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有一颗宽容心
是非憎爱世偏多，仔细思量奈我何。宽却肚肠心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
——布袋和尚
比天空还宽广的是人的胸怀，人要有海量的胸怀，包容一切，不与一切对立，不计较得失荣辱，那就没有容不得的事，没有过不去的坎。
有一段时间，白隐禅师一直在一个小村庄生活。他平时和村里的人来往很多，在邻居眼里白隐禅师为人纯洁、心地善良，因此得到村民们的尊敬和爱戴。
有一次，邻居中有一个女子未婚先孕了。这让她的父母极为气愤，逼问她孩子的父亲是谁。那个女子死活不肯说，在父母的逼迫下，她一口咬定孩子的父亲是白隐。于是，这个女子的父母便拉着女儿找白隐禅师理论。
白隐禅师听完后，只说了一句话：“是这样吗？”然后就答应收留那个孩子。过了一段时间，孩子出生了，白隐负责照顾他。他从邻居那里弄到了孩子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来细心照顾这个幼小的生命。
一年以后，那个孩子的妈妈因为无法忍耐相思孩子的苦痛，终于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她的父母亲。孩子真正的父亲是一个贫寒的年轻人，他们已经相爱多年了，因为害怕父母不承认这个女婿，才做出那样的事。事情发生后，女孩因为害怕而没有说出真相，就欺骗父母说那孩子的父亲是白隐。
她的父母得知真相后大吃一惊，立即去找白隐禅师，向他表示深深的歉意，诚恳地请求他的宽恕，然后要求将孩子领回去。白隐禅师并没有任何怪罪的言语和行为，他把孩子送还给他们，只是静静地说道：“是这样吗？”
白隐禅师的行为，正是“大度包容”的最好诠释。只有大度包容，我们的人格才会更加崇高；我们也只有以大度包容之心待人，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加温馨和快乐。
容人的海量莫过于一个人得罪了你，你不但不跟他计较，不向他报仇，反而原谅他，宽恕他，必要时，还要去帮助他。请看一个真实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有两名来自同一个小镇的战士，在战斗中与部队失散了。两人在森林中边互相鼓励，边艰难跋涉。十多天过去了，他们仍然没有与部队联系上，于是他们非常着急和害怕。但幸运的是，他们打到了一只鹿，暂时解决了饥饿问题。
他们走呀走，越走越心慌。忽然听到一声枪响，前面的战士中枪倒地。后面的战友惶恐跑近，发现幸亏枪伤在肩膀上。没受伤的战友泪流不止，并且害怕得语无伦次。不久，他们找到了部队。
30年后，那位受伤的战士回忆：“我知道谁开的枪，不是敌人，而是我的战友。他抱住我时我碰到了他发热的枪管，以及觉察到他不正常的表现。当晚，我就宽恕了他，我知道他想独吞鹿肉，以便自己活下去，当然他这样做是为了他母亲。以后几十年我一直装着根本不知道此事，又做了许多年的朋友。”
以善待恶、以德报怨，自然能消除是非。你对我搞阴谋诡计，我仍旧对你友好，这样做是基于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有善的基因，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去启动，用善和广大的胸怀去感动他人，坏人也能变为好人。
布袋和尚有一诗偈：“是非憎爱世偏多，仔细思量奈我何。宽却肚肠心忍辱，豁开心地任从他。”以德报怨需要很高的修养和宽广的胸怀，一般人很难做到，我们可以努力靠近。
现在所有人都在谈论重建。我们的敌人在规划以其秘密警察来维持欧洲的新秩序，为此提出了各种方案，而我们这边在谈论重建伦敦，重建英格兰，甚至重建整个西方文明，并且对如何达成目标作出了设想。
这一切真是不错，可是当我听到这类谈论，看到建筑师削尖铅笔，承包商搞出预算，政治家划分出势力范围，每个人都开始为此各尽其力时，不由想起了一句名言：“除非上帝想要使房建成，否则建房人只能是白费力气。”
这句话有诗一般的意境，然而却隐含着铁一样的科学真理。它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拥有健全的心态和正确的心理，否则不可能建成或者重建任何能够长久存在的事物。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不仅适用于基督徒，而且适用于所有建设者，无论他持有怎样的世界观。
我们的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托恩必博士在他的《文明盛衰史》中将此话作为卷首语，其中自有深意。毋庸置疑，一个文明唯一可靠的基础就是健全的精神状态。建筑师、承包商、国际经纪人、营销委员会和广播公司仅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想建成一个新世界，那真是痴人说梦。他们必须被一种适当的精神所激励，而他们所为之工作的人们也要拥有这种适当的精神。比如说，有朝一日人们会拒绝住在丑陋的房子里，而在此之前我们不会拥有一个美丽的伦敦。现在的人们并不在意丑陋；他们要求舒适，但不关心城市的美化，因为他们的确还不具备审美能力。我自己就住在一幢奇丑无比的单元楼里，可我并不因为它的丑陋而觉得烦恼。不等到大家都为此而感到烦恼的那一天，所有想要重建一个美丽伦敦的规划注定都要失败。
不过到底什么是适当的精神呢？我们可以达成下面几点共识：问题的根源在于心理状态；只有上帝参与，建设才能保持长久；先要拥有一种健全的精神，然后外交、经济学和贸易会谈才能起作用。
不过，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是健全的呢？在这一点上我们产生了分歧。假如问，重建文明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素质，大多数人会说，我们需要的是“爱”。照这种说法，人们要彼此相爱，国家亦应如此，只有这样才能制止正在对我们产生毁灭性威胁的一系列灾难。对持以上观点的人们我表示敬意，却不敢苟同。
在个人事务中，爱是一种伟大的力量，可以说是最伟大的事物；但是在公共事务中，爱却于事无补。它曾屡次尝试过：先有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其后的法国大革命又从世俗的角度重申了人类的亲情。然而，爱所付出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徒劳。想让国与国之间相爱，想让商业财团或者营销商们相爱，想让一个葡萄牙人爱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秘鲁人，这种想法不仅荒谬、虚妄，而且有害。它使我们陷入迷茫而危险的多愁善感之中。“我们所需要的是爱！”我们这么唱着，唱过了就算完事，任由世界照老样子延续下去。事实在于一个人只可能爱他自己所认识和了解的那些有限的人和事。
在公共事务中，在文明重建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一种不像爱那样戏剧化、感情化的东西，那就是宽容。宽容是一种很乏味的美德。它让人厌烦，它比不上爱，向来没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它是被动的，它只是要求你去容忍别人，去忍受别的事物。从未有人想到要为宽容写赞歌，或者为它塑像。然而，宽容正是战后我们所需要的品质，正是我们所寻求的健全的精神状态。只有依靠它的力量，不同的种族、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才有可能聚在一起为重建出力。
世界上现在挤满了人，拥挤到了前所未有的、可怕的程度，这些人互相不断地磕磕碰碰。在这些人当中，多数是你不认识的，有些是你不喜欢的，比如说不喜欢他们的肤色，不喜欢他们鼻子的形状，不喜欢他们擤鼻子的样子，不喜欢他们总不擤鼻子，不喜欢他们讲话的方式，不喜欢他们的气味、他们的服饰、他们对爵士乐的迷恋或者他们对爵士乐的反感等等。
那么你该怎么办呢？你有两种处理方法可以选择。一种是纳粹式的：对于你不喜欢的某些人，你把他们杀掉、流放，或者隔离，然后你就昂首阔步地向世人宣称只有你才是人类的精华。
我喜欢的是另一种方法，它远不如上一种那样激动人心，可是它符合民主国家的立国原则。如果你不喜欢某些人，你要尽可能地容忍他们。别试图去爱他们，那只会徒劳无获。你要努力对他们采取宽容的态度。只有以这种宽容为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建设一个文明的未来。除此之外，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能够作为战后世界发展的基础。
我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这个世界现在正需要静态的美德，傲慢、暴躁、愤怒和复仇欲都解决不了问题。我已经对一切动态的、攻击性的理想失去了信心，因为它们一旦实施起来，几乎总要使成千上万的人受到残害或者监禁。
对于“我要清理这个国家”或者“我要把这个城市清洗干净”这一类的话，我的反应是恐惧和厌恶。这种做法在从前也许不那么可怕，因为那时世界还比较空；现在则不同了。在当今世界，国与国相互交织在一起，一个城市与周围地区也有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
我还要指出一点：迅速重建不太可能。无论建筑家们怎样精心设计，我依然不相信我们拥有适于重建的心理状态。按照人类走过的历史来判断，重建的前景也许不错，但那是从长远来看。文明总不免经历一些奇异的倒退，而我觉得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倒退阶段。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并以此为出发点来采取行动。
我相信，在建立和平之后，宽容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举个实例来说：我一直在想，假如和约签订之后，我遇到了曾与之战斗的德国人，我该作出何种反应。我不该试图去爱他们，我在心里找不到这种情感，我至少还记得他们打碎我那窄小丑陋的公寓楼里的一扇窗的情景。但是，我会努力去容忍他们，因为那符合常理，因为战后我们还要与德国人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可能铲除他们，正像他们未能成功地铲除犹太人一样。我们将容忍他们，这并非出于什么高尚的理由，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有必要这样做。
我并不把宽容视为一种伟大的、永久的、神圣的原则，虽然我可以引用基督的名言“在我主的房中有许多间屋”来支持这一观点。宽容只是权宜之计，适用于一个过挤过热的星球。当爱消退时，宽容依然存留，而爱消退起来是很快的：我们只要走出家门，离开亲友，与一群陌生人一起排队买土豆，爱马上就消退了。
在队列中需要宽容，否则你就会想：“这队为什么这么慢？”在地铁中也需要宽容，否则你就会想：“这些人为什么这么胖？”在打电话时也需要宽容，否则你就会想：“这人为什么这么聋？”或者“这人为什么这么口齿不清？”在街头、在办公室、在工厂里都需要宽容，而最需要宽容的莫过于阶级之间、种族之间和国家之间了。宽容本身是单调的，但它要依靠想象力来获得，因为你必须为别人设身处地地着想，这算得上是一种有益的精神训练。为容忍别人而不断努力，看上去好像是柔弱甚至没有骨气的行为，因而它有时会引起性格豪爽之人的反感。伟大人物提倡宽容的例子，我并不能举出很多。圣保罗不讲宽容，但丁也不讲。不过，毕竟还是能想起一些名字的。
在两千多年前的印度，笃信佛教的国王阿索卡让人镌刻碑文，不是要记载他本人的丰功伟业，而是告诫世人要存宽恕之心，要相互理解，要维护和平。在400年前，荷兰学者伊拉斯谟超然于狂热的新教和旧教徒的争斗之外，并因此受到了两派的夹击。同属16世纪的法国作家蒙田在他那宁静的乡村房子里写出了诙谐、精妙、机智的文字，直到今天，文明的人们还能从中获得乐趣和信心。在英国则有哲学家约翰·洛克，自由党成员、开明的神甫西德尼·史密斯，还有劳维斯·狄更生，他的《现代论集》是论宽容的经典之作。在德国——没错，是在德国——出现了歌德。所有这些人都支持我在前文中尽力要表达的信条。它尽管是静态的，但对于拯救这个拥挤不堪的世界却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我还有两句话。首先，狂热表现在别人身上就很明显，表现在自己身上就难以觉察了。比如说，我们很容易看到纳粹在搞种族歧视，他们从得势以来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早就臭名远扬了。可是，我们自己真的是无可指责的吗？与纳粹相比，我们的罪责要轻得多。然而，不列颠帝国里果真不存在种族歧视吗？不存在肤色问题吗？
假如对你来说，宽容不仅仅是一个虔诚的字眼，那么我请求你仔细想一想这个问题。我的另一句话是要反驳某些人可能会提出的异议。宽容不等于软弱，容忍别人不等于向他们让步。这样一来，问题就变得复杂了，可是文明的重建必然是个复杂的过程。我只是坚信一点：除非上帝想要使房建成，否则建房人只能是白费力气。也许，当房子建成之后，它会迎来爱的光临。到了那一天，这个在私人生活中最伟大的力量也将主宰公共生活。
宽容的实质不是宽容别人，而是宽恕自己。唯有宽容，才能抚慰你暴躁的心绪，弥补不幸对你的伤害，让你不再纠缠于心灵毒蛇的噬咬，获得自由。
要做到宽容，起码要做到两条：首先，要知道自己也有很多的缺点，也有亏欠人的地方，自己并不是一个完人；而即使是你原来认为最不好的人，也有一些你没有的优点。所以，要学会看到自己的弱点，看到别人的优点。考虑问题时要试试站在对方的角度出发，以求大同，存小异。这样你才能够善待他人，也善待自己。
其次，你得承认，自己也得到过别人的宽容，自己也需要别人的宽容。这样一想，还有什么不能宽容他人的呢？
不念旧恶，怨亲平等
对人要有包容性。
——慈航法师
慈航法师开示说：“对人要有包容性，《八大人觉经》上说：菩萨发心、等念怨亲，不念旧恶。不但对亲人慈悲，对恶人同样慈悲。”“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学佛的人对人应该没有隔宿之仇，“宁愿天下人负我，我绝不负天下人”，就是人家有亏待我们的地方，也要原谅他，给他一个忏悔改过的机会，把恶人感化回头，这才是真正度了众生。
“不念旧恶”，不去报仇雪恨，这在有修养的人还容易做到；“不憎恶人”，怨憎相会的时候要不生起讨厌的心来就很难。要做到“怨亲平等”，非要菩萨的心肠不可。要知道，仇恨总是相对的，你恨人，人也恨你，大家能做到怨仇宜解不宜结，你原谅人，人也就原谅你。人不能离群独居，人生何处不相逢，把喜欢的人记在爱心之中，把恶的人也包容在爱心之内，这样才能做到怨亲平等地看待。
宋朝的王安石和司马光十分有缘，两人在公元1019年与1021年相继出生，仿佛有约在先，年轻时都曾在同一机构担任一样的职务。两人互相倾慕，司马光仰慕王安石绝世的文才，王安石尊重司马光廉洁、谦虚的人品，在同僚们中间，他们俩的友谊简直成了某种典范。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官越做越大，心胸却慢慢地变狭窄，相互唱和、互相赞美的两位老朋友竟因为互不相让而结怨，反目成仇。有一回，洛阳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开，包拯邀集全体僚属饮酒赏花。席中包拯敬酒，官员们个个善饮，自然毫不推让，只有王安石和司马光酒量极差，待酒杯举到司马光面前时，司马光眉头一皱，轮到王安石，王安石执意不喝，全场哗然，酒兴顿扫。司马光大有上当受骗被人小看的感觉，于是喋喋不休地骂起王安石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