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靖、土门一带，妇女团一、二营过去后，三营被马匪的黑马队截住了，女战士们奋力拼杀，战斗进行得很激烈，前面部队知道后，马上赶来救援，打退了敌人。这次遭遇战，妇女团牺牲了一个连的战士。由于女战士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英勇顽强，受到了团部的表彰嘉奖。
在山丹城驻了一个多月，并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妇女团去做宣传工作，发动群众给部队背粮。后来，根据形势的需要，妇女团被解散，把我们分散到各军的医院、工厂、后勤部门。我被分到九军供给部。在山丹，每天的战斗不断，相持了一个多月，又从山丹撤离，继续西进。一路经张掖、临泽、倪家营子，一路血战，我们主要是配合战斗、守城、抢救伤员。由于战斗频繁，又远离根据地，弹药无法补充，我们就到老乡家去收废铜烂铁，自己制造土手榴弹和子弹。在倪家营一带，部队前进后退往返不一。由于是孤军深入，敌我力量悬殊，我军处于节节失利的局面。西路军总部根据形势决定冲出包围，由梨园口进入祁连山。我们撤离倪家营后，马匪驱使全部兵力在后紧追，企图在梨园口“围歼”我军。梨园口的战斗打得很激烈，打得好艰难！我们供给部长郑义斋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这一仗九军将士死亡很大，经过连续几昼夜的血战，终于摆脱敌人，进入祁连山的康隆寺一带。
1937年3月，西路军总部在石窝山召开会议，决定将剩下的枪支弹药集中起来，挑选身强力壮的战士组成左、右两个支队，把集中起来的枪支弹药分给他们，由程世才和李先念带领进入祁连山绕道去新疆；把各单位的妇女集中起来重新组织妇女团，王泉媛仍为团长，我还是二营营长。还有些伤病员和我们妇女团一起组成一个支队，我们的任务是向东打游击，牵制敌人，掩护西进支队入疆。当时给我们每人发了几块银元作路费。
8月的河西还是严冬，祁连山里气温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北风呼啸着，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默默地与战友告别，听着他们的脚步声转入山口远去了，我们才向东行动。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张掖的黑河附近，也没有走出马匪的包围圈，四面传来马匪搜山的嚎叫声。天黑了，我们用携带的一部电台与上级联系，没有联系上，我们召开了干部会议，研究怎样行动。没有子弹拿着枪也没有用，但枪支、电台又不能落在敌人手里。我们决定，把枪支、电台砸掉烧毁，拼力突围。天一亮，敌人从四面围上来，一看大部分是女的，就大喊着枪朝天放：“都是女的，抓活的，分给每人一个当老婆。”我们赤手空拳，敌人冲上来，我们牙咬、脚踢、拳打和他们肉搏，妇女力量单薄终被敌人冲散，好多人被俘。和我一块被俘的女战士有20多人。敌人把我们押到张掖西花寨子，关到一个大房子里。这房子是里外间，我们20来个关在里屋，外屋有4个新剧团的姐妹，年龄都很小，晚上被匪徒奸污。我们这些女同志被俘后，遭遇真惨，不是被马匪奸污，就是被迫嫁人，稍有反抗，不是毒打就是枪毙、活埋。
在张掖西花寨子把我们关了3天，敌人把我们押往青海，走到民乐县扁都口草面庄时，一个曾被我们俘虏过的马家兵可怜我们，悄悄对我说：“女娃子，到了青海要把你们送进万人坑活埋，能跑就跑吧。”我和李文英、李开英一商量，趁第二天清晨去河边打水的机会逃跑了。一路上我们昼伏夜行，走到山丹县大马营时，李开英被老乡的十几条恶狗咬伤了，双腿不能行走，我背着李开英，李文英在后面托着她的腿，走了几里路，好不容易看到一个窑洞，就把李开英放在洞里休息，我和李文英出去要了点吃的回来，给她吃了点面条。一会儿，李开英突然脸色发青，浑身颤抖，口吐白沫，我俩急得不知怎么办。她指指自己的腰，又指指自己的嘴，时间不长她就断气了。原来是她怕连累我俩，吞吃了鸦片。对着战友的遗体，我和李文英坐了一夜，哭了一夜。我们的命怎么这样苦？第二天，在当地一个好心的毡匠帮助下，找了块破席子，草草埋葬了战友，我们又继续向东走，走到民勤时，我与李文英去讨饭，进了院后发现是民团驻地，我俩赶快往外走，结果被他们抓住。民团兵见我长得胖，以为我是个当官的，要杀我。李文英见情况不妙，就大着胆子上前吓唬他们说。“是韩旅长（韩起功）放我们走的。她长得胖是个做饭的，不信问你们韩旅长去！”敌人还真被她的这一番话吓唬住了，只好把我们放了。我们一路讨吃要饭，沿途又碰上了几个失散的红军，大家结伴而行。走到永昌、武威交界处，又落人马匪骑兵手中。敌人把我们的手捆起来，串在一起，一路走一路打，逼我们光脚从冰河里淌过去，腿上被冰碴子割出了一道道血口，鲜血淋漓。沿途的老乡看到敌人这样残忍，纷纷为我们求情，有位老大娘拉住马家兵的马缰绳说：“老爷，绕了她们吧，这都是些十几岁的娃娃。”敌人把我们押到凉州（今武威）监狱，男女分开关押。这时，已是1937年的5月，天气也渐渐暖和了。在监狱里我见到了李开芬、曾广澜、王泉媛、吴兰英、沈秀英等人。
马匪把抓到的100多名女红军编为9个班管理，每天只给一些黑面菜叶，让我们自己做饭吃。大家整天饿肚子，放风时，把院子里的花叶子、树叶都吃光了。我和李开芬、李文英等同志秘密串联，组成新的战斗集体，同敌人斗争。有时，我们哭的哭，闹的闹，装疯卖傻；有时，我们又高唱红军歌曲，宣传革命真理，大骂敌人惨无人道，想把敌人搞得不安宁，以图释放我们。可敌人根本不发慈悲，将我们关在监狱里一年多。马匪当时虽迫于国共合作抗日的政治形势，可又不想释放我们，就把我们发配给他们的军官当老婆。一天，马匪把我们100多名女红军叫到院子里排成队，又把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写在纸条上，搓成纸团扔在地上，让班长以上的军官抓纸团，抓到谁就把谁抢走当老婆。我们奋力反抗，大骂敌人：要杀就杀，要砍就砍，我们是来革命的，不是给你们当婆娘的。我们又咬又打又踢，和敌人扭打在一起，院子里乱成一团。敌人一看这样不行，就几个匪徒抢一个，硬把我们拖走。我被一个姓赵的连副抢走。在他家我宁死不从，又哭又闹又砸东西，姓赵的没办法，只好又把我送回监狱。关了一个多月，住在监狱旁边的一家姓高的大嫂听说一个女共产党员被打得可怜，就让她弟弟夜间翻墙进来，拧开门锁，将我救了出来。
1938年9月，我离开高家，逃出武威后，想去兰州，可沿途都有敌人，过不去，我只好从永登进山，逃到武威南山的景家庄一带流浪，给人家做饭、打短工、干杂活度日。
好不容易盼到1949年武威解放，我又出来参加工作，剿匪、反霸、土改，帮助干部做群众工作，并担任了不脱产的区妇联主任。1952年冬，有一股约有100人的土匪，准备包围区政府，我得知这个消息后，背着5个月的小孩，连夜赶到区政府报告。区政府立即召集民兵，粉碎了土匪的反攻。1957年，我随杨文局（郑义斋的夫人）到了酒泉新生被服厂（后改为酒泉电机厂）当工人，1972年退休。由于种种原因，对我参加红军的历史一直不承认，也未恢复我的党籍。尽管这样，我对党的信念与追求从未改变与动摇。现在，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但还是积存了200多元，准备在恢复党籍后，把这200元交党费。回顾这一辈子我所走过的人生之路，可以说是问心无愧的，是对得起党和人民的。我也更怀念那些牺牲的兄弟姐妹们。
注：1985年12月11日，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根据酒泉地委的报告及何福祥同志解放以来的多次请求，同意恢复她的党籍。党龄从1934年连续计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1927年参加红军时算起，按干部对待。改退休为离休，工资改为行政十七级。
我当红军的经历
张怀碧口述武成地区妇联办事处整理
参加革命
我出生在四川省达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共有兄弟姐妹9个。大姐夫因支持革命，送游击队过江，被国民党发现抄了家，大姐逃到娘家，为了躲开国民党的搜查，父亲把大姐送到了重庆。国民党兵抓不到大姐，便抓走了我父亲，并放火烧了我家的茅草房，逼得我们全家到处流浪，无家可归，在浦家场、张家坝一带讨饭度日。1928年我才12岁，为生活所迫，母亲把我送到春岭沟当了童养媳。我15岁那年，公婆全家染上了伤寒，无钱治疗，公公、婆婆先后病亡，剩下年迈的奶奶、丈夫李开贵和我。就在这年，李开贵参加了游击队，一去4年无音信。4年后春天的一个晚上，有4个要饭打扮的人走进我家院子，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丈夫带着3个游击队员回家来了。他们每人背一个背篓，里面装着枪和油印机，在我家一直住了8个多月。每天晚上他们印报印传单，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过了一段时间，吸收我和村上的3个妇女组成一个小组，我担任小组长。他们常派我们给山上游击队送饭、送情报，我们把宣传品和报纸藏在竹筒中送上山。我们还用山歌向乡亲宣传，唱的山歌有：“打倒军阀刘存厚，抗蒋款一点不给，不给他卖力，不给他当兵，穷人啦起来闹革命。”后来从山里下来了游击队，约有100来人，在村子上住了几天，召集群众开会，宣传革命道理，不少人报名参加了游击队。不久国民党发现了我们的活动，把李开贵及其堂哥李当贵、侄子李义财抓走了，还扬言要杀他们，借此恐吓群众。当夜游击队贴出传单，要求放出李开贵等3人，并经过多方面活动，游击队出钱，把他们3人保释出来。通过参加游击队的活动，我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识到穷人只有起来闹革命才能过上好日子，我盼望着有一天也能参加革命队伍。这一天终于来了，1932年9月，我参加了红军，在红军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做宣传工作。这时，我丈夫李开贵在三十三军军部当秘书，后又派他到达县县委工作。1934年上半年部队撤走时，他又当了达县游击队队长，我被派到达县区委当妇女部长。后来敌人占领了达县，我们又撤到王坪山区，敌人烧掉了村庄上的房子，抢光粮食。下半年敌人撤走，我们又重返家乡，一路看到的是一片废墟，我们流泪了，心中充满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这时组织上先后派我到阿坝县、太平县任妇女部长。
参加长征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组织上把部队的家属交给我，让我担任家属连连长，带领家属随军长征。从甘孜出发时，给我们家属连每人发了20斤粮、2张牛皮。当时国民党对长征红军围追堵截，走在前面的部队边行军边打仗，为了支援打仗的部队，我们把自己的20斤粮全部送给了他们。2张牛皮一直舍不得吃，一路上基本是吃野菜。后来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才开始吃牛皮。吃时先把牛皮放在水中泡软，然后贴在地上把毛刮干净，煮熟后每人每顿只分手掌大的一块。尽管这样艰苦，我们还唱着“牛皮好，牛皮好，牛皮是传家宝……”的歌子鼓舞斗志。牛皮吃完了，就把皮带煮着吃，皮带太硬，实在咬不动，就拿石头砸成碎末，再用水冲着喝下去。过草地时，有的同志陷进烂泥中，没气力爬上来，同志们去救也会陷进去，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同志被烂泥吞没。长征路上，牺牲了我们的好多战友。长征到哈达铺，我进党校在速成班学习了一个星期。过了腊子口，家属连解散了，各自回原部队。
出征河西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胜利地结束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四方面军的五军、九军、三十军渡黄河后，称为“西路军”。把这3个军的女战士集中到一起，成立了“西路军妇女独立团”。当时妇女独立团团长是王泉媛，政委是吴富莲，政治部主任是陶万荣，秘书李开芬，特派员是曾广澜，宣传干事是赵应兰，我在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的介绍下，在该团任组织干事。妇女团的编制为3个营，约有1000人，主要任务是配合作战部队送弹药、挖战壕、救护伤病员、放哨、守关口，有时也和男同志一样参加战斗。
1936年10月下旬，我们到了靖远，从靖远抢渡黄河后，分两路同时西进。当时，驻防河西的马步青部队沿途修筑了碉堡、工事阻挡我们西进。从靖远到一条山，敌人到处堵截。在一条山的战斗中，我们妇女团首次参战。接着红军从一条山继续分两路西进。我们妇女团这一路走到古浪土门，一、二营从古浪的后山过去了，三营却被马匪的黑马队截住了，三营的女战士同马匪拼死战斗，英勇顽强。但由于我们缺乏枪支弹药，又是刚经过长征，没有得到休整，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三营一个连的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一、二营闻讯后，急忙返回援救，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我们终于打退了敌人。战斗结束后，团部为三营记了战功。部队西进到武威丰乐铺又和敌人打了一仗，妇女团的战士在这次战斗中打得很顽强，牺牲了一个排的同志，最后打跑了敌人。在山丹县红砂崖子，妇女团配合九军两个师和马匪的部队连续打了20多天仗，战斗中我们和男同志一样挖战壕、送弹药，冒着敌人的枪弹，从火线上把伤员全部抢救下来，军部为此给我们妇女记了功。这次战斗后，根据形势的需要撤销了妇女团，战士都分到后勤部的医院、工厂；营以下的干部分在后勤部的医院、工厂当领导，团部的干部都编到了西路军政治部。
部队离开山丹县后，继续西进到高台和临泽时，马匪从青海调来了黑马队和花马队，并和当地驻军刘呈德追击团联合起来夹击我们。五军占领了高台县后被敌人包围，全军在高台覆灭。三十军在临泽县的战斗中伤亡也很大，为了加强部队力量，在张掖县倪家营子又重新组建了妇女独立团，我在妇女团一营三连任指导员。在倪家营子的战斗中，新组建的妇女团战士配合部队打了40天仗，挖战壕、救伤员、放哨，在一次抢救伤员时，我的头被马匪砍了一刀，鲜血直流，我也顾不得包扎伤口，坚持救护伤员，还和其他同志捡回了7支步枪和6袋子弹，受到了团部的表扬。战斗结束后，我们继续西进到康隆寺山上，在梨园口打了8天仗。这时我们已没有弹药，就在每个山口子上垒起石头堆，敌人上来就用石头打敌人。后来继续前进，到了肃南，我们住在肃南喇嘛寺南，敌人驻在北山上，分配我们三连在山上守了3天口子，没放进一个敌人，又受到团部表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