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有极高的语言说服艺术，当老船工担心风急浪大行船出事。他顺手拈来借东风的故事，并把诸葛亮借东风与“我们”借东风做了比较，指出前者借东风“费了好大的劲儿”，而“我们”借东风“则不必登七星坛”，也就是省劲儿多了，并诙谐地说这是“便宜事儿”，真是妙语天成。在大风大浪面前，毛泽东以轻松自如的谈吐。形象生动的比喻，由浅入深的引导，把困难条件一下子化为了有利条件，循循善诱地说服了老船工，也说服了面对恶劣天气为他安全着急的警卫战士，创造了“胜似闲庭信步”的氛围，足令担心者放心了，着急者沉稳了，大家满怀信心地去战胜困难。
遇到敌人打枪，他出奇的冷静沉着。在判断是残敌盲目打枪探问情况后，他又顺着刚才的思路说：今晚只唱借东风，不唱草船借箭。只唱借东风，是因为行船的目的是到达上杭指挥攻打漳州的战役，不可因途中恋战而贻误军机；不唱草船借箭，是告诫拔枪欲战的警卫人员不可轻举妄动。用《三国演义》中两个故事情节，表达了自己的“战斗方案”。毛泽东的语言艺术不能不令人拍案叫绝。他所导演的三国戏剧，最终使险境变为通途。
“说破英雄惊煞人”
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巧借闻雷来掩饰，随机应变信如神。
这四句诗说的是当年刘备羽翼未丰、屈居曹营的故事。刘备确是个聪明人，他深知自己栖身虎穴，决不能让疑心很重的曹操识破他的雄心壮志。而当他的心机突然被曹操道破，一下子使他露出惊恐神色时，他又巧借闻雷来加以掩饰，从而避免了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杀身之祸。
毛泽东遇险不惊，随机应变的本领一点也不亚于刘备。他在紧急关头不动声色的和张国焘周旋，在识破张国焘阴谋的情况下，采取了有利的措施，躲过了张国焘的明枪暗箭，终于脱离了险境。
红军长征到达四川懋功，毛泽东率领的一方面军和张国焘部的四方面军会合。从此毛张之间发生了北上还是西进的分歧。经过毛泽东的努力，在毛儿盖勉强达成共同北上的协议，同时将两个方面军分编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张国焘统左路，毛泽东率右路。但这样做并没有消除分歧。张国焘的左路军中有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毛泽东的右路军中则有张的心腹陈昌浩。毛泽东到班佑时，张国焘分裂的迹象重新出现。张国焘借白河涨水左路军无法渡河，重提他的西进计划。毛泽东则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张继续北上。张仗着人多枪多，拒不服从，并向右路军指挥部里的陈昌浩发来一份密电，企图用“彻底开展党内斗争”的方法来挟持毛泽东和右路红军随他西进。由于叶剑英的机警，毛泽东先于陈昌浩知道了电报的内容，形势非常紧张，因为毛泽东的部队早已分散，第一军团距班佑有两天的路程，而附近却有张的两个军。彭德怀着急，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方面军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他敦促毛：抓住一些人质，以防止出现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
毛泽东没有采纳彭德怀的建议。他知道张国焘电文中“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是什么意思，但毕竟没有公开威胁要“武力解决”中央。如果先自采取抓人质的办法，那一场自相残杀倒真是不可避免。他装做什么也不知道，去会见陈昌浩。陈向毛泽东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毛泽东竭力设法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他很相信自己的说服能力。但是，陈对张唯命是从，根本听不进毛的劝告。
最后的争取工作已无济于事，毛泽东心里有底，事情到了千钧一发的时刻。后来他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
怎么办？毛泽东知道劝说无效，于是对陈说，假如部队要改变路线，他必须和政治局的其他人商量一下。他说，周恩来和王稼祥正在三方面军司令部养病，“让我和洛甫、博古去他们那儿开个会”。陈昌浩同意了。开会嘛，是应该的，反正不同意也得同意。
其实这是毛泽东的脱身之计。分歧不可挽回，力量对比又相差悬殊，唯一的办法就是金蝉脱壳。你走你的，我走我的，至于谁对谁错，只有走着瞧。
毛泽东火速赶到三方面军驻地，和常委们作出紧急决定：第三方面军凌晨二时出发。以什么名义离开呢？毛泽东派叶剑英去告诉陈昌浩：部队要回头南下，要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所以动员整个部队天一亮就去地里割青稞。陈没有表示反对，他一点也不担心，他认为毛泽东只有那么多人，不敢自行离去。
等陈昌浩发觉一方面军开拔后，毛泽东的人马已经离开了陈的“势力范围”。陈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举着“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标语追上来。毛泽东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不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我们先走，去开辟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
毛泽东说得一点不错。四方面军经过一番挫折，最后还是回了头，于1936年10月10日到达陕北。整整一年，一天不差。红军三大主力在毛泽东的坚持下，终于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在陕北胜利会师，开始新的战斗历程。
杨尚昆说：长征中，毛泽东率领一、三方面军单独北上，是极为关键的一步。没有这一步，也就没有一年以后三大主力红军在西北大会师。如果没有北上这一着，一、二、四方面军统统集中在藏区的贫瘠地区，慢慢地就会被消灭了。因为那里既没有条件扩大军队，更没有条件搞生产，那里是草原和不毛之地，敌人把几个小山口一封，你就没有办法了。
结果毛泽东的韬略获得了胜利。
“合则两利，分则两伤”
毛泽东很欣赏“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认为这符合辩证法。
从1936年到1964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在涉及革命和建设的大事面前，先后几次引用《三国演义》开篇的头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他认为这句话很符合辩证法。
《三国演义》的作者给周秦以来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概括了一条规律：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种统一和分裂代谢的历史观较为符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表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人民群众反对分裂要求统一的愿望，有历史进步性和人民性。
因此它成了人们评定历史评定事情发展规律的口头禅。具有浓厚三国情结的毛泽东，用唯物辩证法的眼光去观照《三国演义》的这句话，紧紧抓住了其“符合辩证法”的精髓。
在《三国演义》里，这句话只适用于社会历史现象，毛泽东却做了广泛的发挥。党派之间的分离与合作，党内的团结与斗争，国际间的和平与战争，生产规模的集中与分散……都被这个规律所笼罩着，说明了他把《三国演义》中这句话里的辩证法广泛活用到现实生活中去了。
但是，《三国演义》作者的分合论，在承认社会分与合、乱与治的相互转化的辩证性外，作为历史观却带上明显的宿命论色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两个“必”字，很容易使这种历史观导致历史循环论。因为它掩盖了社会历史每次分合的具体历史内容，抹杀了社会历史每次分合是在进步与倒退的斗争中螺旋式上升的事实，而不是分与合的机械的平面的简单循环。
1938年5月4日，延安抗大的学员聚精会神地听毛泽东讲课。
毛泽东指出，国共合作分为三段，第一段两党合作，第二段两党分裂，第三段两党又合作。毛泽东说：——“按照中国古书《三国演义》你们看过吗？——那里开头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过去分了10年，现在又合起来，当然，把这话拿到现在来说是不正确的，现在合起来不一定再分。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两句话：国共两党，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正是基于这种分合论本身的缺欠，毛泽东有时使用时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他认为老是分合就搞不成什么事情了，就会犯错误。分合是有历史前提的，在国共合作抗日救国的情况下讲“合久必分”就是“不正确”的。这是毛泽东远比《三国演义》作者高明的地方，也是他对待文化遗产态度科学的地方。他是站在历史进步趋势的大前提下，来正确区分“合”与“分”的性质，从而去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黄盖巧使“苦肉计”
“这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革命的自觉性嘛！不能吃苦怎么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吃苦怎么能建设新中国？”
《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书中说赤壁之战中，东吴老将黄盖向周瑜提出愿意诈降曹操，以便借机火攻曹军。周瑜道：“不受些苦，彼如何肯信？”黄盖表示愿受皮肉之苦。次日，周瑜会集众将，令诸将各领三个月粮草，准备御敌。黄盖故意表示反对，提出若不能及时破曹，不如投降。周瑜大怒，责骂黄盖涣散军心，喝令将黄盖斩首。众将苦苦求情，周瑜怒不可遏，推翻案桌，喝令赶快行刑，责打黄盖一百脊杖。打到五十下时，黄盖已皮开肉绽，鲜血迸流。众将官又苦苦求免，周瑜方才指盖而言：“且寄下五十棍！再有怠慢，二罪俱罚！说罢含恨入帐。黄盖当众受辱被刑，曹兵的细作把此情报告给曹操，此时黄盖又差人秘密送来诈降书。机敏过人的曹操也被蒙在鼓里，对黄盖的投降深信不疑。后来黄盖利用曹操的轻信，将舰船堆满柴草，灌上膏油，乘东南风起，靠欺骗迫近曹营，放起大火，烧得曹军死伤无计。为孙刘联军的赤壁破曹建立了大功。”
黄盖和周瑜为了维护孙刘联军的利益，战胜曹军，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共同完成欺骗曹操的“苦肉计”。小说中的这个情节被后人提炼成一句歇后语。毛泽东给陕北公学的学生们讲演，想到了这句歇后语。
那是1938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成仿吾、罗迈、邵式平、周纯全等校领导的陪同下，来到了陕北公学，准备向学生们讲话。那时，国统区的一些青年学生，冲破重重封锁，来到延安，进陕北公学学习。
毛泽东环视一下会场，说：“同学们，过去你们大都是城市里的洋学生，现在成了山沟里的土学生。”毛泽东指了指会场，又说：“你们看，开会没礼堂，上课没桌子，睡的是土窑洞，吃的是小米饭。你们能不能吃苦呀？”“能吃苦！”同学们齐声回答。“你们愿不愿意吃苦啊？”“愿意！”“为什么要自愿到延安来吃苦呢？”
毛泽东这一问，会场上顿时活跃起来，有的说为了参加革命，有的说为了学习马列主义，也有的说延安有毛主席、有共产党给我们做榜样……毛泽东接着说：“这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革命的自觉性嘛！
不能吃苦怎么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不能吃苦怎么能建设新中国？”毫无疑问，打击入侵者和建设新中国都是艰苦备尝的事业。青年学生们舍生忘死奔赴延安，他们已经初步具备了自觉吃苦的精神。黄盖为了打击入侵曹军情愿皮开肉绽；青年知识分子为了抗击日寇不怕风餐露宿，住土窑，吃小米……对战胜艰难困苦他们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毛泽东引用这句三国歇后语，在轻松幽默的谈话中，把历史和现实巧妙地连接起来，水到渠成地宣扬了艰苦奋斗的民族优良传统和革命自觉意识。而且，这种张扬，不是说教，不是硬性灌输，而是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入人心。青年学生们听了“周瑜打黄盖”的比喻，会心地一笑，那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认同。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常常提起“嚼得菜根，百事做得”的俗语，后来参加革命了，他又多次引用“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句古语。这两句话，阐明了一条亘古不变的道理：愿吃得辛苦，艰难奋斗者，定能事业有成。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事理纷繁，重在主要矛盾。你读过《三国演义》没有？”
1941年1月17日，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部分政治局委员，陕甘宁地区中央局部分成员，还有八路军总部的一些首长们，聚集在一起。
气氛是凝重的，凝重中还带有几多悲愤。
这天，蒋介石在重庆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通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该军番号，并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通缉副军长项英。
任弼时愤愤地说：“蒋介石是个十足的流氓，无赖！”
朱德用他那浓重的四川方言谴责：“老蒋破坏抗日，不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是民族的罪人！”
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高岗突然站起来大吼：“蒋介石消灭了我们的一个军部，杀了我们9000人，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血腥屠杀呀——这是马日事变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重演！国共合作已经完全破裂了，我们要反击国民党！”
毛泽东吸着烟，听着战友们的议论，平静而又十分坚定地说：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在14日我已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准备在政治上、军事上全面反攻。蒋介石一切仁义道德都是鬼话，反共是很坚决的哟。我们要准备一切力量粉碎其进攻。”
说到这里，毛泽东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轻轻地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继续说：“我们是必须制裁反动派，反击顽固派的，但我们要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任何党员都不许超过自卫原则。蒋介石既有抗战的一面，又有反共的一面；在反共方面也有两面性，即既有对中共实行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一面，又有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我党的方针便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打对打，以拉对拉。对他不愿在根本上破裂国共合作的一面，采取联合政策；对他动摇和反共一面，采取斗争和孤立的政策。但是斗争必须是有理、有利、有节，三者缺一，就要吃亏。”这是在对国民党进行了精辟分析之后提出的高明的斗争策略。
高岗用一种不解的眼光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又掏出一支烟，但没有点燃。
“皖南新四军军部被歼——这是蒋介石杀我们的一刀，这一刀杀得很深。许多人看了这种情形，都非常气愤，就以为抗日没有希望了，国民党都是坏人，都应该反对。我们必须指出，气愤是完全正当的，哪有看到这种严重情形而不气愤的呢？但是抗日仍然是有希望的，国民党里面也不都是坏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对于那些丧尽天良的坏蛋，对于那些敢于攻打进步军队、进步团体、进步人员的人，我们是决不能容忍的，是必定要还击的，是决不能让步的，因为这类坏蛋，已经丧尽天良，当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候，他们还闹磨擦、闹分裂。不管他们心里怎么想，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日本人和汪精卫，或者有些人本来就是暗藏的汉奸。对于这些人，如果不加以处罚，我们就是犯错误，就是纵容汉奸卖国贼，就是不忠实于民族抗战，就是不忠于祖国，就是纵容坏蛋来破坏统一战线，就是违背了党的政策。”所有人的眼光都集中在毛泽东的身上。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毛泽东吸引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