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借古鉴今，指出曹兵“不习水战”和“不习惯潮湿天气”两条，对于今天的解放军也还是一个“现实问题”。但他断言我军“不会重蹈曹操的覆辙”，因为时代不同了，古今两支军队的本质不同，解放军是“为人民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洞察古今；论战谋兵，雄视千古。看得透，拿得定，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渡江战役的胜利，证明曹操的“覆辙”只能是历史陈迹，而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解放军，却能克服艰难险阻开新篇。
“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
赤壁大战的惨败，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毛泽东读1957年版的《三国志集解》时，读到《魏书·武帝纪》
中有这样一段话：建安八年（公元203年），曹操下达了《败军抵罪令》：
“《司马法》：‘将军死绥。’故赵括之母，乞不坐括。是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也。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
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
读至此，毛泽东挥笔批道：“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曹操曾经说过：“吾在军中持法严也。”曹操也曾经有过自己的坐骑践踏麦田，“割发代首”以自责的严于律己之行。曹操在赤壁之战中遭到惨败，但此后相当长时间曹操本人并不服输，在言词书简中多方掩饰；历来在军中持法严肃的他，对自己也没有什么自责（像诸葛亮街亭失败自贬三级那样）的举动。
这实质指明了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的罪责，指明了曹操所制“国典”
即政治军事纪律的局限性，以及作为三国时代的历史人物，曹操在说与做上的脱节。实践证明，在“国典”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的，“王法无亲”、“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只不过是那个时代下层人们的理想而已。
毛泽东如此批注并非苛责古人，实是警戒今人。毛泽东用这个例子说明，作为领导者，应该做到赏罚分明，不可因居领导地位就乱了分清责任的重要性。他从赤壁之战中，引申出应该追究责任的法律理念。
“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
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
史载，诸葛亮“长于巧思，损益连弩”（《三国志·蜀书》）。经诸葛亮改进的连驽，称之为“元戎”，说是“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孔明改进了驽机，射箭数量和准确性都提高了，增强了远射程兵器的杀伤力。
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诸葛亮南征孟获时，连弩对藤甲军就“失去了作用”，因为藤甲不怕箭射。小说第九十回描写：
次日，乌戈国主引一彪藤甲军过河来，金鼓大震。魏延引兵出迎。蛮兵卷地而至。蜀兵以弩箭射到藤甲之上，皆不能透，俱落于地；刀砍枪刺，亦不能入……蜀兵如何抵挡，尽皆败走。
毛泽东讲诸葛亮改进弩机以及“先进武器”在藤甲军前失去作用的故事，意在说明“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的道理，引导和鼓励全军指战员好学深思，自力更生，“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今天，远射程武器已发展到导弹核武器，其射程和杀伤能力远非昔日“连驽”所能比。但是，毛泽东从诸葛亮改进和使用先进武器中所引发的思想，却具有昭示未来激励后人的深远意义，这何尝不是我们强军劲旅指导思想的一个方面呢。
1962年2月5日，毛泽东会见了亲家孔从洲。
这时，孔从洲在南京炮兵工程学院任院长。全军军事院校正在普遍展开教学改革运动，炮兵工程学院师生在教改工作中提出了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毛泽东、孔从洲坐下后，从家庭、子女谈到教育，以及有关炮兵建设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以提问的方式详细了解了炮兵工程学院的情况，然后说：“炮兵工程学院办校宗旨应当是什么呢？我看应当是培养具有现代化知识的炮兵科技人才。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科学技术天天在进步。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10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3000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后来又有人制成了抛石机，依靠机械的力量，可以把十几斤重的石头抛出五十步以外，成为古代攻打城池和野战的重要武器。这些都是冷兵器，只有在火药发明以后，才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
说到这里，毛泽东叫人给孔从洲续茶，自己深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我们的祖宗发明了火药，可是后来落后了。在南宋时有一个叫陈规的，他把火药装在一个竹管内，装上弹丸，喷出火焰烧伤敌人。这是管形火器的鼻祖。因为竹子容易被火药烧毁，后来有人改用金属制作，就是火铳，是世界上最早的火枪。13世纪，火药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又传到欧洲。15世纪，欧洲人制成了滑膛炮，笨得很呐！”
毛泽东边用手比划着，边笑着说：“要35匹马才能拉得动它。”
稍停了一下，毛泽东接着说：“到了17世纪，牛顿和欧勒研究了炮弹的飞行，空气的阻力，制成了线膛炮。18世纪，德国开始使用后装火炮。从此线膛炮正式代替了滑膛炮。1907年，法国制成世界上第一门155毫米半自动闩式加农炮。从那时起，火炮就日新月异地向前发展了。现在出现了核导弹，将来还会有更新的武器。”
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转到了谈话的中心思想——我军炮兵建设上：“解放战争中，我们靠缴获国民党的火炮装备自己。由于国民党的火炮大都是买外国的，所以我们那时装备的火炮品种繁杂，规格不一，有德国的，美国的，还有日本的。全国解放后，我们靠买苏联的，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靠买别国的武器是不行的，要自己研制。你们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孔从洲回答说：“现在是仿制。”
“总靠仿制别国的武器行吗？”毛泽东问。很明显，毛泽东对于总是仿制是不太赞成的。因为一切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点上，这是他的一贯思想。
孔从洲立即回答说：“不是！我们已开始根据作战对象和我国地形、交通、气候等条件，在研制我们自己的火炮了。”
毛泽东听后，显然高兴起来，微笑着点点头，说：“这就对了。我们是一个大国，必须强调自力更生。外国好的东西，要实行‘拿来主义’，但不是‘拿来’就算了，而是要在他们的基础上，研制出自己的东西来。”毛泽东主张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来加强国防建设。
为什么能在四川立国
中央把大三线建设放在四川、云南、贵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64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作了一些插话，其中他说：“四川7000万人口，40万平方公里，为什么刘备能在这里立国？蒋介石退也退到重庆，为什么？总有个道理嘛！”
刘备在西川（今四川）立国，建立蜀汉政权，其道理是什么呢？《三国演义》中几位政治家、战略家是这样分析的：小说第三十八回，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在着名的《隆中对》中分析天下大势时，指出刘备集团要占领荆州和益州为根据地，提到益州时他说：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国，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到了小说第六十回，刘备夺取西川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这时出现一个人物——益州别驾张松，欲将西川献给“明主”。他这样介绍益州：
蜀为西郡，古号益州。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环二百八程，纵横三万余里，鸡鸣犬吠相闻，市井闾阎不断。田肥地茂，岁无水旱之忧；国富民丰，时有管弦之乐。所产之物，阜如山积。天下莫可及也！
诸葛亮和张松都认为：益州为“险塞”，军事上易守难攻；西川沃野千里，经济上国富民丰；汉高祖刘邦曾经据此成帝王之业；刘备如占领益州，可进图中原，夺取天下。
毛泽东借鉴刘备立国的经验，是要办一件大事：20世纪60年代初期，党中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口号，并据此提出了一线、二线、三线和“大三线”（国家的）、“小三线”（各省的）的建设布局与任务。毛泽东对此异常关注，仅1964年下半年，他就多次提到此事。
8月20日上午，毛泽东与薄一波谈话，其中讲到：
“现在沿海（工业）搞这么大，不搬家不行。你搞到二线也好哟！四川、云南、贵州是三线，都可以搬去的！要好好地研究、学习斯大林的经验：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这就是教训。”这是接受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初期的教训。斯大林的“三条”教训，是当时我国搞三线建设的历史原因；迫于帝国主义的军事威胁，是搞三线建设的现实原因。
10月7日，毛泽东在接见朝鲜崔庸健委员长时的谈话中说：“我们要把沿海的一些工厂搬到内地，少数工厂要放在地下。工业要搞第二线、第三线。不然，第一线打掉了，我们就没有钢、没有机器了。这是可以搬的，一个工厂全搬或搬一半或搬一大部分。这项工作要几年才能完成。”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建议将广东省关于三线建设的报告转发给第一线和第二线各省，叫他们也讨论一下自己的第三线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可以解决一个长远的战略性的大问题。现在不为，后悔莫及。”又过了一个月，毛泽东谈到了刘备在西川的立国问题。
“总有个道理吆！”中央把大三线建设放在四川、云南、贵州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考虑了政治、军事、经济、人口、地理等各种因素的。
带领一个班子南下在西川建立了很好根据地的刘备，居然下启千年后的毛泽东建设“大三线”的思路。这也是历史的启示。建立大三线和小三线，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是具有全局性的战略选择。
三朝元老刘晔
“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
刘晔是曹魏重臣，曾经长期跟随在曹操身边，出过不少奇计，后又辅佐曹丕和曹叡，是曹魏的三朝元老。
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曾先后向干部推荐读《三国志》的四篇传记，即《张鲁传》《吕蒙传》《郭嘉传》《刘晔传》。毛泽东熟读《刘晔传》以及裴松之的注，并对裴所注《傅子》中的一段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晔事明皇帝，又大见亲重。帝将伐蜀，朝臣内外皆曰“不可”。
晔入与帝议，因曰“可伐”；出与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晔有胆智，言之皆有形。中领军杨暨，帝之亲臣，又重晔，持不可伐蜀之议最坚，每从内出，辄过晔，晔讲不可之意。后暨从驾行天渊池，帝论伐蜀事，暨切谏。帝曰：“卿书生，焉知兵事！”暨谦谢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过听，拔臣群萃之中，立之六军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尽言。
臣言诚不足采，侍中刘晔先帝谋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晔与吾言蜀可伐。”暨曰：“晔可召质也。”诏召晔至，帝问晔，终不言。
后独见，晔责帝曰：“伐国，大谋也。臣得与闻大谋，常恐眯梦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诡道也，军事未发，不厌其密也。陛下显然露之，臣恐敌国已闻之矣。”于是帝谢之。晔见出，责暨曰：“夫钓者中大鱼，则纵而随之，须可制而后牵，则无不得也。人主之威。岂徒大鱼而已！子诚直臣，然计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谢之。晔能应变持两端如此。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作了如下批语：
此传可一阅。放长线钓大鱼，出自刘晔。
刘晔的足智多谋和善于应变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谈论曹操缺点的同时，也赞扬了刘晔。可见，毛泽东对谋略人才的重视。
“为将当有怯弱时”
你们去联合国，可能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
1971年10月，在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即将派代表团参加会议时，毛泽东专门谈了防止骄傲的问题。他举《后出师表》中说曹操“几败北山”为例，说：
“几败北山，说的是夏侯渊战死以后，曹操争夺汉中的事。”《后出师表》三处提到夏侯渊。另外两处是“夏侯败亡”、“夏侯授首”。夏侯渊是曹操的一员大将，曹操封他为征西将军，担任汉中的“警备司令”。刘备攻打汉中，夏侯渊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定军山，命令张合守住东围。刘备引蛇出洞，先打张合，夏侯渊领了一半军队亲自援助张合，被黄忠砍了头。有一出京剧就叫《定军山》，是谭鑫培、谭富英的拿手戏。《三国志·魏书》的《夏侯渊传》中说，当初夏侯渊打了几次胜仗，曹操写信提醒他：
“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敌耳。”“当有怯弱时”，就是要想到自己的弱点和不足，有打败仗的可能。夏侯渊把曹操的告诫不当一回事，结果全军覆没。毛泽东提醒道去联合国，可能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就是“将”，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送你们两句话，一句是我写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句是田家英帮我写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毛泽东通过夏侯渊被砍头的教训，引导代表团要正确对待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在行兵打仗时一定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切不可当一匹夫耳。这是从提升个人素质上提出的要求。
“阵地战”与“运动战”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彝陵在今湖北省宜昌县境内。公元222年，刘备率蜀国大军西进攻吴，连战皆捷。进到彝陵，已入吴境五六百里，砍伐山木。连营扎寨，打的是阵地战。吴国都督陆逊则坚守不战，相持七八月。直待刘备“兵疲意沮，计不复生”。利用顺风放火，攻破四十多个营寨，迫使刘备退到白帝城。
《陆逊传》还记叙，刘备在彝陵战败，退往白帝城后，吴国将领“徐盛、潘璋、宋谦等，各竞表言：‘备必可擒，乞复攻之。’权以问逊，逊与朱然、骆统以为曹丕大合士众，外托助国讨备，内实有奸心，谨决计辄还。”接着，卢弼引何焯的评论说：“大胜之后，将骄卒惰，溯流仰攻，转馈又难。一有失利。前功尽弃。昭烈老于兵，得蜀已固，非若曹仁之在南郡，可惧而走也。连兵于西，主客异势，决还者中人所能知也，盛、璋、谦如豕突耳。”意思是，大胜后将骄，不顾主客观条件，试图连兵向西再攻刘备，很可能前功尽弃。读至此，毛泽东批道：“何评有理。”
吴蜀彝陵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战役。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过这个战例，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对这个战役的批注，则是反过来从当时处于强者一方的刘备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为其设想谋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