县令写了一封请愿书，要求撤换校长，并强迫进退两难的同学签名。
毛泽东评价这部书说：《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不是继承司马迁的传统，而是继承朱熹的传统。这里所说司马迁的传统，是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写《史记》时，是以“稽其成败兴亡之理”为原则，在对待历史重大问题上，他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封建伦理下，他敢于肯定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体现了一位正直史学家的胆和识。所谓朱熹传统，是指南宋理学家、被明清两代人尊为儒学正宗、提倡正统思想的朱熹的传统。南宋时，异族为患，朱熹以蜀为正统；明朝时，北部少数民族经常骚扰，所以罗贯中也以蜀为正统。但毛泽东并不因为作者封建正统的历史观和宣传“王道”而予以全盘否定，他很重视作品中对人物的刻画，对战役战术的描绘，对复杂政治斗争的铺陈。
毛泽东认为读《三国演义》，既要看它对战争、对外交的描写，还要看它对组织的描写。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他又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的或像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
在井冈山那样斗争环境十分严酷的日子里，在打土豪时，他还想在土豪家里找到《三国演义》之类的书来读。在延安时，他作报告，经常引用《三国演义》的故事借古喻今。1936年，他在给当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写信时，引用“《三国演义》云：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借以形容国共两党的关系。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时，又引用《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形象地说明：“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他在《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中说：“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他说：“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绝大多数是会胜利的。”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讲到：中国战史上有“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他举了中国古代几个着名战例，其中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都是浓墨渲染过的。毛泽东的着作、报告、谈话中，引用《三国演义》的历史故事，赋以新意，多有创见，不胜枚举。
在三国人物中，毛泽东最推崇的，大概要算诸葛亮。在他的着作中不止一次提起诸葛孔明。1957年，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一文中，他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说：
“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俗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毛泽东认为诸葛亮虽可以未卜先知，呼风唤雨，但也有其局限性。
1975年5月3日，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称赞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当今惜无孙仲谋”。
解放后，在他外出的专列上携带的大批图书中，《三国志》是必备的。
但毛泽东并不是一个唯知识论者，他还说过：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读《三国》总是独立思考，取其精华，弃之糟粕，使《三国》里的智慧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曹操是超世之杰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萧条异代西田墓（毛），铜雀荒伧落夕阳（罗）。
1918年8月，毛泽东路过河南，特地与罗章龙、陈绍休三人到许昌瞻仰魏都旧墟，凭吊曹操，并与罗章龙作《过魏都》联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铜雀荒伧落夕阳（罗）。
诗中表达出毛泽东对曹操的钦佩之意。在毛泽东看来，曹操是中国古代少见的一位集政治、军事、文学才能于一身的人。因此，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及曹操，并给予高度评价。在凭吊古城许都，向北遥望远在邺城的曹操墓园时，他感慨古今变迁，吟出“萧条异代西田墓”。表示内心里对曹魏旧都物易人非的怀恋。
当时毛泽东正在组织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留学，就是为了造就人才，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伟大抱负。他环顾这片神奇的汉魏故都旧墟，联想起中国的社会现实和肩负的重任，与同行的青年朋友一起吟诵起曹操的诗句：“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曹操渴望招纳贤才助其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激励着胸怀宏愿的青年毛泽东投身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