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和沈秀英一块逃出来的。我和沈秀英暗中商量了好几次，决定争取一个敌人与我们一块逃，好给我们带路。这时，关在男监狱的我的老师余明生与我们接上了头，他暗中告诉我：兰州设有八路军办事处，逃出去后可找“八办”。后来，团部有个传令兵被我们争取过来了，一天晚上，他偷了两匹马，我们三个一块逃了出来。怕马匪追赶，我们晚上也不休息，跑了几天几夜到了兰州城，刚过桥时被国民党兵抓住。当时，实行国共合作，我们讲明了身份，他们就把我们送到了“八办”。我们终于见到了亲人，回到了党的怀抱。我在“八办”呆了三四个月，第二年回到延安。回顾这一段历程，令人特别怀念那些死难的姐妹！
战斗在倪家营子
李开芬
倪家营子，是个让人多么难忘的地方啊！
1936年秋，我随红军四方面军踏过雪山草地到达甘肃的会宁时，被调到新组成的红西路军妇女先锋团任秘书（后来兼任一营分总支书记）。西路军2万多人西渡黄河后，沿河西走廊西进，经过古浪、永昌、高台、临泽等地，同几倍、几十倍于己的敌人持续鏖战，损失惨重。到1937年初，西路军的征程，已到了最后阶段。从临泽突围后，部队被逼到了祁连山麓的倪家营子。
倪家营子，位于祁连山东北侧的戈壁边缘地带，由一个个土围子和一块块耕地交织组成。这里干旱、寒冷、风沙大、缺粮少水。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落脚地点，却仍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除了准备迎击敌人的进攻，难忍的饥饿和干渴也成了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和威胁我们生存的大问题。
首先是吃的问题。当时是找吃的难，吃起来难，吃完了还难。
戈壁滩上天寒地冻，别说野菜，就连草根也见不到。我们每天吃的饭，就是一两把炒谷子或炒荞麦。炒谷子，谷壳就如同干木头渣一样卡在嗓子眼里难咽下去。调皮的小战士们把吃饭比作“第一战斗。”
有一天，妇女团的战士沈秀英（现名沈玲）跑来叫我：“李秘书，该进行第一战斗了。”“好，咱们比赛！”我边答应边掏出一点炒谷子，可放进干燥的口腔里，无法咽下去。“来，小李、小沈，听我口令，一齐干！”吴富莲政委也嚼着干谷子走了过来，挥着两手喊：“一、二、下！”我们便一齐使劲，碎谷子总算咽下去了，可是眼泪也憋出来了。下面是饿得咕咕乱叫的肚子，上面是渗血的嗓子和溃烂的口腔，吃一次饭真比打一次冲锋还难啊！
干吃炒谷子，不易消化，三四天也不解大便。实在没法时，只好一点一点往外抠。到后来，连这点难嚼难咽难消化的炒谷子也难保证了。不少同志得了浮肿病，走起路来晃晃荡荡……
干渴比饥饿还逼人。每天，我们妇女团只能分到一桶水。这桶水抬到团部后，张庭副司务长（系川陕苏维埃主席熊国炳同志的夫人）亲自拿着勺子分给团部和各个连队。分到连里后，每个同志只能喝一两小口。人人嘴上都裂着口子，舌头干得打不过弯来，连说话都有些困难。口腔溃烂、尿血等病症像瘟疫般在部队中蔓延着。
为了解决水的问题，我们曾经组织人员到敌人封锁的涝塘里去挖冰。为此付出了几个同志的生命。挖来的冰不多，每人只能分到核桃大小的一块。大家像吃冰糖，将冰含在嘴里略略吮吸，不忍下咽。后来，妇女团领导决定自己动手，将敌人填死的一口井挖开。王团长带着我也参加了挖井突击队。数九寒天，地硬如铁，一镐头下去，地上只震起一个白点子，我们的虎口却震得流血。我们不分昼夜，不顾饥饿、严寒，一点一点地顽强地挖掘着。一个不行，另一个上；一个倒下了，又一个接上来。越往下，越艰难，井深口小，一次只能下去一个人，拿着小件工具一点一点地挖。一天、两天，一米、两米，井筒加深了。这时，人得抓着绳子才能下去。可这些绳子是大家东找西凑搞来的，不够结实。有一天，绳子断了，一名红军战士就这样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挖到10米时，又遇上了毒气，连续牺牲了几个同志！经过10来天苦干，我们终于挖到了井底，每天可以舀到一两大桶泥汤水。
大西北的严冬，奇冷无比。凛冽的寒风夹着大戈壁滩上的飞沙走石，就像万把飞箭、利刃一样向我们扑来。我们这些来自四川的女战士，只穿着破烂的单衣。身上、脸上、腿上被寒风割出了一道一道的口子，痛彻肌肤。晚上睡觉，尽管是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仍然冻得难以入眠。到了经期，就更痛苦了。没有卫生纸，只能用破布条、破草鞋和柴灰、干草、干沙子来凑合，两条大腿被磨得红肿、磨出血印。不少同志，因受风寒，落下了治不愈的妇科疾病。
我们就在这样极端艰难困苦之中，顽强地进行着备战工作。防御阵地共设置了3道防线，第一道是鹿砦，第二道是战壕，第三道是我们住的土围子。构筑好了自己的阵地后，我们还支援主要方向的部队——三十军构筑阵地。虽然我们都是女同志，可干起活来，比男同志也差不了多少。砍树、抬木头、设鹿砦、挖战壕，一个个争先恐后。晕倒了，爬起来再干，碰破了，照样干。休息时，我们还为部队唱歌、演节目。
我们团的防御阵地虽然不在主要方向，但警惕性一点不敢放松。白天，在战壕里放班哨，晚上放排哨。围子里的指战员，不管是白天干活，还是晚上睡觉，都是人不离枪、枪不离人，随时准备战斗。每天晚上，王团长都要带上我查一两次哨。没有手电，我俩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荒野里摸索着向前走。查一次哨，少说也要摔四五个跟头。常常磕得腿上青一块、紫一块。
一天黄昏，20多个敌人骑兵，突然向我们冲来，进行试探性的进攻。王团长当机立断：不要暴露我们是女兵，把敌人放进来争取全歼。敌骑兵冲过鹿砦，我正面防御的一连立即沿堑交壕退到两侧，让开一道口子。敌人真以为找到了我防御阵地的薄弱处，狂呼乱叫地向土围子冲来。离围子百把米时，只听王团长一声命令：“打！”一阵排子枪打了出去。四五个敌人应声落马，其余的大惊失色。正在敌人慌乱之际，我一连从两侧又是一阵射击，打得敌人狼狈而逃。由于我们枪支、子弹少，又无机枪，未能将敌人全歼，只取得一个小小的胜利。战斗越来越残酷，我们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关头。一天傍晚，王团长、吴政委带上我来到总部，领了30副担架到三十军的战场抢救伤员。下达任务的首长特意强调：“记住你们这次执行的任务，是要直接到敌我拼杀的战场上去抢救伤员，没有部队掩护和支援，你们一定要做好一切准备。”
赶回团部后，我们当即从各连挑选了100多人，组成30个抢救小组。每组三四人，一副担架，一支步枪，一两把大刀或马刀。抢救队接近三十军八十八师阵地时，天已经黑了。令人奇怪的是战场之上却听不见一声枪响。空旷的荒野上一片零乱，有一种混杂的声音从近处阵阵传来。王团长警惕地一摆手，将队伍隐蔽在土围子墙下，带着一营长和我向前爬去。爬了约有10多米，我们找到了土围子的一个豁口处。只见不远的旷野上，刀锋撞击出一片火星在黑暗中闪烁。原来红军战士正与马匪进行殊死的肉搏战。穿着单薄的红军战士用的是刺刀和大刀，凶恶的马匪兵则挥动着锋利的马刀。喊杀声和刀锋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显得那样低沉、悲壮和惊心动魄！
“一营长，你带上二队右边上，我带一队从左边上。记住，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抢救伤员。”王团长分配任务后，把匣子枪往腰里一插，从背上拔出大刀向前猛地一挥——跟我上！”二支小分队像箭一样射了出去。
“前方地上有个人影。”王团长要我去看看。我提着大刀向黑影摸去。“哪个部分的？”“八十八师××团。”伤员发出微弱的声音。我和沈秀英、小张将这个重伤员抬上担架，送了下去。我继续往前摸，忽听一声惊叫：“啊，敌人！”我侧身一看，见一个负伤的马匪兵从我军的担架上滚下来，拔腿就跑。两个抬担架的女战士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旁边担任掩护的小战士举枪就要打。我一步向前将枪按住：“不能打，小心伤着自己人。”两军咬在一起，黑暗中难以辨别敌我，于是我们先将大刀准备好，是自己人就赶紧抬下去，是敌人就砍掉。
三十军的同志知道我们担架上来了，士气大振，杀声越来越响。许多重伤员不下火线，有的推开担架队的女战士，就是不上担架。有的被抬上担架后，又从担架上滚下来继续向敌人爬去……
我们担架队从团长到战士，抬了半夜，没有喝一口水，没吃一口饭。大家的身体本来很虚弱，这时累得两腿发软，双手颤抖。谁也不愿停下来松口气，谁也不敢坐下来休息。只要一坐下来，或一松劲，就很难再站起来。我们完全是靠毅力在咬牙坚持着。很快我们担架队也出现了伤亡。有的在查寻伤员时被敌人砍伤，有的在抬担架时遭到装死的敌人的袭击，也有的在同敌人拼搏中阵亡。
激烈的战斗进行了整整一夜。天蒙蒙亮时，战场上已经听不到喊杀声。敌我双方都杀得精疲力竭。有的索性坐在地上，你给我一刀，我给你一刀，进行着最后的拼杀。
“快上！”王团长手一指，只见我们的一个重伤员正用一条腿支撑着，跪在地上艰难地招架着两个马匪兵的砍杀。一营长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我们五六个女战士将两个匪徒围在中间，连砍带刺将匪兵打死。另一边，冯玉兰带领一个小组冲上去救助一个被敌人砍伤的战士。就在敌人马刀砍下来的一瞬间，冯玉兰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我们的伤员，同时，几把刺刀也捅进了敌人的胸膛。我们的伤员得救了，可冯玉兰同志却倒在血泊之中。王团长带着我们剩下的八九十个女战士，端着刺刀、大刀拼着最后的一点力气向敌人扑了过去。
太阳出来了，战斗终于结束了。只见荒凉的戈壁滩上，尸横遍野，死一般的寂静！四五百个不可一世、欲与我红军战士比高低的马匪兵终于成了八十八师英雄们的刀下之鬼！我们女战士和八十八师的英雄们一样，每个人都是满身血污、伤痕，每个人都瞪着充血的眼睛，握着弯曲、卷刃的刺刀、大刀，抬着残破的担架，胜利地回到营地。
西路军虽然最后还是失败了，但广大红军指战员不惧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善战，气吞山河的英雄壮举，却永远铭刻在人们的心中！
注：摘自《妇运史研究资料》1986年3期。
访妇女团副团长赵明英
丁文建记录整理
时间：1984年5月9日
地点：临夏县尹集乡赵明英家
赵明英：我是四川达县人，生于1914年。1933年9月在达县参加了四方面军新剧团，和我一块参加红军的有余桂玲、张桂英、赵明珍（我妹妹）。陶万荣、廖赤建是新剧团的领导，王定国当时是新剧团的保管。陶万荣原是在妇女独立营当营长，后来调到新剧团当团长。
1935年，我们撤离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我们四方面军长征是三过雪山，两过草地。其艰苦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1936年，我们到了甘肃会宁，与一、二方面军会师，长征结束了，我们又准备过黄河西征。当时，新剧团编为3个团，做了3面大旗。一个团分为4个股（音乐、化妆、跳舞、服装四股），一个股发3支枪，领导一人一支短枪。3个团的领导是：一团长廖赤建，二团长陶万荣，三团长是我兼导演，三团指导员是蔡继福。我这个团有40多人，女的大约有一半，我记得有何德珍（现在四川巴中县）、陈素娥、赵天林、毛秀英、何芝芳等。新剧团的主要任务是搞宣传，慰问伤病员。过了黄河，一条山的战斗很激烈，战斗结束，我们去驻地演戏慰问伤病员，看到俘虏了很多马匪。过了凉州（现在武威），新剧团一团去永昌二十里铺慰问九军伤病员，当他们赶到二十里铺时，九军已撤走了，他们却被后面追赶的马匪包围，他们临危不惧，团结一致，凭借着土围子，从上午一直坚持到晚上，孤军奋战打退了马匪的多次进攻。最后，敌人用火烧掉了土围子的大门，土围子才被攻破。在这次战斗中，政委易云均、团长廖赤建等同志壮烈牺牲。党文秀、白太香、宋时华、黄光秀、王定国、陈素娥、何芝芳等30多人不幸被俘。
我们过黄河后，一直是在打仗，十数万马匪在后紧追不放，我们没有援军，没有弹药粮食补充，一直撤到梨园口山上，又打了几天仗，我军损失很大。后来总部开会，把剩下的人编成3个支队，枪支弹药集中起来，把全军的妇女集中起来，编成妇女团，陶万荣任团长，我是副团长，还有伤病员和小娃娃也编在一起，就地打游击，寻机突围。我们在山上转了几天，搜山的马匪太多，我们人越走越少，最终我们也没突击出去，被马匪俘虏。当时一块被抓的还有陶万荣、余桂珍等，还有几个男同志。敌人把我们押到甘州（现在的张掖）后，男、女就分开了。
解放后，我又重新参加了工作。由于我身体多病，对过去的事也记不清了，但我很怀念一块革命的姐妹们，很想同她们再见面。
我的回忆
杨翠兰口述
甘肃省妇联平凉办事处
平凉县妇联
妇运史调查组整理
我是四川省巴中县人，全家7口人，父亲杨家禄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担架队，后在战斗中牺牲。兄杨世栋参加红军，于草地牺牲，两个弟弟参加儿童团，在红军撤出巴中后被国民党杀害，母亲因寻找我们，在路上连饿带病去世。我16岁的时候，给蜜店一个人家抱娃、放牛、干杂活。一天，在放牛时过来了一支红军队伍，那时红军已在我们脑海中有了影响，知道是穷人的队伍，是为老百姓翻身解放打仗的。红军张队长问我愿意不愿意参加红军，我说：“愿意，我还可以约七八人一起参加。”就这样部队接收了我，并把我送到巴中县城苏维埃学校，学校校长是张九波，副校长是陈方伯，我在学校任班长。在学校除了学习，主要是到各地宣传打土豪分田地，宣传党的政策，发展人员，壮大队伍。
1935年10月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到达四川懋功和毛主席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会师了。我们三十三军经西康、甘孜、阿坝、毛儿盖等地，踏着没膝的积雪，迎着狂风，翻过大雪山，是一望无际的草地，很多地方都是水潭，看着平坦，脚踏上去就陷下去了。粮食吃完了，就吃野草，甚至把皮带都煮烂了吃。我们宣传战士不仅自己跟着大部队行军，更主要的还要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和我一起过草地，她还给我们教唱《八月桂花香》、《送郎当红军》、《毛毛雨》等歌曲，我至今还记得《八月桂花香》的歌词是：“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啊！张灯又结彩啊！八月桂花遍地开，唱一句国际歌拥护苏维埃，张灯又结彩呀啊！张灯又结彩呀啊！”过了草地，1936年10月我们与红二方面军和前来接应的一方面军在会宁胜利会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