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懂，您是怎么知道这些的，”她说，“朱赛佩·乔加诺——他怎么——”她顿了一下，随即脸上绽放出无比的骄傲和喜悦：“我现在明白了！我的杰纳罗啊！我那辉煌的、完美的杰纳罗，是他保护我没有受到伤害，是他，凭自己的实力杀死了这个魔鬼！噢，杰纳罗，你真好！有哪一个女人能配得上这样的男子？”
“唔，卢卡太太，”冷落一旁的格雷森开口了，例行公事地拉住这位夫人的衣袖，好象她是诺丁希尔的一个女流氓，“我还不大清楚你是谁，又是干什么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你讲的话牵涉本案，我们要带你回局里去。”
“等一等，格雷森，”福尔摩斯说，“我倒觉得，这位夫人可能急于要把真相和盘托出，正如我们要急于了解情况一样。难道您不明白，夫人，您的丈夫会因为躺在跟前的死尸而受到拘捕同审讯吗？您的言辞将作为呈堂证供。但是，如果您认定他的动机并非出于刑事犯罪，而且他还有不得已的苦衷，那么您向我们道出原委就对他再好不过。”
“乔加诺死了，我们就不怕什么了，”这位女士说，“他是个恶棍，是个魔鬼，世界上没有哪个法官会为杀死他而判我丈夫有罪的。”
“既然如此，”福尔摩斯说道，“我建议大家把房门锁起来，让现场还照原样摆着，并同这位女士一起到她的住处去，等听完了她要对我们倾诉的一切之后，再做道理。”
半个钟头之后，我们四个人团团坐下，就在卢卡太太那间小小的客厅里，听她讲述那些非比寻常的历险，而事件的收尾，我们碰巧都已经目睹了。她说得很快很流利，可惜遣词不太正规，故为清晰起见，我只好作些语法修饰。
“我出生在波西利波，那不勒斯附近，”她说，“奥古斯托·巴雷利的女儿，我父亲是首席律师，也曾在当地做过议员。杰纳罗是我父亲的雇员，我爱上了他，任何女人都一定会爱上他的。他没钱没地位——一无所有，除了英俊、健美和奔放——所以我父亲不准我们结合。我们私奔了，在巴里完婚，变卖掉我的首饰，换一笔钱把我们送到美国。这已是四年前的事，从那以后，我们就一直住在纽约。
“早先我们运气很好。杰纳罗得以替一位意大利绅士效劳——在一处叫宝尔瑞的地方，他把这位先生从几个地痞手中救出来，就这样交上一个有权势的靠山。他的名字叫提托·卡斯塔洛特。他是卡斯塔洛特－赞巴大公司的资深合伙人，纽约的主要水果进口商。赞巴先生有病，我们的新朋友卡斯塔洛特掌管公司的大权，雇用了三百多名员工。他给我丈夫安排了工作，叫他主管一个部门，在各方面对我丈夫都很亲善。卡斯塔洛特先生是个单身汉，我相信他觉得杰纳罗好象他的儿子一样。我和丈夫也都敬爱他，把他当做我们的父亲。在布鲁克林我们买下并装修了一幢小屋，整个前景看来都有了保障。就在这时候，忽然乌云闪现，很快就笼罩了我们的天空。
“有一天晚上，杰纳罗下班回家，带来一个同乡。他的名字叫乔加诺，也是从波西利波来的。这个人牛高马大，你们可以作证，因为尸首你们已经见到了。他不但魁梧，而且一切都显得很怪异、粗犷、吓人。他的嗓子在我们的小屋里像打雷一样响。讲话的时候，屋里几乎没有地方可以供他挥动粗大的手臂。他的思想、情绪、爱憎都是夸张和怪诞的。他说起话来很有劲，简直像在吼叫，别人只能坐着乖乖地听他滔滔不绝。他的目光盯上你，你就得由他摆布。他是个可怕的怪人。感谢上帝，他死啦！
“他一次又一次到我家来。可我知道，有他在，杰纳罗并不显得会比我高兴些。我可怜的丈夫窝在那儿脸色发白，没精打采地挨着铺天盖地的胡言乱语，唯有对政治和社会的责难才构成我们客人的话题。杰纳罗闷不吭声，而我作为最了解他的人，从他脸上察觉到某种以前不曾见过的神情。起初，我以为只是厌烦。后来，渐渐地，我明白那不光是厌烦，还有恐惧——刻骨的、隐密的、缩瑟的恐惧。那天晚上——就是我看出他恐惧的那个晚上——我抱着他，以他对我的爱以及他所拥有的一切珍瑰，恳求他不要隐瞒我，恳求他告诉我为什么这个大汉竟害得他如此失魂落魄。
“他讲出来了，我听着，整颗心像掉进了冰窖一样。我可怜的杰纳罗啊，在狂野躁动的日子里，当整个世界都跟他过不去，当不公平的生活把人逼得半疯，他加入了那不勒斯的一个团体——红圈会，类似老烧炭党。这个组织的誓约和隐密真叫可怕，一旦加入进去就休想摆脱。我们逃到美国的时候，杰纳罗以为已同它永远一刀两断了。某天晚上噩梦降临，他在街上碰见一个人，就是在那不勒斯煽动他入会的大块头乔加诺，他曾在意大利南部闯下一个‘阎罗’的诨号，因为他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他为躲避意大利警方而远赴纽约，又在新的地盘上培植起这个恐怖组织的分会。杰纳罗告诉了我这一切，并把他那天收到的一张密令给我看，顶头处画着一个红圈，通知他要在某日集合，而且他必须应命到场。
“真是糟透了，但更糟的还在后头。我曾经留意了一段时期，乔加诺一律在晚上到我们家来，老要跟我说话；有时候甚至是言语冲着我的丈夫，可那两道野兽般阴鸷凶悍的目光却总在我身上打转。一天夜里他原形毕露。我见识了这个蛮徒所鼓噪的‘爱情’——畜生的爱情。杰纳罗还没有回家而他却出现了。他闯进屋来，粗大的双手一把抓住我，搂进黑熊般的胸膛，劈头盖脸地吻我，并且求我跟他走。我拼命挣扎喊叫，正好杰纳罗冲进来打他。他把杰纳罗揍得半死就跑掉了，从此再没到我们家来。那个晚上，我们成了冤家对头。
“几天以后集会照旧。杰纳罗从那儿回来后，瞧他脸色我就明白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局面恶化到不可想象的地步。红圈会的资金是靠勒索富有的意大利人筹集到的，如果他们拒绝付钱，就以暴力相威胁。看样子，已经找到我们的好友和恩人卡斯塔洛特头上了。他拒不屈服，并且把信交给了警方。红圈会断然要拿他开刀，杀一儆百。密会决议，用炸药把他连人带屋一齐送上天。谁干，抓阄。当杰纳罗伸进袋子去摸阄的时候，看见我们仇家那张残暴的脸在冲他狞笑。毫无疑问，事先已经动过了手脚，因为那个印有红圈的致命圆盘落入杰纳罗的掌心，那就是选中杀手的标志。他要么去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要么让他和我遭到同伙的报复。这正是他们残忍帮规的一部分，对他们所畏惧和憎恨的对象决不心慈手软，不但伤害那些人本身，还要伤害那些人的亲友跟爱人。这种险恶的居心就是要把忧惧变成一副枷锁，牢牢套在我可怜的杰纳罗的头上，非逼得他六神无主几近发疯不可。
“我们整夜偎在一起，挽着胳膊，互相鼓励以图应对我们面临的灾难。第二天晚上就是约定的动手时间。但正午前后，我们夫妇已经上路赶往伦敦了，并且提前向我们的恩人详尽地通告了险情，也没忘记把这些情况透漏给警方，以求将来能保全性命。
“其余的，先生们，你们自己都知道了。我们晓得，冤家就像影子那样会一路尾随而来。乔加诺的复仇自有挟私的理由，可无论如何，我们了解他是个多么冷酷、狡诈、睚眦必报的家伙。意大利和美国到处都在风传他那可怕的势力。如果说它们曾经真的被展露过的话，那便是现在。我的心上人利用我们出行以来少有的几个好天气，替我找了一处安身之所，多多少少可令我暂时不致遇到任何危险。至于他自己，也期望摆脱他们，以便同美国和意大利的警方取得联系。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怎样生活。我全靠从一份报纸的专栏中接收消息。有一次我朝窗外张望，看见有两个意大利人在监视这幢房子。我晓得，乔加诺到底发现我丈夫的行迹了。最后，杰纳罗通过报纸告诉我，会从某个窗口向我发出信号，不过当信号真的出现时，除了警告却没有别的，突然间又中断了。现在我终于明白，他知道乔加诺在跟踪他，啊，感谢上帝！当那家伙来的时候，他早有防备。现在，先生们，我想请问站在法律的角度，我们是否还要担心什么，这世上有没有哪个法官会因为杰纳罗的所作所为而定他的罪？”
“喔，格雷森先生，”那位美国人说着，扫了警官一眼，“我不知道你们英国的观点如何，不过我猜在纽约，这位太太的丈夫将会赢得公众十分普遍的礼遇。”
“她得跟我去见局长，”格雷森回答道，“如果她所言属实，我不认为她或是她的丈夫有什么可担心的。但我仍然搞不清楚，福尔摩斯先生，您究竟是怎么搅到本案里头的。”
“研习，格雷森，研习。还想在这所古老的大学里求道。哎，华生，你又收集到一份怪诞的悲剧题材啦。提个醒，还不到8点钟，科文特花园今夜上演瓦格纳的歌剧哩！要是我们加紧，还能赶得上第二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