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特茜公爵夫人没等最后一幕结束就回家了。她走进更衣室，往苍白的长脸上扑了些粉，抹抹匀，使自己重新漂亮起来，然后吩咐仆人在大客厅里备好茶水。这些几乎还没来得及做完，一辆接一辆的马车就停在了她位于莫斯卡亚大街的大宅门口。客人们从宽阔的门廊下走过，每天早晨站在玻璃门后面读报纸以教育路人的大个头门房，这时轻轻打开大门，让客人们进去。
重新梳过头、化过妆的女主人从一扇门进来，客人们从另一扇门进来，几乎同时步人大客厅。客厅的墙是暗色的，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桌上烛光明亮，洁白的桌布、银质茶炊和半透明的瓷器在烛光中闪闪发亮。
女主人坐在茶炊旁边，脱下手套。仆人们轻手轻脚地帮客人把椅子移开，大家分坐成两圈：一群人和女主人一起，围坐在茶炊边上；另一群人坐在房间另一头，围在一位大使夫人身旁，她穿着黑色天鹅绒衣服，长着一对线条清晰的漆黑眉毛。
两边的谈话在开头几分钟通常变化不定，不时被问候、递茶、寒暄打断，似乎在寻找着可以确定下来的话题。
“她作为一个演员出类拔萃，看得出她研究过考尔巴赫。”坐在大使夫人旁边的一位使馆专员说，“你们注意她怎么倒下去……”
“哎呀，我们别再谈尼尔森了！她再没什么新鲜事可说了。”一位浅黄头发、红脸膛的胖太太说，她穿着一件旧绸衣，没有眉毛，也不戴假发。这是梅雅卡娅公爵夫人，出了名的性格直率、态度粗鲁，人称“可怕的小孩”。梅雅卡娅坐在两群人之间，哪边的谈话她都听，都参与其中。“关于考尔巴赫，今天有三个人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了，好像是有意安排好的。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这句话。”谈话被她的评论打断了，需要寻找新的话题。
“跟我们说点好玩的事，但不要有恶意。”善于闲聊的大使馆专员夫人对她丈夫说，他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话题继续。
“这就难了，人常说，只有恶意的事才好笑，”他笑嘻嘻地说，“不过我试试看，如果你们给我出一个话题。什么话题都行。一旦有了话题，就很容易展开。我老是觉得，上个世纪有名的演说家今天也难说出什么妙语。我们都听腻了那些妙语……”
“这话也早有人说过了。”使馆专员夫人笑着打断他的话。
谈话开始得非常文雅，但正因为过于文雅，没法再继续下去。他们不得不回到说不完的话题上：挖苦人。
“你们不觉得图什克维奇有点路易十五的气度吗？”使馆专员望着站在茶桌边的一个金发美男子说。
“哦，是啊！他和客厅很相配，所以他常来这儿！”
谈话开始热闹起来，因为这话暗示了在客厅里不能明说的事情，也就是图什克维奇同女主人的关系。
在女主人和茶炊旁进行的谈话，同样也在三个避免不了的话题上变换着：最近的社会新闻、剧院和对某人的抨击，最后也落到同样的话题上挖苦人。
“你们听说了吗，玛尔提谢夫娜不是女儿，是母亲自己给自己定做了一件鲜艳的玫瑰色衣裳·”
“不可能吧？太有意思了！”
“我很奇怪，她又不笨，还是有点头脑的，却不明白她这样会被人家笑死的。”
每个人都找了些话来侮蔑倒霉的玛尔提谢夫娜，谈话像噼里啪啦点燃的篝火一样，欢快地开始了。
贝特茜公爵夫人的丈夫，是个好脾气的胖男人，热衷于收藏版画。他听到妻子有客人来，就在去俱乐部之前走进客厅。他踏着厚厚的地毯，无声无息地走到梅雅卡娅公爵夫人面前。
“您觉得尼尔森怎么样？”他问。
“哎哟，您怎么可以这样偷偷走到别人跟前来？您吓我一大跳。”她答道，“别跟我谈什么歌剧，您对音乐一窍不通。我还是迁就您，和您谈谈您的陶器和版画吧。说吧，跟我说说您最近在旧货市场又捡到些什么宝贝？”
“给您看看如何？不过您不懂。”
“好啊，让我瞧瞧。我从那些他们叫什么来着？银行家？那里学过一些，他们有些很不错的版画，给我看过。”
“什么？您到过舒兹伯格家·”女主人坐在茶炊那边问道。
“是的，亲爱的。他们邀请我丈夫和我去赴宴，他们说单单是宴会上的调味酱就花掉了一千卢布，”梅雅卡娅公爵夫人发现大家都在听她，就大声说道，“多难吃的调味酱啊！绿茸茸的！我们不得不回请他们，我用值八十五戈比的调味酱招待他们，人人都吃得满意。我可供应不起上千卢布的调味酱。”
“她可真是独一无二。”女主人说。
“真行啊！”还有人说。
梅雅卡娅公爵夫人的话总是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其奥秘在于：虽然她常常像现在一样言不对题，但她的话率直，多少有点意义。在她生活的上流社会，这种话的效果就好比最诙谐机智的玩笑。梅雅卡娅公爵夫人不明白，何以她的话会有这样的效果，但她知道有效，就善加利用。
大家都倾听她说话，大使夫人那个圈子的谈话停了下来，女主人想让大家都坐在一起，于是对大使夫人说院“您真的不来喝杯茶吗？到我们这边来吧。”
“不，我们在这里很自在。”大使夫人笑着说，继续进行刚才被打断的谈话。
谈话很有趣味。他们说着卡列宁夫妇的闲话。
“安娜从莫斯科回来后变了很多。她有点怪怪的。”安娜的一个朋友说。
“主要的变化是，她把阿列克斯·渥伦斯基的影子带回来了。”大使夫人说。
“哎呀，那有什么不妥？有个格林童话叫做叶没有影子的男人》，写一个男人因为某件事受了惩罚，没了影子。我从来都不理解，为什么这是惩罚？可是，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影子肯定不会快乐。”
“是这样，可有影子的女人一般都没好下场。”安娜的朋友说。
“您这烂舌头！”梅雅卡娅公爵夫人听到这话，忽然说道，“安娜·卡列尼娜是位出色的女性。我不喜欢她丈夫，可我很喜欢她。”
“您为什么不喜欢她丈夫？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大使夫人说，“我丈夫说，在欧洲像他这样的政治家很少有。”
“我丈夫也是这样说的，可我不相信，”梅雅卡娅公爵夫人说，“如果我们的丈夫不这么说，我们倒可以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我觉得卡列宁简直是个傻瓜。我是私下里跟你们这么说！事情还没弄清楚吗？以前人家告诉我，让我把他当聪明人看，我试过了，而且还以为是我自己蠢，因为我看不出他聪明在哪里。可一旦我对自己说，他很蠢（当然，是私底下说冤，就全都明白了！你们不觉得吗？”
“您今天多刻毒啊！”
“一点也不刻毒。我没办法。两个人里面总有一个人是傻瓜，您知道，总不可能说自己是傻瓜吧？”
“没人满意自己的地位，但人人满意自己的智慧。”大使馆专员引用了两句法文诗。
“不错，正是这样，”梅雅卡娅公爵夫人赶紧转过身来对他说，“问题是，我不许你们说安娜的不是。她人太好，太可爱了！如果别人爱上了她，像影子一样跟着她，她有什么办法呢？”
“可我没打算责备她啊！”安娜的朋友为自己辩解道。
“如果没人像影子一样跟着我们，并不说明我们就有权利评判她。”
梅雅卡娅公爵夫人把安娜的朋友狠狠奚落了一番，同大使夫人一起站起来，加人到谈论普鲁士国王的那群人当中去。
“你们在那儿说谁的坏话啊·”贝特茜问。
“卡列宁夫妇。公爵夫人在评价卡列宁。”大使夫人笑眯眯地说着，在桌旁坐下来。
“可惜我们没听见！”女主人说，朝门口看去。“啊，您终于来了！”她对走进来的渥伦斯基笑着说。
渥伦斯基不仅认识屋子里的每个人，而且天天都同他们见面，所以他走进来时，平静自如得好像与他们只分开了一小会儿似的。
“我从哪里来？”他回答大使夫人的问话，“瞒不下去，我只好坦白，从滑稽剧院来。那儿我去过上百次了，还是乐意去。好看得很！我知道这样很丢脸，但我看歌剧就是要睡觉，看滑稽剧却能兴奋到最后一分钟。今晚……”
然后他提到一位法国女演员的名字，正准备说说她的事，这时，大使夫人假装害怕地打住他的话头：
“请别跟我们讲那些可怕的事！”
“好的，我不讲，特别是大家都知道那些可怕的事！”
“如果它像歌剧一样流行，大家就都要去看了。”梅雅卡娅公爵夫人插嘴说。
门口传来脚步声，贝特茜公爵夫人知道是安娜来了，瞥了渥伦斯基一眼。他盯着门口，脸上有种奇特的表情。他快乐、专注却又有点胆怯地注视着走进来的人，缓缓从座位上站起来。安娜和平时一样，腰身挺得笔直地走进房间，眼睛不看别处，迈着有别于其他上流社会女性的轻快而坚定的步伐，朝女主人走去。她笑着同女主人握了握手，又看了看渥伦斯基，冲他嫣然一笑。他深深鞠了一躬，给她搬来一张椅子。
安娜点点头表示感谢，飞红了脸，皱起了眉头。不过她马上就和熟人一一点头、握手，然后又对女主人说院“我刚去了丽迪亚伯爵夫人家。本想早点来的，可是走不了。约翰爵士在那儿，他是个非常有趣的人。”
“那个传教士吗？”
“是的，他给我们讲印度人的生活，有意思极了。”
因为她的到来而中断的谈话，就像灯火，刚被吹灭，又重新点燃起来。
“约翰爵士！哦，是的，约翰爵士！我见过他。他口才很好。渥拉斯耶瓦家的大女儿很迷恋他。”
“渥拉斯耶瓦家的小女儿要嫁给托波夫，是真的吗？”
“是的，据说巳经定下来了。”
“她父母可真奇怪。据说他们是因为爱情而结合的。”
“因为爱情而结合？您的想法多古老啊，现在还有谁谈什么爱情？”大使夫人说。
“怎么办呢？那种愚蠢的古风还没绝迹！”渥伦斯基说。
“遵循这种习俗的人可就麻烦了！我知道有幸福的婚姻，但都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
“话是不错，不过，如果原先被忽略的激情后来爆发出来，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幸福婚姻就常常会化为乌有。”渥伦斯基说。
“但我们说的‘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婚姻’，是指那些经历过这种疯狂阶段的人之间的婚姻。就像猩红热一样，得过一次，就有免疫力了。”
“那么人们就该发明一种预防爱情的疫苗，像接种牛痘一样。”
“我年轻时爱上过一个唱诗班歌手，”梅雅卡娅公爵夫人说，“我不知道这对我有没有好处。”“不，说正经的，我认为一个人要懂得爱情，得先犯错误，再改正错误。”贝特茜公爵夫人说。
“哪怕结婚以后吗？”大使夫人顽皮地问。
“改过不嫌晚！”使馆专员引用了一句英国谤语。
“一点不错！”贝特茜说，“犯了错误，然后改正。您以为呢？”她问安娜。安娜正带着几乎不易觉察的坚定微笑，倾听着这场谈话。
“我觉得，”安娜玩弄着她脱下来的手套说，“我觉得……如果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种思想，那么有多少心就有多少种爱情。”
渥伦斯基凝视着安娜，等着听她说话时，心直往下沉。她说完这些话后，他像避开了什么危险似的松了口气。
突然，安娜对他说：
“我收到一封莫斯科的来信。信上说凯蒂·斯彻巴特斯基病得很厉害。”
“真的吗？”渥伦斯基皱着眉头问。
安娜严厉地看着他：“您不关心是吗？”
“恰好相反，我非常关心！他们具体说了些什么？”他问道。
安娜站起来，向贝特茜走去。“请给我一杯茶。”她站到贝特茜椅子后面。
贝特茜倒茶的时候，渥伦斯基走到安娜身边。“他们写了什么？”他又问。
“我常常觉得，虽然男人们常常谈论名誉，但他们并不懂什么是名誉。”她没有回答他的问题。“我早就想告诉您了。”她又说，走到靠墙的一张放了几本相册的桌子边上，坐了下来。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他把茶递给她说。
“我想告诉您，”她又说，但没有看他，“您的行为很恶劣，非常恶劣。”
“我难道不知道自己行为恶劣吗？但这是谁造成的呢？”
“为什么对我说这个·”安娜严厉地盯着他问。
“您知道为什么。”他大胆而快乐地答道，迎着她的目光，继续注视她。
现在尴尬的不是他，而是她了。
“这只能说明您无情。”她说。但她的表情在说，她知道他有情，并且因此而害怕他。
“您刚才提到的是一个误会，不是爱。”
安娜打了个寒噤，说：“您忘记了我禁止您提那个字眼，那个可怕的字眼吗？”但她意识到“禁止”这个词，说明她自认为对他有一定的权利，从而鼓励了他表白自己的爱情。“我早就想把这件事告诉您了，”她接着说，毅然看着他的眼睛，脸烧得通红，“今天我是有意来的，知道会在这里碰到您。我是来告诉您，这一切必须停止。在此之前，我在谁面前都没有脸红过，可您却让我觉得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事。”
他看着她，被她脸上那种新的精神之美所打动。
“您想让我怎么样？”他直率而严肃地问。
“我希望您去莫斯科，请求凯蒂的原谅。”她说。
“您不是那样想的。”他答道。
他看出她是强迫自己说出上面那番话，并非真心所愿。
“如果您真像您说的那么爱我，”她轻声说，“就这么做吧，好让我心里平静。”
他面露喜色。
“您不知道您就是我整个生命吗？我不知道什么叫平静，给不了您。我整个的存在，我的爱……是的！我没法把您和我分开来想。对我来说，您与我合而为一。我看不出对您或对我来说，还有什么平静可言？我看到的是绝望、不幸……或者幸福。多幸福啊！难道不可能吗？”他只是轻轻动了动嘴唇，但她听到了。
她竭力想说出该说的话来，但却只是满怀爱意地凝视着他，什么也没有回答。
“成了！”他心里一阵狂喜，“我都快绝望了，似乎永远都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却成功了！
她爱我！她承认了！”
“为我做这件事吧。不要再和我说那样的话，让我们做好朋友吧。”她话虽如此，但眼睛说的却是不同的内容。
“我们不会做朋友，这一点您自己很清楚。但我们会成为最幸福的人还是最不幸的人……就看您了。”
她想说什么，但他打断了她。
“我只求您一件事：求您给我心存希望和忍受痛苦的权利。如果连这也不行，那就命令我消失，我会照办的。如果我的存在使您痛苦，您就不会再见到我了。”
“我并不想赶您走。”
“什么也不要改变，一切照常就行！”他颤声说，“您丈夫来了。”
的确，就在这时，卡列宁迈着毫无风度可言的谨慎步伐走进了客厅。
他看了妻子和渥伦斯基一眼，走到女主人身边，坐下喝了一杯茶，然后用不慌不忙的清晰声音和惯常的嘲讽语气，开始取笑别人。
“您的郎伯雷沙龙成员都到齐了。”他环顾所有人说道，“格蕾斯们和缪斯们。”
然而贝特茜公爵夫人受不了他的嘲讽语气，她这位聪明的女主人立刻把他引人关于普遍兵役制的严肃话题中。卡列宁马上被话题所吸引，开始严肃地为贝特茜公爵夫人攻击的新法律进行辩护。
渥伦斯基和安娜依然坐在小桌子旁边。
“太不像样了！”一位夫人悄声说，瞟了渥伦斯基、安娜和安娜丈夫一眼。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安娜的朋友回答。
不止是这两位夫人，几乎客厅里所有在座的人，包括梅雅卡娅公爵夫人和贝特茜自己，都朝这离群的一对看了好几眼，好像他们这么做会妨碍别人似的。只有卡列宁没朝那个方向看一眼，一直谈着他感兴趣的话题。
贝特茜公爵夫人注意到大家的不快印象，找了一个人接替她听卡列宁发表高见，自己走到安娜跟前。
“您丈夫的表达准确清晰，总让我感到惊讶。”她说，“最抽象的思想经他一说，我就能理解。”
“哦，是啊！”安娜笑逐颜开地说，贝特茜说的话，她一个字也没理解。她走到大桌子旁边，加人了大家的谈话。
坐了半个小时，卡列宁走到妻子身边，提议一起回家。但她看也没看他一眼，就说她要留下来吃晚饭。卡列宁向大家鞠了一躬，离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