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王景枝在家务农。我的老家是个农户，爷爷是乡村教师。爸爸外出后，主要劳力就是叔叔、婶婶和妈妈。妈妈到过天津，我见到过她头戴墨镜、身着旗袍的照片。因此妈妈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我小时候对爸爸一点印象也没有，童年的我没有享受到应有的父爱，只有妈妈和我相依为命。我们家在冀中平原，就是电影《地道战》说的那个地方。日本鬼子常来扫荡，鬼子一来，只有东躲西藏，躲闪不及就有丧命的危险。我们家不仅“通八路”，而且有八路，这就更危险了。有一次，爷爷被鬼子碰上，遭到毒打，不久就饮恨而终。那时候，能躲鬼子的地方只有两处：一个是高粱地，一个就是自家挖的地道。自家挖的地道实际上就是一个藏身洞，装不下几个人，一家人进去连身子都转不开，没有像《地道战》电影里那样连接起来。鬼子来了，在洞里一待就是一整天，要等鬼子走完了才敢出来。记得有一天我饿得直哭，妈妈就用小棍编东西哄我。小时候的印象是模糊的。但在模糊记忆中却有一个清晰的画面，至今仍历历在目：几个“二鬼子”（黄协军）闯进我家，对一个女人拳打脚踢，女人紧紧地搂着一个小男孩，孩子吓得直哭，那个女人大声说：“别吓着孩子！别吓着孩子！”那个小孩就是我！对“二鬼子”大声抗争的就是我的妈妈！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妈妈就是一座雄伟的高山！
妈妈当时在想什么，我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她在惦记着正与鬼子浴血奋战的爸爸。抗战时期，爸爸在八路军衡水县大队当文书。爸爸性格内向，沉默寡语，从没有对我讲过他打鬼子的故事。倒是我堂姐对我说过一个故事：有一次，爸爸他们被鬼子打散了，被赶到一块瓜地，爸爸将他的盒子枪藏在瓜藤之中，只身走了出来。鬼子将爸爸抓到邻近的村里，看了看他的手说：“你不是庄稼人，你是八路！”这时，有个老大爷赶紧过来说，“他不是八路，他是我的儿子，在外面做买卖，刚回家。”就是这个素不相识的老人救了爸爸一命。这个景象和电影里的情节一模一样，可见，电影里的故事并不全是假的。
在抗战胜利前夕，我们老家成了解放区，家门口挂上了“光荣抗属”的横匾。爸爸依然在外面打仗，妈妈成了家里一个主要劳动力。妈妈小的时候，我未曾见过面的姥姥将她的脚裹成“三寸金莲”。为下地干活，妈妈忍着剧痛将已经裹扁了小脚硬搬过来，脚趾勉强复位，但脚背却无法复员。于是“三寸金莲”变成“五寸小脚”。妈妈就用这双“五寸小脚”顽强地走完了84年的人生路。那时候，妈妈起早贪黑在地里劳作，还要服侍老爷爷和奶奶，村里人都夸奖她。我记得妈妈当过劳动模范（不知是区上的还是村上的），奖品是一个系着红绸的犁具。
抗战胜利后，爸爸在冀南军区后勤供给部当科长，经组织批准将妈妈和我从老家接了出来，开始随军。不久内战爆发，我们跟随爸爸的部队转战河北、山西等地。记得我们是乘木船过的黄河，好像是在夜间，至今在我脑海中还经常响起那咆哮的水流对船体的撞击声，十分可怕。这个期间，我的大妹出世了；两年后又添了个小妹妹。大概是在1948年春天，可能是战局的需要或出于其他什么原因，爸爸让我们回老家。坐的是部队上的胶轱辘大车，一起上车的还有其他几位随军的阿姨。
早上出发时，大家都很高兴，有说有笑，那天的天气又特别好。但马车走上公路不久，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突然，对面几个老乡用很大的独轮车推着两个大立柜，发着“吱呦，吱呦”的怪声，呼啸而至。拉车的大马看到这个“怪物”，惊叫了两声，立刻扬起两蹄——惊车了！此时车夫赶紧下车拉马，却被马车压断了大腿。在惊车的那一刹那，马挣脱了部分套车的缰绳，大车立刻“扬”了起来。车上的几个阿姨趁机下车，并高喊让妈妈下车。但妈妈没有下车，因为她有三个孩子在车上！当年我不到10岁，大妹两岁，小妹才几个月。作为母亲，她没有别的选择。她紧紧地搂着两个妹妹，我紧紧地抱着妈妈。当时我没有哭，甚至不觉得害怕，因为妈妈和我们在一起。马车飞快地跑着，从早上一直跑到傍晚，可能是马跑累了，开始慢下来。一路倒也无事。假如遇见辆汽车或对面再来一个什么“怪物”，那后果不堪设想。嚓黑，几个好心的农民将车拦了下来。我们才走出了“鬼门关”。
1949年初，爸爸受命参加第二野战军女子大学的筹建工作，担任供给处副处长。二野女大是为培养部队妇女干部而创建的，校长和政委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兼任。军史编写组在解放军档案馆发现爸爸当年写给二野供给部领导的报告，并全文收录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二野女大》一书。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只对我讲过一次他自己的“故事”。那就是在筹建二野女大期间，他带人从南京拉了一车钞票到河南巩县。这件事在《二野女大》那本书里可以得到印证。但对其过程爸爸没有任何描述，甚至连什么车也没有交代，也不知是汽车还是马车。如果是汽车的话，危险性小点，要是马车的话，那危险可就大了。那是一车钞票啊！爸爸只是告诉我，他非常紧张，但顺利完成任务。从南京到巩县，千里迢迢，横跨江苏、安徽、河南三个省。那时，淮海战役刚打完，南京才解放，到处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爸爸带的“运钞车”几乎要跨越淮海战役的整个战场，其艰难可想而知，简直就是一部电视剧的题材，但爸爸却如此轻描淡写。这就是爸爸的性格，这就是爸爸的为人！
我和妈妈、妹妹在老家住了半年多，爸爸又将我们接到河南巩县二野女大总校的驻地。我们住的院子很大，要上好多台阶才能进院，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那么好的房子。过了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就是诗圣杜甫的故居。这期间，妈妈在女大一分校学习文化，我到二野女大育才一小读书。妈妈小时候没有念过书，只是跟着大人学过几个字。在二野女大的学习，给妈妈“扫了盲”。1950年初，我们跟随爸爸的部队“解放大西南”，到了雾都重庆。
到重庆后，原二野女子大学和二野军政大学联合组成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西南人民革命大学由刘伯承兼任校长，爸爸担任总校四处（校务处）代理处长。西南革大总校设在重庆红岩村，机关和家属都住在那里。开始我们住的房子很宽，据说是个特务头目的住宅，有很大的阳台，还有宽大的卫生间。后来爸爸主动将这个房子让给另一位处长，我们就搬到原来国民党特务用来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旧房，条件就差多了。对这次搬家，爸爸没有作任何解释，但我心里明白其中的缘由。
这个期间，妈妈在工农干部学校学习，两个妹妹上幼儿园，后来她们就到卓琳任校长的重庆人民小学读书，我则到了巴蜀小学。我在巴蜀学校一直读到高中毕业。从读小学开始我就住校，对爸爸的事情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很忙。由于从小就没和爸爸在一起，我对爸爸有一种敬畏感，甚至有点怕他。但我非常尊敬我的爸爸，爸爸也很爱我。1951年爸爸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我为爸爸感到自豪，将他的观礼证收藏起来，保存了好多年。1952年“三反”期间，爸爸属下的校产科长贪污败露，这个科长“反咬”爸爸一口，于是爸爸被软禁了起来。这个时候，妈妈给爸爸写信，安慰他。我们都相信爸爸，他一定不会贪污！过了好久，爸爸被放了出来，恢复了工作，还了他一个清白。这件事对爸爸身心的摧残十分严重，从此落下了失眠的毛病，直至终身。但爸爸却没有对我们讲过一句抱怨的话。
西南革大完成历史使命后，爸爸调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党校副处长，不久又调任中国医药公司西南采购供应站经理。1955年妈妈从工农干校毕业，由于妈妈没有正式入伍，既没有军龄也没有工龄，组织上便将妈妈介绍到爸爸所在单位。照理说爸爸的单位给妈妈安排工作是合乎原则的，正当的，但爸爸不让，妈妈只好在家“待业”。过了好久，妈妈才在爸爸的单位当了一名普通工人。1961年单位缩编，爸爸又让妈妈带头下岗。到国家形势好转后，妈妈才又参加工作，在重庆医药公司仓库当保管员，仍属工人编制。妈妈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20世纪60年代初，爸爸曾任重庆市工商局副局长、重庆市商业局监委书记。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有人诬告爸爸“重用坏人”，于是爸爸又倒霉了。他被罚到重庆百货商店卖脸盆。后来查清楚了问题，但留了个“尾巴”，“下派”到重庆医药公司当经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爸爸又成了造反派斗争的对象。“文革”挨斗那几年是爸爸一生中最难熬的时段，我和妹妹都不在他身边，只有妈妈和他相濡以沫，共度时艰。妈妈安慰他，鼓励他，精心照顾他，帮助爸爸艰难地走了过来。爸爸的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由四川省委组织部下文彻底平反。但此时老人家已经重病缠身了。1993年爸爸病逝后，《重庆日报》发布消息说：正局级离休干部管仁泰同志因病逝世……爸爸的一生充满坎坷。
爸爸为人厚道、正直，对革命忠心耿耿，对工作兢兢业业，对下属关心体贴。记得“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爸爸带个年轻干部出差。那时候粮食定量很低，干部每月只有21斤（还规定必须节省2斤），又没有油水，根本就吃不饱。出发前爸爸将那个干部领到家里，让妈妈给他做烤饼，还将给爸爸“特供”的牛奶让他喝。我在一边看着，馋得直流口水。那是个冬天，我正好度寒假在家。爸爸享受“高干”特供，但粮食定量和大家一样。那个同志一顿吃掉了他几天的定量。他还不断地说：“吃吧，快吃！不要客气！”困难时期，爸爸怕奶奶在老家吃不饱，将她接到重庆。我和妹妹在学校读书，家里只有爸爸和妈妈，这样两个人的定量三个人吃。爸爸妈妈将“特供”的东西全省给奶奶。爸爸妈妈瘦得像根干柴棍。有一个月，妈妈丢了粮票，就喝开水充饥。也就在那年，妈妈胆囊炎急性发作，作了胆囊切除手术。我们看到她瘦成那个模样，非常心疼。但她始终很乐观，常说：“比闹鬼子那阵强多了。”
妈妈善良、温和，豁达，对人诚恳，工作认真负责。1964年2月妈妈被评为重庆第一商业局系统“1963年度先进工作者”。至今我仍珍藏着妈妈得的那个“奖杯”。妈妈对我非常疼爱，关心倍加；可爸爸对我却十分严厉，因为他深知“养不教，父之过”、“玉不琢，不成器”的古训。来自父母的这两种“爱”形成互补，构成我成长的家庭环境。从我记事起，妈妈就没有骂过我，甚至连批评都很少。爸爸对我的批评可就多了，比较严厉的、使我终生难忘的有4次：第一次是我读初二那年，爸爸要调离西南局党校，他让我抄写基层组织对他的鉴定。回想起来，这可能是爸爸精心设计的与我交流的一种特殊方式。但我却没有体会到爸爸的良苦用心，而是马马虎虎，鬼画桃符。爸爸见状大发雷霆，狠狠地训了我一顿，骂我“骄傲自大，自以为是”，骂得我心服口服。第二次是我高中毕业那年，我与几个同学倡议放弃高考，到农村“向地球开战”。爸爸得知后又训了我一顿，说我患了“狂热病”。第三次是1962年，在我被“拔青苗”出来工作两年后，组织上同意我继续读书。于是我给爸爸写信，请他帮我联系转学到西南政法学院，因为他的好多老战友在那里当领导。可我收到的却是严厉批评的回复，他说转学应通过组织，企图“走后门”是错误的。第四次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出于“革命激情”，写信扬言要“造他的反”。爸爸回信又严厉批评了我，说我“简直像个疯子”！从此，爸爸再也没有批评过我。我就是在妈妈的细心呵护和爸爸的严厉教诲中逐渐成熟起来的。如今，爸爸妈妈早已离开人间，我也已进入古稀之年，但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完，永远，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