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形同儿戏，”列文打断他的话，“我们不需要什么治安官。八年来我没有过一起诉讼，真起诉的时候，却又判错了。法院离我家四十里远。要解决两卢布的纠纷，我得花十五卢布去请律师。”
然后他说起一件事：一个农民偷了磨坊主的面粉，磨坊主问到他时，他竟告他诽镑。列文说这些话很愚蠢，很不合时宜，他说的时候自己也感觉到了。
“呵，他真是个怪人！”奥伯朗斯基带着杏仁般甜腻腻的笑容说道，“来吧！我想投票巳经开始了……”
他们就分头行动了。
“我弄不懂，”科斯尼雪夫注意到弟弟窘迫的言行，说，“真弄不懂一个人怎么会这么缺乏政治头脑！我们俄国人就是缺乏政治头脑。省首席贵族是我们的对手，你却同他套近乎，还请他做候选人。可渥伦斯基伯爵……我不会和他交朋友的，他邀请我吃饭，我就是不去；但他是我们这一派的，为什么你还把他当敌人呢？你竟然还问纳伍多夫斯基是否做候选人。怎么能做这种事！”
“哎呀，我根本不懂怎么回事！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列文沮丧地说。
“你说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只要你一插手，就会弄得一团糟。”
列文闷声不响，两人一齐走出了大厅。
省首席贵族虽然感觉到了一股反对他的阴谋气氛，虽然并非所有人都请他做候选人，但他还是决定参加竞选。大厅内鸦雀无声，大会秘书大声宣布，近卫军大尉迈克尔·史蒂帕尼奇·史耐特科夫被提名为省首席贵族，投票表决现在开始。
几位县首席贵族端着盛满选举球的盘子，从自己的席位走到主席台上，选举开始了。
“放到右边去。”列文同哥哥一起跟着县首席贵族向主席台走去时，奥伯朗斯基小声对他说。但列文忘记了刚才人家对他说明过的策略，担心奥伯朗斯基说“放到右边去”是说错了。史耐特科夫确实是他们的对手！他向投票箱走去时，选举球本来握在右手上，可他觉得自己弄错了，走到投票箱跟前就又把球换到左手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把它放进了左边。站在投票箱旁边的一位行家做了个苦脸，本来他仅凭众人的肘部动作就可以断定球放进了哪边，可这一次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发挥他的洞察力了。
又是一片肃静，只听得数球的声音。然后有个人宣布赞成和反对的票数。候选人获得了大多数赞成票。四下里一片喧哗，大家都向门口冲去。史耐特科夫走进来，大家簇拥着他，向他表示祝贺。
“嗯，结束了吗？”列文问哥哥。
“才刚开始！”斯维亚兹斯基笑着替科斯尼雪夫回答，“另一个候选人也许还会得到更多票数。”
列文又把这事给忘了。这会儿他只记得其中颇有奥妙，但厌烦得根本不愿去想究竟有什么奥妙。他沮丧得要命，只想离开这群人。
没有谁注意他，而且很明显谁也不需要他。他悄悄走进小餐饮室，看到那几个侍应生，觉得轻松多了。那个老侍应生请他吃点东西，他答应了。列文吃完一盘蚕豆炸肉排，和老头儿聊了聊他以前的主人们，不想再回到他感到无所适从的大厅，就去了旁听席。
旁听席挤满了衣饰华美的夫人们，她们俯在栏杆上，竭力不漏掉下面说的任何一句话。夫人们身旁或站或坐着一些举止文雅的律师、戴眼镜的中学教师和军官。大家都在谈论选举，谈到首席贵族模样多么憔悴，辩论又多么有趣。列文听到一群人在称赞哥哥。一位夫人对一位律师说：
“能听到科斯尼雪夫演讲，真是太高兴了！哪怕饿着肚子听也值得。简直是口吐莲花！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们法院没人能讲到这个水平除了梅德尔，可即使是他，比起他的口才来也差远了。”
列文在栏杆边上找了个空位，伏在上面，边看边听。
贵族们根据各自的地区，坐在不同的隔板后面。大厅中央站着一个穿制服的人，用响亮而又尖细的声音宣布：
“现在对省首席贵族候选人、上尉尤金·伊万尼奇·阿普克赫金进行表决。”
接下来一片死寂。然后有个有气无力的声音说道：
“不同意！”
“现在对枢密顾问彼得·彼得罗维奇进行表决。”穿制服的男人又大声喊道。
“不同意！”一个年轻人短促尖锐的声音嚷道。
又宣布进行表决，又是“不同意”。就这样持续了将近一小时。列文伏在栏杆上，边看边听。起初他很奇怪，想弄清楚怎么回事，然后得出结论，自己不可能弄得清楚，于是开始厌烦了。后来他想到在每个人脸上看到的那种激动和愤怒的表情，觉得很难过，很想离开这个地方，就下楼去了。经过旁听席后面的走廊时，他遇到一位正在来回踱步的垂头丧气、两眼发红的高中生。下楼时又遇到一对男女：一位穿着高跟鞋快步跑上楼的夫人和一位副检察官。
“我说了您不会迟到的。”列文闪到一边让夫人通过时，副检察官说。
列文巳经下了楼梯，走到出口处，拿出了寄存大衣的号牌，这时秘书一把抓住了他。“请过来吧，康斯坦丁·德明特里奇！他们在选举了！”
正在表决的是那位断然拒绝当候选人的纳伍多夫斯基。
列文向大厅门口走去，门锁上了。秘书敲了敲门，门打开了，两位面红耳赤的地主从里面冲出来。
“我受不了了！”一个脸涨得通红的地主说。然后省首席贵族的脑袋也从门口探了出来，他一脸疲惫和恐惧的神色，看上去很可怕。
“我跟你说过，不要放人出去！”他冲看门人大喊。
“我是让人家进来，大人！”
“哦，上帝呀！”省首席贵族长叹一声，说。他拖着白裤子里两条疲惫不堪的腿，耷拉着脑袋，从大厅中央走到主席台上去。
不出所料，纳伍多夫斯基赢得了多数选票，当选为省首席贵族。有人兴高采烈，有人心满意足，有人欣喜若狂，也有人伤心不满。上一任省首席贵族掩饰不住内心的失望。纳伍多夫斯基离开大厅时，人们热情地簇拥着他，尾随着他，如同第一天开幕时跟在省长身后一样，也像史耐特科夫先前当选时跟在他身后一样。
当天晚上，新当选的省首席贵族和获胜的新派中的很多人在渥伦斯基家聚餐。
渥伦斯基去参加选举，是因为他在乡下觉得无聊，同时也为了向安娜宣告他有自由权，为了在各项选举中支持斯维亚兹斯基，以报答后者当初在地方自治会选举中对他不遗余力的帮助，最重要的，是为了严格履行他作为贵族和地主的全部职责。但他完全没有料到，选举的事会使他那样感兴趣，那样动心，而且他还做得那样好。在这个贵族地主的圈子里，他还是一个新人，可显然巳获得成功，在他们当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他这样想倒也没错。他的财富，他的头衔，他在城里的豪宅（那是他在卡辛创办了一家生意兴隆的银行的老朋友、金融家席尔科夫借给他的冤，他从自己庄园带来的一名手艺超凡的厨子，还有他同省长的交情（省长是他的同学，曾受到过渥伦斯基的庇护冤，所有这一切都提升了他的影响力；不过最关键的，还是他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的淳朴作风，使得那些认为他傲慢无礼的贵族很快改变了印象。他自己也觉得，除了那个娶了凯蒂·斯彻巴特斯基的愚蠢家伙，无缘无故怀着恶意对他胡言乱语一气，他结识的每一位贵族都成了他的支持者。他清楚地看到，其他人也承认，纳伍多夫斯基之所以取得成功，他功不可没。如今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庆祝纳伍多夫斯基当选，渥伦斯基感到很得意。他对选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乃至开始设想，要是三年后下一届选举时他结了婚，他将亲自参加竞选，就像骑师为他赢得了大奖，他就想亲自参加赛马一样。
他们现在庆祝的就是骑师的胜利。渥伦斯基坐主位，他右边坐着年轻的省长、沙皇的侍从将军。对其他人来说，他是一省之长，为选举大会庄严开幕并致开幕词，正如渥伦斯基所看到的，大家都对他肃然起敬、卑躬屈膝，但对渥伦斯基来说，他却只是“马斯洛夫·卡特卡”他在贵族军官学校的绰号一见到渥伦斯基就局促不安，而渥伦斯基总是竭力给他打气。渥伦斯基左边坐着年轻气盛、一副顽固和尖刻模样的纳伍多夫斯基。渥伦斯基对他真诚而有礼。
斯维亚兹斯基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自己的失败。对他来说，这甚至不是什么失败，用他自己举着香槟向纳伍多夫斯基祝贺时的话说，再也找不到更合适的人来代表贵族应当遵循的新方向了。因此，如他所说，凡是正派的人，都要站在胜利这一方并进行热烈庆祝。
奥伯朗斯基也很高兴，他这一阵过得很快活，每个人也都感到满意。盛宴上，大家谈论着选举中的种种插曲。斯维亚兹斯基诙谐地模仿了前任省首席贵族声泪俱下的演说，然后对纳伍多夫斯基说院“阁下您应当采取一种比眼泪更复杂的办法来审核基金。”另一位风趣的贵族说，前任省首席贵族本打算等选举获胜后举行庆祝舞会，召来了很多穿着齐膝短裤和长统袜的仆役在舞厅等候，可现在只能打发他们回去了，除非新的省首席贵族打算开一个由穿长统袜的仆役伺候的舞会。
席间，大家不停称呼纳伍多夫斯基为“我们的省首席贵族”或“阁下”。
这就好比一位新娘被人称为夫人并冠之以她的夫姓，纳伍多夫斯基听到人家这样称呼，心里非常受用。他假装不在意，甚至蔑视这些称呼，但很明显他非常高兴，竭力克制自己，免得流露出与大家所处的新自由主义圈子格格不人的得意之色。
宴会当中还给关心选举的人发了几份电报。心情快乐的奥伯朗斯基给多莉发了一份电报，电文如下：“纳伍多夫斯基超过对手二十票当选。特传喜报。请转告。”他大声口述这份电报，说：“我要让她们高兴高兴！”可是多莉收到电报，只叹息又花费了一个卢布的电报费，而且知道电报是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发出的。她了解史蒂瓦有个毛病，宴会一结束就乱发电报。
宴席上的一切，包括绝佳的菜肴和美酒可不是从俄国商人那里买来的，而是从国外进口的原装货都是那么卓尔不凡、令人愉快。出席宴会的这二十来个人是斯维亚兹斯基从新派运动和自由党人当中挑选出来的，人人都机智幽默、体面高尚。大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为新任省首席贵族、省长、银行经理和“我们和蔼可亲的主人”的健康干杯。
渥伦斯基心满意足，他没想到在省里能找到这样的乐趣。
宴会结束，气氛变得更欢快了。省长邀请渥伦斯基陪他去参加他妻子为了支援“兄弟会”而举办的音乐会，说她很想同他结识。
“音乐会之后还有一场舞会，你会见到我们的交际美人儿！一点不假，她相当出众。”
“这并不是我所擅长的。”渥伦斯基很喜欢这句英国话，用英语答道。不过他笑了笑，还是答应去了。
他们巳经离开餐桌，开始抽烟了，这时渥伦斯基的贴身男仆用盘子托着一封信走到他面前。
“专差从沃兹维兹亨斯克送来的。”他意味深长地看着渥伦斯基说。
“真奇怪，他像极了检察官史文提特斯基。”渥伦斯基皱着眉头读信时，一位客人用法语评价他的仆人。
信是安娜寄来的，他还没读就知道信的内容。他本以为选举五天内会结束，答应星期五就返回，今天巳经星期六了，他知道这封信准是责怪他没有准时返回。他昨天晚上寄给她的信，她或许还没收到。
信的内容不出他所料，不过形式却有些意外，使他心里特别不舒服。“安妮病得很重，医生说可能是炎症。我一个人在家乱了方寸。巴芭拉公爵小姐不但帮不上忙，反而还碍事。我前天和昨天都盼着你回来，现在寄信给你，想弄清楚你在哪儿，出了什么事情。我本想亲自去找你，但又改变了主意，因为我知道你会不高兴。给我回信，好让我知道该怎么办。”
孩子病了，她竟然还想自己来一趟！他们的孩子病了，她竟然还用这样敌意的口气和他说话！
选举带来的欢乐如此轻松单纯，而他必须维持的爱情却使他如此忧郁和烦累，这巨大的反差令渥伦斯基惊诧不巳。但他不得不走，于是他搭乘夜间第一班火车回家去了。
渥伦斯基去参加选举之前，安娜想到他每次出门前两人之间都发生争吵，这非但没拉近彼此的关系，反而使他们变得疏远，于是决定想方设法平心静气地忍受这次别离。然而他向她辞行时脸上那副冷淡、严厉的神情，又伤了安娜的心，还没等到他走，她的平静就被搅乱了。
后来孤身独处的时候，她又苦思冥想他那副表示自己享有自由权利的神情，和往常一样，她只感到屈辱。“他有权利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爱上哪儿去就上哪儿去。不光可以走，离开我都行。他什么权利都有，而我什么权利都没有。他知道这些，就不该这么做！不过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他冷冷地、严厉地看着我。当然他的神情很难捉摸，有种说不清楚的东西，但以前他不是那样的，那种表情说明很多问题，”她想，“那种表情说明，他开始变得冷淡了。”
虽然她确信这是事实，却无能为力，怎样都无法改变同他的关系。同以往一样，她只能通过爱情和魅力来控制他。也同以往一样，她只有靠白天忙忙碌碌、晚上服用吗啡，才能摆脱一旦他不再爱她她会落到什么下场的可怕念头。的确有一个办法，不是去控制他，除了他的爱她什么也不想要，而是使她自己处在他无法抛弃的境地，那就是先离婚，再结婚。她开始希望这么办了，下定决心只要他或史蒂瓦一提，就答应下来。
她带着这样的想法，度过了他不在身边的五天。
散步，同巴芭拉公爵小姐闲谈，参观医院，主要是读书，一本接一本读书，就这样她把时间排得满满的。可到了第六天，当车夫空车从车站返回，她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抑制对他的思念，再也无法不去想他在做些什么。就在这时她的小女儿病了。安娜看护着她，但这并不能使她分心，何况女儿的病并不危险。无论她怎么努力，她都无法去爱这个孩子，而且也装不出爱她的样子。当天傍晚，只剩下安娜一个人的时候，她对渥伦斯基的担心到了惶恐的地步，决定亲自去城里一趟，可仔细思量一番之后，她写了那封渥伦斯基收到的自相矛盾的信，而且写完后连看都没看，就派专差送去了。第二天她收到他的回信，对自己的信后悔不迭。她不无恐惧地预感到他还会向她投来临走时那种严厉目光，尤其是当他得知小女孩病情并不危急的时候。不过，她还是很高兴她写了信去。安娜现在对自己承认他厌倦她了，放弃自由回到她身边肯定会使他很难过。尽管如此，她还是很高兴。让他厌倦去吧，只要他和她在一起，她能够看见他、了解他的一举一动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