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日晚，毛泽东接见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和谈秘使刘仲容时说：“就请刘先生告诉他，和谈成功建立边防军时，我们请他继续带兵，把30万军队交给他指挥，比他现在带的多得多，人称他‘小诸葛’，人尽其才，于国有利嘛。”毛泽东胸怀大量，给了白崇禧充分的考虑余地，可惜他没有听从劝告，最后一败涂地。毛泽东在打仗运兵中神出鬼没，出奇制胜，终使“小诸葛”白崇禧成为手下败将，“小诸葛”终于败在“赛诸葛”的运筹帷幄中。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下好，人在一个地方呆长了，油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调一下有好处，到处都是干革命。
1973年12月21下午6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兵种、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
毛泽东说：“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一下好，人在一个地方呆长了，油了，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调一下有好处，到处都是干革命。在调动工作上要做好工作，打招呼，调动要欢迎，不要冷冷清清。冷冷清清不好，要同军长、军政委、师长、师政委见面，包括司、政、后机关，一百二百人见见面，不认识不好，如东北陈锡联，可以带李德生到沈阳军区熟悉熟悉；李德生可以带陈锡联到北京军区熟悉熟悉，互相当场介绍一下。”
毛泽东说：“互相对调，是河南人发明的。东调西调，调远一点，这个军分区调到那个军分区，都欢迎。杨得志带一个旅到了延安，我才认识的，那时候有逃兵，我说不要抓，人家不愿在这里，要逃让他逃，请他吃一顿肉回去算了。捆绑不能做夫妻，捆绑不能做朋友，捆绑不能革命。”
毛泽东说：“还是年轻力壮，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你（指许世友）也应该读一点，汉朝有个周勃，没有读什么书。刘邦，也没有读什么书。”
毛泽东说：“曾思玉和杨得志对调，丁盛和许世友对调，韩先楚和皮定钧对调，这几位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了。李德生、曾思玉、丁盛不那么久。你们带一个头，牵动全国。对今后军分区、人武部的调动，带个好风气，你们把我调一下吧！我实在不愿意当主席。”大家哈哈大笑。
毛泽东又说：“《三国志》上有三个人，都是小商小贩出身，刘、张、赵。刘备，是卖草鞋的，张飞是卖猪肉的，赵子龙是卖年糕的。我老了，应该去‘卖年糕’（意思是‘老迈年高’），到福州去卖，好不好啊？南京、武汉不去，太热了。”大家再一次被毛主席风趣的比喻引发大笑。
毛泽东接着说：“对同志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评人家，不批评自己。一批评自己，就好像挖了他家三代祖坟，说人家是三反分子，‘五一六’。我们这个党不要杀人（除杀人、放火、放毒的要杀），包括反革命不要杀，要保存活证据，犯点错误，改正就好。”
毛泽东说：“要准备打仗，我能吃能睡，我还可以打几仗。要打就打，要打我都欢迎，几个氢弹，能把北京消灭得了？北京有各国大使馆，要打氢弹，他们也消灭了。我看导弹、氢弹可能不会打北京，美国打日本，就选择广岛、长崎，不打东京、大坂。”
毛泽东说：
“过去战争年代，干部经常调来调去，我们党、政、军、民有这样的传统，八届十中全会决定，要交流干部嘛！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的主要干部。共产党员要能上能下，能官能民，能东能西，一切行动听指挥，调动一下有好处，也是加强集体领导，反对山头主义，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重要一环。军队要统一，要整顿，要加强。各大军区司令员不再兼省委书记，集中精力搞好军队工作，议政议军，抓好部队建设，准备打仗。”
毛泽东指挥大家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搞什么大、小舰队，就不能得胜利。”毛泽东采取邓小平的建议，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具有极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论“三个世界划分”
“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
毛泽东历来对“三”感兴趣，在中共党史上记载着毛泽东关于“三”
的“三大法宝”、“三大作风”、“三反运动”、“三大改造”等。在阅读《三国演义》时，他对书中的“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在《隆中对》中，分析魏、蜀、吴三分天下大势非常重视。尤其是开篇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充满哲理的话，备加欣赏。
在20世纪，出现了各种国际关系理论。这些理论虽然各有不同，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大国主宰世界的理论。一类是代表大多数弱国、穷国和中小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理论。
1956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苏瓦拉底时指出：
要注意中间地带的重要性问题。他认为，中间地带包括从英国一直到拉丁美洲。这个地区的一边是社会主义阵营，另一边是美国。这个地带有最多的人口和最多的国家，包括有三种性质的国家。第一类是拥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如英国、法国；第二类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国家，有的已经取得民族解放，有的还在争取民族解放；第三类是在欧洲的不拥有殖民地的自由国家。他还认为，在这些中间地带国家之间，存在着一些内部纠纷。这些纠纷应该用和平方法来解决。
在后来的一些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现在美苏双方都在争夺中间地带。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和非洲，这里面很有文章可做。他提出：“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三个主义中，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而民族主义占领的地方相当宽，有三个洲：一个亚洲，一个非洲，一个拉丁美洲。”据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确定了中国外交的重点是在亚非拉美国家中广交朋友，同时也积极争取同英、法等西方国家改善关系。
20世纪60年代，中苏论战后，中国成为独树一帜的国际力量，这是战后世界格局发生的影响最为深远的重大事件之一。
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客人时重申了“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的论断，还说：“西德垄断资本想勾结美国又想抗拒美国，这点同日本相像。我们把这些地方都称做中间地带。社会主义阵营算一个方面，美国算另一个方面，除此之外，都算中间地带。”
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
1964年1月5日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再次阐明关于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他说：“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在同年7月的另一次同日本客人的谈话中，他还明确表示：“日本也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
1964年1月17日，毛泽东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泼斯坦、李敦白等外国朋友。他在谈话中说：“美国现在在两个‘第三世界’都遇到抵抗。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压迫别人，另一方面又受美国压迫，同美国有矛盾。”他还说：“不能设想，美国只在两个‘第三世界’遇到抵抗，而独独在苏联和东欧会不遇到抵抗。”
进入20世纪70年代，世界格局进一步发生重大变化，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挑战和冲击日益公开化、显着化。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之后，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使第三世界国家的呼声在联合国的讲坛上得到了充分的表达。尤其是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以后，客观上形成美、苏、中战略大三角格局，中国的战略地位呈上升趋势，对两极格局形成强有力的冲击，世界的多极化趋势已成定局。
其次是资本主义各国纷纷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对美国的盟主地位提出强有力的挑战。
东欧各国开始走改革的道路，并试图改变对苏联的依赖状况。
随着世界多极化趋势对两极格局的冲击日益明显，国际社会呼唤并孕育着新的国际关系理论。
面对激烈变化、迅速改组的世界，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中间地带理论，最终形成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全面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观点。毛泽东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泽东又说：“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毛泽东的这几段话，不是一时的即兴之谈，而是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考而提出的一个精辟的新论断。
1974年4月10日，刚刚复出的中国副总理邓小平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第一次正式向全世界阐明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观点。邓小平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邓小平的这个发言是根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写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请毛泽东亲自审阅过，因而可以说是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的观点，它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战略格局的认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邓小平的这个着名的发言，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开始闻名天下。
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开始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重新回到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务实轨道。另一方面，这个理论的提出，也是对剧烈变动、改组中的国际局势进行深入观察和思考的结果。没有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出现，没有对这种趋势的客观而深入的观察，要想比较全面地纠正极左思潮的影响，重新确定正确的外交方针，并把中间地带理论发展成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则是，从当代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力量分野的实际出发，而不是囿于原来的意识形态框框。这样他就能够高人一筹。
毛泽东着名的“三个世界”理论是他惯于使用的左、中、右“三分法”在国际范围内的一种应用。他的整个外交谋略都是以此作为基本框架的，开创了我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和新战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