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当张学良、杨虎城两爱国将领受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与全国抗日救亡的推动，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接受抗日主张。当时形势极为复杂，党与人民群众中有人提出无限期地监禁蒋介石，有人主张公开审判蒋介石，更有人提出要杀掉蒋介石，以报十年内战时期的血海深仇。而中共审时度势，从全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对蒋宽大处理，提出和平解决的方针。为了说服当时党内外的同志。毛泽东引用了《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的故事。他说：杀掉蒋介石很容易，有一把刀一下子就杀了，可是脑壳只有一个，杀了就安不上了。人总是要死的，有老死的，病死的，战场上打死的；有站着死的，坐着死的，躺着死的……蒋介石也是要死的。但是中央主张现在不叫他的脑袋搬家，因为杀了他就没有戏唱了，这是对抗日不利的。何况杀了他，还会有蒋介石第二，蒋介石第三……中央也不主张把他关起来，而是主张把他放了。过去诸葛亮对孟获还七擒七纵，对蒋介石为什么不可以一擒一纵呢？
毛泽东就是通过对《三国演义》中的人与故事的解说，使党内同志在思想上得到统一，推动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破格用人，用其所长
毛泽东向以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和知人善任的高超领导艺术而闻名于世。
熟悉《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孙吴的大将周瑜，年少英发，有过人的才智和胆识，年轻得志。30岁时已是举世瞩目的杰出统帅。他在东吴两代君主——孙策、孙权的心目中，占有相当的地位。孙策临终时嘱托孙权：“倘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可问周瑜。”而孙权一登上吴主的宝座，便召见周瑜，倾心相交，求教大事。正是君主如此赤诚相待，并为他提供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所以他才能在短暂的一生中，为东吴建树丰功伟绩。赤壁之战时，他作为东吴水军大都督，年仅33岁。
在我党的历史上，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向以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和知人善任的高超领导艺术而闻名于世。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反对论资排辈，主张大胆起用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比较年轻的杰出人才上。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重用过许多比周瑜当都督时年轻得多的人。比如林彪，23岁担任红四军军长的要职，打起仗来比较灵活，毛泽东对他是很器重的；吴亮平，二十多岁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艾思奇，也是二十多岁时就担任中央文委秘书长，使他们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周小舟，24岁时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对于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干部，毛泽东主张应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1941年，周小舟到冀中区工作，毛泽东曾两次写信，鼓励他“切实努力，必有进步”。周小舟根据毛泽东的教导，坚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充实自己。建国初，周小舟担任了湖南省委书记，成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年青干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再次见到周小舟，高兴地说：“小舟变成了大舟了！毛泽东从《三国》人物身上找到了经验，看到了用人上的科学做法，具体应用到组织工作上，在自己的身边凝聚了众多的人才。”
拿鹅毛扇的知识分子
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在1945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讲了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进而强调为了防止看低知识分子的偏向，确有必要申明他们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毛泽东说：“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指诸葛亮）；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
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不仅他本人是名符其实的秀才造反，而且，在我党、我军高级领导集团中，知识分子也是占有一定比重的。毛泽东深知，没有知识分子，革命就不会胜利这个极为普通而又极为重要的道理。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处于经济建设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就越来越显得重要了。他与各行各业——科学界、文学艺术界等的知识分子交朋友，谈心，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提拔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以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得到最大限度地发挥。
撤退不能丢下老百姓不管
“刘备撤退还舍不得丢下新野县的老百姓，我们共产党人总比刘备强嘛！”
1947年3月13日（农历1947年2月21日），天蒙蒙亮，胡宗南指挥的14个旅兵分两路，左集团由刘戡率领，从延安南面的洛川出发；右路集团由董钊率领，从延安东南方向的宜川进逼，以“分进合击”的态势同时向延安发动了猛烈进攻。同时，六十多架敌机轰炸了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处境十分危险。
“我是要最后撤离延安的，我还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子哩！”毛泽东不怕蒋胡军的气势汹汹，“稳坐钓鱼台”，并不急着撤走。
新四旅一部分部队负责掩护党中央和毛泽东撤离，官兵们对他们的安全不放心，有的旅团首长借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之机，劝毛泽东赶快撤离。
这天，新四旅的副旅长程悦长和16团的团长袁学凯来见毛泽东。
毛泽东那天很高兴，让工作人员给两人弄来了两大碗冒着热气的红烧肉和七八个白面馍馍：“吃吧！今天整个延安打牙祭，赶不走的猪统统吃掉，自己喂大的么，不能留给胡宗南！”
程悦长和袁学凯见毛泽东高兴，便一边吃着饭，一边毫无拘束地向毛泽东汇报情况：
“部队兵强马壮，给养充足，士气很旺。指战员们纷纷向旅部、团部请战，一致表示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多打胜仗保卫延安……”
饭吃得差不多了，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又说：“主席，部队都非常担心你的安全，我们全旅指战员请求主席早一些转移到黄河东边去。”
毛泽东吸着烟，微笑着对他们说：“你们代我谢谢同志们。好多地方来电报，催着我过黄河，彭老总更是急得不得了。中央有个安全的环境，对指挥全国作战的确有好处。不过，我有些想法……”
毛泽东用一只手熄灭了烟，扳着另一只手的一个手指头，接着说：
“其一，我们在延安住了十来年，一直处在和平环境中，现在一有战争就走，我无颜对陕北乡亲，日后也不好再见面。难道我们还不如刘备？刘备撤退还舍不得丢下新野县的老百姓，我们共产党人总比刘备强嘛！我决心和陕北的乡亲们一起，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烟，扳下另一个手指头：“其二，我们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胡宗南有二十多万人马，我们只有2万人，陕北的比例是10比1；这样我们其他战场就好得多，敌我力量对比不会这么悬殊。党内分工我负责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现在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权，我留在陕北，蒋介石就不敢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我在这里拖住他的‘西北王’，其他战场就可以减轻不少压力。”
烟烫手了，毛泽东赶紧将手上的烟头一丢，“当毫不在意地继续说：年希特勒进攻苏联，也是不可一世嘛！几十万敌军围住了莫斯科，斯大林也没躲到什么地方去，还在红场上大阅兵哩！后来怎么样？还不是粉碎了希特勒的进攻！结果又怎么样？苏联红军大反攻，一直打到柏林，彻底消灭了德国法西斯嘛！”
3月18日傍晚，延安东南方向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枪声，情况突变。正在同二纵队司令员王震谈话的毛泽东在彭德怀的催促下准备动身，他稳稳地坐在椅子上，慢悠悠地问：“机关都撤离了吗？”
“都撤离了，”周恩来说罢，又有人抢着道：“早撤光了！”毛泽东又问：“群众呢？龙飞虎回答：一下午全撤了。”
“全撤离了，群众安全撤走了，毛泽东才最后撤离延安。在转战陕北的征途上，可说是危机四伏。可越是危险，毛泽东越是想到群众，心里装的全是老百姓的安全。”
难道我们还不如刘备
“部队已和老乡凝成一体，危难之时，不保护群众，还叫共产党吗！”
《三国演义》第四十一回“刘玄德携民渡江”的故事讲的是：曹操南征，大军杀奔新野，刘备因敌我力量悬殊，决定奔襄阳，以协助其侄刘琮一起保卫荆州，因不忍弃下百姓，便遍告四方：愿随者，一同渡江。两县人民誓死相随，到襄阳，蔡瑁、张允闭城相拒，如用武力入城，势必互相残杀，危害百姓，刘备乃采纳孔明先取江陵为家之议，便引着百姓，尽离襄阳大路，望江陵而走。因同行军民十余万，大小车数千辆，挑担背负者不计其数，行动迟缓。这时，曹操大军即将渡江来追，众将都说：“江陵要地，足可拒守。今拥民众数万，日行十余里，似此几时得到江陵？倘曹兵到，如何迎敌？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
刘备泣说：奈何弃之？百姓闻刘备此言，莫不伤感。大敌追逐之际，刘备仍以百姓为重，不抛弃百姓而甘冒被俘之险，获得民众拥护是必然的。正因荆州人心归向，刘备才能以荆州人为主组成队伍。后来他能创业西蜀，荆州人出力最大。如果刘备得不到荆州人的支持，他将一事无成。可见，要创业，得军心民心人心是何等重要。
1947年6月8日，刘戡率四个半旅沿着延河北进。先头部队进到离毛泽东住地王家湾只隔一个山头，形势万分危急。此时，整个陕北保卫中央首脑机关的只有四个连。西北野战军已运动到西线的陇东一带，迎战马鸿逵、马鸿宾集团，且连克数城，活捉了敌军少将副旅长陈应权、马鸿宾的儿子马奠邦。当胡宗南发现西野西进，美制电台测向仪又测出王家湾一带电台信号密集时，急令董钊、刘戡率机动部队，追歼他预料中的“共军首脑机关”。
远在千里之外的彭总闻讯，速用三个“AAA”字的急电，报告毛泽东；用两个“AA”字的急电，指派靠近中央的地方武装，誓死保卫毛主席。
毛泽东遇险之际，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和中央的安危，而是朝夕相处的王家湾老百姓。他请高村长转告老乡，不要乱跑，待三支队转移方向定下来，再跟队伍一起走。
从未听过炮声的老乡们，早赶着牛羊、拖儿带女上了东山。侦察员报告：“敌人正由东向西扑来！”毛泽东立刻通知高村长，带领群众向西山转移，三支队派兵保护。
高村长不敢隐瞒真情。毛泽东心情沉重，命令三支队：“不惜一切代价，追回老乡！敌人从东边来，我们要有计划地组织老乡撤，不能让老乡受损失。把我们的行动方向告诉村干部，让他们带领群众一起转移。”时不我待，警卫人员催毛泽东上马，离开王家湾，他怒气顿生，大手一挥：“老乡追不回，我不走！”
“部队带着老乡走，不暴露行动目标吗？”人们从毛主席安危出发，提醒他慎重行事。
“部队已和老乡凝成一体，危难之时，不保护群众，还叫共产党吗！”大事小事都想着乡亲的毛泽东，蹲在院里的树墩上，烟圈在眼前缭绕。
天空乌云密布，雷声炮声已难分辨。刘戡越来越近，“铜钱雨”越下越大。毛泽东命令来此催他上马的指挥员：“把警卫排拉上去，一定挡住敌人，直到老乡追回，向西转移，才准撤！”
负责毛泽东安全的警卫人员，看警卫排上了前线，低声嘀咕：
“哪有警卫部队打仗的？出事咋办？”毛泽东脸一沉：“这不让你看到了吗？只想着我，不想着老百姓？”
就这样，警卫排创造了阻击敌人三小时的奇迹。毛泽东站在崖畔上，目送老乡向西转移，才骑马上山，吆喝一声：“走！”
民本思想，是传统政治思想中带有民主性精华的部分。刘备的“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建党建军的宗旨，二者有区别，也有联系。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之时，毛泽东先群众后自己，甚至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完全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领袖的本质亮相。辉煌千古，不朽千古。
刘备新野败退不忘百姓，毛泽东延安转移不忘群众，揭示了一个共同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代表群众根本利益者得天下，损害群众根本利益者失天下。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也正是今天共产党人所践行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根源。
“古城会”
一团乱麻，被一个“古城会”的故事轻而易举地理清了。
建国初期，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周恩来在西花厅召开座谈会。
中南海西花厅，夜已深，但客厅里的座谈会仍在进行中。座谈会的主持者周恩来微微垂下目光，扫了一眼腕上的手表，又环视四座。
今天被邀请到会的全是民盟中央的负责人，张澜、沈钧儒、章伯钧、楚图南、黄炎培、史良、罗隆基和叶笃义等人。几位老先生不惯熬夜，脸上露出倦容。坐在周恩来身旁的毛泽东，目光炯炯，一边大口小口吸着香烟，一边聚精会神地听史良发言。
进北平后，民盟召开了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主要是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确定今后的方针。但是，一总结经验教训，便总结出民盟内存在着一条亲美路线，这条路线的代表人物是罗隆基。于是，会议由总结经验转向了批判罗隆基，进而又扩大到一些“留沪中委”。
原来民盟1947年11月被国民党取缔后，一部分民盟领导人如沈钧儒、章伯钧、周新民等去了香港，在那里召开了三中全会，成立了临时总部。另一部民盟领导人留在了上海，形成了以张澜、罗隆基、叶笃义等人为主的事实的核心。处于两地的结果，这两套人马在政策上、策略上发生了矛盾，在四中全会上，矛盾爆发出来，明着批判罗隆基，实际上，矛头所指是冲着张澜。此事却非同小可，争论异常激烈，会议延续了几个月，解决不了问题，中共中央不得不出面干预。
史良的发言，着重批判了罗隆基、叶笃义在上海期间与美国大使馆及驻沪领事频频进行接触的问题。史良话音刚落，张澜发言说：
“史良同志刚才发言，基本符合事实。不过我想讲清楚一点，罗隆基和叶笃义同志到上海期间与美国人进行联系的问题，都是代表我去的。罗隆基同志因病住疗养院，活动不多，主要是接受美国提供的药品，也和美国总领事齐艾斯谈过几次话，叶笃义的活动多些，但是都是代表我。来北平后，我向毛主席汇报过这个问题。”
张澜的话不多，语气平淡，但软中有硬，而且是在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讲完后，微微阖上双目，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在场的人相信老人的内心是不会平静的。客厅里一片沉寂，张澜毕竟是一位德高望重，对中华民族有过大功的老人，难道能像批判罗隆基似地批判他吗？
周恩来与毛泽东交换一下目光，周恩来简短地说：“大家都讲了话，现在我们请毛主席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