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天道崇简”之谜—“关系”思维的模棱性—简单性：西学的精髓—无神下的科学思维—渗入中学毛孔的“气”—道不尽一个“机”字—“形神兼备”的生命观—“不解风情”的达尔文—变易声里说“造物”
天道崇简，平淡是真
●中国传统一向主张“天道崇简”，如《周易》中的“易”就有“简易”之意，但为何思维包括科学思维又是复杂的呢？这是否矛盾了？
〇是的。我们日常也会说，返璞归真、洗尽铅华、尘埃落定，以及简单就是美、平平淡淡总是真，但我们重联系、轻本体的思维惯性却总把事物往复杂里想，如此，“简单直接”便始终是萦绕在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个梦，一个美好的理想。
看徐光启对《几何原本》的惊叹，“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说得多好！试想，没有思维方式的简单，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又怎能明了？于是，模棱两可、不确定、游移、思辨还有意象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虽然不乏“静观”“玄览”还有“内省”的功夫，但“大道无言”“大象无形”“天地有大美”以及“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也只能是在确定性面前无可奈何的感叹还有思辨、意象的智慧而已！
不仅如此，思维方式的这种理想和现实之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落差，也是造成我们民族传统“人格分裂症”倾向的根源之一。
●为什么说是“人格分裂症”倾向？
〇就是阳性人格与阴性人格的分裂。阳性人格，就是我们在人前、在公共场合的言行；阴性人格，则是我们心里所想、在私下里的言行。做一套，想一套，言行不一，这就是人格分裂，是戴着假面具的虚伪人格。譬如，腐败分子嘴上说是人民公仆，而实际上是贪污腐化；又如，我们常能听到，“关起门说”，“没有外人”，“说真的”，“说实话”……说话本该就是真的，不然干吗要说呢？既然强调“说真的”“说实话”，岂不意味着我们以前和平时都在讲假话？
与人格分裂倾向相应，我们的成语库、俗语库中也充满着相互矛盾、涵义两可的词语，一方面要“三思而后行”、“心急吃不上热豆腐”，另一方面又是“当断不断，反受其害”、“快刀斩乱麻”和“兵贵神速”。对此，我们还冠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美名。这，就是我们民族思维不确性、意象性的源泉。
这种人格的分裂，反映在两千年以来的封建政治上，就是内圣外王、明儒暗法的帝王之术。难怪鲁迅会大声疾呼：“礼教吃人！”
“出门观天色，进门观眼色。”于是，言外之意、字里行间、察言观色等庸俗关系学磨掉了我们多少宝贵的人生。
●你这一说，让我想到国人无处不在的“关系”思维来。一方面说“重在个人表现”“重在目前表现”，另一方面又把出身和历史看得很重，甚至以出身和历史来取舍；一方面说“不拘一格降人才”，另一方面又要求人才是完人，甚至连“有才必有怪癖”也不能容忍。反观西方，尽管后现代趋势在逐渐消解“本体”，青睐“关系”实在，但就传统而言，是重本体、轻关系的。譬如，原子论、天赋人权、个人奋斗，还有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表述，“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把马克思的上述论断调了个，变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个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并对中国影响很大。但意思完全反了，从西方的“重本体”嫁接为东方的“重关系”了，这一思维方式的转变所造成的后果，是人所尽知的。
●相比之下，西方重本体、轻关系的思维，是否是简单性的反映呢？
〇可以这样说。简单性原则，是两千年来西方科学思想的精髓所在。简单引出确定明了，导致思维一贯，不会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无法传授。这就是徐光启说的“易生于简，简生于明，综其妙在明而已”。“简单”思维是连接“明确”理论和“简易”实践的桥梁。
●何谓简单性，简单性原则？
〇自然界的表象尽管错综复杂，但背后隐藏的规律却是简单的。科学正是建筑在这一基础之上的。
任何科学理论，归根到底只有少数几条基本的假定：经典力学建立在牛顿三定律以及万有引力定律之上；电动力学建立在法拉第的“场”和麦克斯韦的方程组之上；狭义相对论建立在狭义相对性原理与光速不变假定之上；量子力学建立在波函数与薛定谔方程之上……
这些简单的假定，是从大量的自然现象和科学实验中抽取并提升出来的。但奇妙的是，建立于现象之上的科学理论，反过来却能解释几乎所有的自然现象，并在实际中得到广泛应用，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有两个科学理论，并且能解释几乎同样多的事实，科学将选择那更简单的理论。哥白尼日心说（地动说）的创立，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前提，大爆炸宇宙论的基本假设……无不遵从着简单性。
这，正应了轮扁之言：
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
●真有趣！那，简单性作为一种原则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呢？
〇是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在大约公元前6世纪提出的。毕达哥拉斯对自己期许颇高，尝谓：
既有人，又有神，也还有像毕达哥拉斯这样的生物。
但无论如何，毕达哥拉斯都是自有生民以来在思想方面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据说，theory（理论）一词就来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原义是“热情动人的沉思”。
相传有一天，毕达哥拉斯到一个朋友家里，为其地板上的几何图形所着迷，随后悟出了毕达哥拉斯定理（即中国的勾股定理），并从三角形的相似性原理出发给了证明。大喜之下，毕达哥拉斯宰了100头牛以示庆贺。有学者就此分析了中西社会环境对科学态度的差异。
毕达哥拉斯学派还探求了许多构造“毕达哥拉斯数”（即满足毕达哥拉斯定理的一组自然数）的方法，其中最有趣的是：除了1之外的奇数，其平方之后（仍是奇数）分成的相差1的两个数，这三个数就构成一组“毕达哥拉斯数”。
毕达哥拉斯还将数的这种简单关系应用在其他方面。通过观察，他发现乐器的弦长、管径和柄长等与音程的高低存在一种简单的比例关系：2：1，差8度音程；3：2，差5度音程；4：3，则差4度音程，等等。而且，两件乐器放在一起演奏，如果其间的弦长、管径和柄长等之比越简单，则奏出的混音越动听；反之则越嘈杂。这一事实的存在，至今生理声学还无法解释。
基于许多这样的事实，毕达哥拉斯学派第一次把我们之外的世界称做cosmos，即有秩序的宇宙，而这种秩序必须且应该到数及其关系中去寻找。加上沉思即导致一种抽象的思维方式，毕达哥拉斯学派在人类科学史上就完成了一次质的飞跃，科学从此由经验的摸索开始上升到理性的把握。
简单性原则，即简单、对称与和谐，不仅是西方关于世界本质的一种信念传统，而且是一种科学所必须服从的方法论规范，一种科学家构造理论时所孜孜追寻的目标。这就是西方科学的所谓唯理主义传统。
●那么，该学派用简单性原则进行过具体的科学探索吗？
〇不仅进行了探索，而且探索得还很彻底。
因为球形是最完美的物体，所以他们认为球形是神圣的，所有天体包括我们居住的大地就应该是球形的；圆形是最完美的图形，所以他们认为天体的运行应当遵从匀速圆周法则；因为10是最完美的数字（最小的两位数，1、2、3、4即正三角形数之和），所以天体的数目应该是10个（所有恒星被认为是一个天体），为此，在当时的观测事实之外虚拟出一个“对地星”也在所不惜。
特别是认为大地也是球形，这就超越了人的经验直觉，引导古希腊人去思考并验证大地的形状。譬如，测量在地中海南北向航海时北极星仰角的变化，在海边观测船只隐现时所见的情形来断定海面是平还是曲，以及亚里士多德对月食时阴影（即地球投在月面上的影子）形状的观察。
相形之下，我国直到近三百五十年前的清朝初年，还有文人士大夫对西方“地圆说”横加指责，并振振有辞呢。
●还振振有辞？
〇“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布衣儒生杨光先，在其《不得已》一书中对地圆说大加“鞭笞”，言辞激烈。
●大加“鞭笞”？譬如……
〇譬如，杨光先说：
若然，则四大部州、万国之山河大地，总是一个大圆球矣……所以，球上国土之人脚心与球下国土之人脚心相对……竟不思在下之国土人之倒悬……有识者以理推之，不觉喷饭满案矣！夫人顶天立地，未闻有横立、倒立之人也……此可以见大地之非圆也！
●哎，真是愚顽得令人“不觉喷饭满案乎”！倒也滑稽得近乎可爱了。不过，这也更衬出了杨光先之前两千年的毕达哥拉斯的伟大来。
不仅如此，他们还构造了一个“中央火”的宇宙模型，宇宙的中央是一团火，是宇宙的祭坛，所有天体包括太阳、地球共10个（其余是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以及“对地星”）都以匀速圆周围绕着“中央火”运动，“对地星”在地球的内侧，大小、速度与地球完全一样，这样，地球上的人就看不见“中央火”了。同时，外层天体的轨道半径是内层天体的2倍，因为2：1是最简单的比例，从而“奏出”最伟大、和谐的宇宙音乐，即“宇宙大合唱”。我们之所以听不见，是因为我们与之合而为一了。在这里，地球是运动的。由此可见理论对经验的超越。
相传，毕达哥拉斯晚年被宗教政敌所追杀，慌乱中他跑到一片庄稼地里。毕达哥拉斯低头一看，原来是豌豆地！豌豆是圆滚滚的，球形是完美神圣的，遵从其信念——对神圣的虔诚，毕达哥拉斯站在原地不动，于是做了俘虏。
●真有意思。那您能举例说明简单性原则对西方科学发展的影响吗？
〇简单性原则，后来被柏拉图（前427～前347）所继承和纯化，从而形成了西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唯理主义科学传统。
简单性原则，又被托勒密（约90～168）应用和阐发：在解释现象的时候，采用一种能够把各种事实统一起来的最简单的假说，乃是一条正路。这个原则，到后来却成为哥白尼用以反驳托勒密地心说的主要武器。
从托勒密时代，经过一千五百年的时空跨越，到了哥白尼（1473～1543）时代，由于观测的日益精密，托勒密体系已变得十分繁复。正如哥白尼所批评的，托勒密体系“不够绝对，不够使人欢喜”，因为它违反了毕达哥拉斯论断的严格意义。
哥白尼认为：
既然我们看出地球的这一运动能够解释差不多无数的现象，难道我们不应当承认大自然的创造者上帝具有普通造钟者的技巧吗？因为这些造钟人都很谨慎地避免在钟的机件里加进一个多余的轮子，或者只要稍微改变一下另一个轮子的位置，其机能就可以发挥得很好。
可见，尽管哥白尼日心说的意义是革命的，但其学说和著作的气氛并不是近代的，其中很容易看出毕达哥拉斯在和谐审美方面投下的影子。
●哥白尼以后的情形呢？
〇可以说是一直贯穿到今天科学发展的全部。
譬如德国的开普勒。开普勒的终极目的，是研究宇宙的简单、秩序与和谐。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是隐藏的、潜在的上帝精神的一个表现。
有人认为，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打破了从古希腊到哥白尼关于天体运行匀速圆周的和谐。
但这只是表象。第一定律——轨道定律说明，尽管行星运行轨道不是正圆而是椭圆，但却少得不能再少了，因为每个行星还有月球这一卫星只有一条运行轨道，这样，当时所知的整体世界（不算恒星）只要七条轨道就可描述无遗。比起哥白尼所仍采用的本轮—均轮体系的34个轮子来说又要简洁得多；第二定律——面积定律说明，尽管行星运行的轨道不是正圆，速度也不均匀，但二者的组合却构成了更深沉、更广大的和谐、秩序与完美——相同的时间扫过相同的面积，即速度与轨道的曲折之间存在着一种和谐对应；同样，第三定律——二分之三次方定律也是简单与和谐的。
所以，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只是从表面上违背了传统的世界和谐性思想，但本质上却包含了更加深刻广大的和谐与秩序。追寻自然的简单、和谐与秩序，是开普勒接近上帝的“宇宙宗教情感”。开普勒由此被誉为“天空的立法者”。
又如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E=MC2，堪称简洁与美的典范。如此寥寥但不失和谐的公式蕴含着多少哲理啊。哲学上，物质与运动不再可分；物理上，质量和能量不再可分。而且揭示了宇宙中恒星譬如太阳发光的奥秘；应用上，开启了原子能时代，原子弹、氢弹、核电站、核动力……人类可以驾驭宇宙中最强大的能源。
再如大爆炸宇宙论之所以最被人接受而引为标准，原因之一是其简单、统一的前提假设：宇宙之初，只有一种统一的力和一种最简单的粒子，它们是今天支配宇宙行为的四种力以及所有物质形态的源泉，亦即今天满眼的“复杂”源于邃古之初的“简单”。
中国科学的思想特质
●如果说简单性是西方科学的精髓，那么，能否认为复杂性是中国传统科学的特质呢？
〇基本上可以这么认为。相对于西方，中国古代发展出一种基于复杂性思维而又体系自成、智慧独具的科学模式，以整体、系统、联系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形成了对今天仍富启发意义的有机自然观。
中国科学思想的特质，至少可以概括为无神论、元气论、机发论、神生论、同异论、变易论等几个方面。
●哦，无神论？
〇无神论，是中国传统包括科学的主流思想。
在典型的科学著作，无论是代表盖天说的《周髀算经》，还是反映浑天说的张衡《灵宪》，都没有半个字提及创世的“神灵”，只是在可知、可测的世界之外，审慎地以“过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一句带过。《周髀算经》解为：“或知者，或疑其可知，或疑其难知。”《灵宪》更说：“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谓也。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的科学著作中，是很难觅到神创的痕迹的。
正如《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特别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所透出的理性与无神思想，主导了两千多年中国科学的历程。甚至亚圣孟子曾说：“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还有，后来的朱熹也将“天命”理解为“天道流行之自然也”，可谓道出了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真义……何等透彻的无神与理性！
中华正统的儒家如此，那略显神秘的出世的道家又怎样呢？也是无神的。人人俱可成仙，只要依自然之法修炼，即“天人合一”，“采天地之灵气，撷日月之精华”。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本来嘛，“仙”字就是“山中人”。在道家眼里，“道法自然”的“自然”，本来就了无超自然的人格神的痕迹，是自然而然、自在之物。即使翻遍老庄的著作，也找不出半个“神”来。《庄子·齐物论》不是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吗？
甚至外来的佛教，也没有创世、主宰的“神”。佛不是神，人人心中有佛，人人皆可成佛，不然，哪里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语？
●说得有理。不过，太上老君、玉皇大帝以及送子观音、佛祖如来，就像《封神榜》《西游记》里绘声绘影的描述，他们难道不是“神”吗？
〇问得好。我是说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它与神化和世俗是有区别的；再者，儒释道三家世俗化为三教之后的“神”，只是迎合大众心理的“权宜”和“便利”而已，是不大会升腾到主流思想之中的。——中国思想阶层谁也不会去信那些“神”，在中国更没有过类似西方中世纪“政教合一”的政治（蒙藏是个例外）。
这种情形，与“上帝”作为西方文化的支柱是很不同的。上帝，是西方文化在逻辑上的“第一因”。如果“上帝死了”，一如尼采之语，西方文明的大厦就会轰然坍塌。
在很大程度上，有神和无神，也影响了中西科学思想的特征。上帝是立法者，于是，“光明从东方来，法从西方来。”法者，必成体系也。——换言之，法就是公理化演绎逻辑支撑的文书体系。大自然这本“打开的书”，就是上帝的“立法”——“宇宙法”，所以，天地万有，所有知识，都是为了在逻辑上“证明”上帝的存在和全知全能。甚至，牛顿在其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结尾，还郑重、庄严、满怀敬意地写道：
愿一切荣耀都归于全知全能的上帝，直到永远！
再者，科学的公理化体系的逻辑理性，尽管在很长时间里是侍奉神学的工具，就像经院哲学所做的那样，但同时反过来，其本身也被磨砺得更加锋利了。
反观中国，因为没有神的创造和主宰，一切都是自然，都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满眼的宏观、整体、有机和统一，所以，就没有了西方主客两分的尴尬与困境，但也少了西方那种逻辑的纯化，更多的是随意、模棱两可、不确定、游移的意向，颇多亚里士多德隐喻的意味。或者说，失却了西方那种作为主体所拥有的绝对观测者的地位，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势必导致认识上的“物我两忘”的混沌，从而只能诉求于形象化的意向，“大道无言”“大象无形”“天地有大美”……即此之谓。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就不奇怪了。
●没想到，一个“无神论”里竟孕育着如此多的意蕴和广延。那么，什么是元气论呢？
〇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超自然的造物主和万能的主宰，所以，一切都是自然、自在和自为的，元气就是这种实在。
王充《论衡》：“万物之生，皆禀元气。”柳宗元《天对》：“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张载《正蒙·太和》：“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知太虚即气，则无‘无’。”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
混混沌沌、无处不在的元气，不仅是天地间唯一的存在，而且还以负阴抱阳、独立不改成为化生万物的动因。《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荀子·礼运》：“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
科学方面，张衡《灵宪》以元气的变化描绘了一幅宇宙演化的图景：
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寞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盖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气同色，混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其气体故未可得而形，其迟速故未可得而纪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惟鸿，盖乃道之干也；道干既育，有物成体。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动以行施，静以化合；堙郁构精，时育庶类。斯谓太元，盖乃道之实也。
从“溟”经“鸿”到“太元”，元气经历了“惟虚”（“寂寞冥默，不可为象”）、“混沌”（“并气同色，混沌不分”）到“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的状态变化，就像鲜活的植物机体——这里是“道”从根、干到实的生长过程。较之今天的大爆炸宇宙论，在科学思想上一点也不逊色。
后来南宋朱熹也给出一个天地演化的力学模型。《朱子语类》卷一：
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
以习见的旋涡现象比拟宇宙演化，可以说，就是后来西方笛卡儿旋涡以太说和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思想的鼻祖。
朱熹还将“天不陷，地不坠”这一“杞人之忧”，归结为元气高速运动下的平衡：
天运不息，昼夜辗转，故地榷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朱子语类》卷一）
如弄碗珠底，只恁运转不住，故在空中不坠，少有息则坠矣。（《朱子语类》卷六十八）
这里包含着明显的动力学思想，是与西方机械论完全不同的有机论的认知成果。
●是的，这足见我们祖先惊人的想象和创造才干。敢问元气论在科学上还有其他应用吗？
〇但是对自己民族曾经的辉煌茫然无知者却还大有人在呢。对此，我们不仅要补科学精神的课，还要补上民族文化这一课。不然西方的精髓没学到，而自己的根又沤烂了，剩下的将是没有灵魂的躯壳。后果不堪设想。
元气论，这一中国传统思想的根基，早已融入文化的骨髓之中。不是吗，我们每天都在说“气”，志气、胆气、勇气、生气、气质、气节、气色、争气、正气、风气、气量、气度、力气、脾气、气吞山河、气贯长虹、豪气干云、气冲霄汉、浩气长存以至力拔山兮气盖世……哪一样，离得开一个“气”字？
元气，是一种连续弥散分布的介质，充溢于所有的空间，所以，元气论否认真空的存在，正如张载总结的，“太虚即气，则无‘’。”万物之生灭，其实是元气之聚散，“气之聚散于太虚，犹冰凝释于水”，这其中已然蕴含有物质不灭的可贵思想。这一点，后来的王夫之为张载作注时阐发得更明白。
元气的“特性”，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的科学类型。美国科学史家尤里达曾评价说：
因为中国的整体有机自然观排斥原子，粒子和力学概念，宠爱连续介质理论，波、振动和谐振，所以中国物理学中最强有力的成就应属于当代的声学和磁学领域。
尤里达说出了中国传统科学的精华和特色，但他还是有些保守。因为，不仅是声，还有光，中国古人一直将它们理解为连续介质中的波、振动和谐振。
从庄周、王充、谭峭到宋应星等人，无不将声音看做是波动。譬如，王充《论衡·变虚》：
鱼长一尺，动于水中，振旁侧之水，不过数尺，大若不过与人同，所振荡者不过百步，而一里之外澹然澄清，离之远也。今人操行变气，远近宜与鱼等，气应而变，宜与水均。
王充用水波来比拟声音的向外传播，并明确指出声音向外传播是“气应而变”，也就是通过气与气之间的相互作用，向外传播开去。这与今天关于声的波动传播的认识是相通的。
元气论在科学上的应用，当以明末清初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一”中光的波动说为典型：
气凝为形，发为光、声，犹有未凝形之空气，与之摩荡嘘吸。故形之用，止于其分；而光、声之用，常溢于其余。气无空隙，互相转应也。
气凝为形，蕴发为光，窍激为声，皆气也，而未凝、未发、未激之气尚多，故概举气、形、光、声为四几焉。
“气无空隙”，所以，发生在其中的振动——光的“蕴发”与声的“窍激”，就能“互相转应”地向外四散传播。这无疑是一种声与光的波动说。
由此，方以智将（“未凝、未发、未激”的）气与形（“已凝之气”）、光（“已发之气”）、声（“已激之气”），概括为宇宙中的四种基本存在——“四几”，颇似西方的“四元素”，而实际上，“皆气也”。
不止于此，受当时西学特别是《几何原本》的影响，《物理小识》还将这种气的波动说公理化，较自圆地解释了诸如发光、颜色、视觉、光肥影瘦、形象信息的弥散分布、海市蜃楼以及小孔成像等多种光学现象。
譬如颜色，《物理小识》“卷一”：
气本有光，借日、火而发，非以日、火为体。故日、火所不及处，虚窗空中皆有之，则余映也。然映日之光黄，映火之光赤，固为从类，而月、星光白，野磷光青，暗室光黑，皆辗转互映，而递减者也……可见，无物不含光性，以气为体，不专日与火也，日、火皆气也。
颜色，光的能量（“蕴发”）大小的表征。随着在无空隙的“气”中传播，光的能量——即生出的新“蕴发”会递次耗减，从而呈现从黄、赤、白、青直到黑——即中国古代的“五色”这样的颜色变化。
这种认识，可谓与今天的颜色理论颇多精神上的暗合之处，而且明明就是当下与大爆炸宇宙论相争的“疲劳光宇宙论”的原创思想，被用来说明宇宙膨胀的星系谱线红移，可能是由于光在旅途中损失了能量造成的，而这种损失当然与距离成正比。
●能否认为，《物理小识》是元气论应用于传统科学的集大成之作？
〇可以说，元气论对《物理小识》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甚至是注入到了骨髓。
“机”的哲学内涵
●如果说无神论与元气论在逻辑上是递进连贯和相辅相成的，那机发论又是什么呢？
〇机发论，是无神论和元气论的有机深入，代表了中国智慧的最高峰。“机”，是我们耳熟能详、日用而不知的一个重要汉字，如机器、机械、计算机、飞机等等，可是，少有人琢磨过这个字里蕴含的深意。
微言大义，正是语言作为文化载体的魅力所在。换言之，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早已融入并反映在汉字的古老厚重之中。
●这是否也从反面说明，一种文化的消失，多半是从语言文字的消失开始的？
〇是这样的。
“机”，与众多的汉字一样，正是我们悠远深厚的民族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缩影。
单说这“机”字吧。世界，是自然、自在和自为的，了无神的痕迹；元气，混混沌沌，无处不在。虽说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但僻居这个世界一隅、显得那么渺小的人，又凭什么去认知和作用如此庞大强势的世界呢？
“机发论”，正是我们先哲打开自然之门的一把“金钥匙”，显现出何等豪迈与自信的有为进取。
当代宇宙学在讨论宇宙初始状态时，会遇到奇点困境。在奇点面前，所有物理学的工具都失效了。奇点是物理学的死结。中国古代用混沌概念来处理宇宙的初始状态，避免了奇点的干扰。那么，在混沌状态下，宇宙如何开始有序的演化？这就需要用“机发”概念进行阐释。从“机发”理论角度来看，混沌状态并不排除宇宙微小区域的局部起伏，这种起伏其实就孕育了宇宙演变之“机”。机，虽然微小，但却能触发宇宙整体的有序演变。“机发”思想，不仅能够解释宇宙的起源，而且能阐明一般的演化问题，其原因就在于这一概念包含了信息和控制的双重意义。
●原来，造化的究竟和妙趣，原是一个“机”字了得！
〇对的。“机发论”，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义所在。
机，古文为“”，本义是指机械装置中绕轴而动的部件，《庄子·天地》讲桔槔，说：“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汤，其名为槔。”这里的桔槔叫机，指的是一种有固定轴支点的杠杆。
最能体现机的含义的是弩机。《尚书·太甲上》有“若虞机张”。注云：“机，弩牙也。”弩牙就是弩上可以绕轴而动的部件，即弩的“扳机”，通过它可以控制弩的发射。弩的发明时间，现在尚不能确定，但应是很早时代的产物。这一新型器具的出现，引发了人们对“机”从具体作用到哲学意义的思考。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机，主发者也。”这就体现了人们对“机”作用的思考，而且已然抽象化了。
“机”在字义上从“几”，即古文“”。《说文解字》：
，微也，殆也。从丝，从戍。戍，兵守也。丝而兵守者，危也。
“几”是微小而重要的东西，有危险性，须严加看守。由“几”的字义出发，衍发出一种以“几”名之的哲学概念。
《易·系辞》对“几”的运用，即已哲学化了：
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言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唐初孔颖达疏曰：
几，微也，是已动之微。动则心动事动。初动之时，其理未著，唯纤微而已。若其已著之后，则心事显露，不得为几；若未动之前，又寂然顿无，兼亦不得称几也。几是离无入有，在有无之际，故云动之微也。
由此，“几”是事物运动变化发生时表现出的很细微的征兆，虽然微小，却体现了事物的发展趋势，把握了“几”，就可“见微知著”，从而掌握整个事物的宏观运动。
通过对“机”在弩机之类器具上所起作用的思考，并受“几”这一哲学概念的影响，中国古人对“机”这一概念也作了哲学抽象，由之形成了一种很重要的机发论思想。
在机发论看来，事物运动变化过程中，存在着一种细微的东西，其状态的改变，影响并决定着整个事物的运动变化。这种东西就叫“机”。这样，就从“几”的“见微知著”，发展到“机”的“用小制大”，构成了一个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完整链环。
机发论思想，可谓是渗入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庄子·至乐》有一段话讲物种进化，即应用了这一思想：
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蚍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列子》同有此文，只是更增加了一些进化的中间环节。
●好像《庄子》中的进化思想，是胡适最早挖掘阐释出来的？
〇不错。胡适认为，虽然此中的一些种名，训释很难且不肯定，但这一段话确凿无疑地隐含了明确的进化思想。——惜哉，“机发”这一重要的思想，却从胡先生眼前悄然溜走了。
在进化过程中，物种之内有种极细微的物质，它具有“机”的作用，其状态的改变即所谓“机”的被触发，决定着物种的进化方向，而“机”被触发的方式则取决于外界环境，不同的触发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变异方向，所谓“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蚍之衣”等，皆可依此作解。现代生物学认为，物种变化决定于遗传基因变异，而遗传基因相对于整个物种来讲，确实是极细微而又极重要的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可以说，这是机发论的现代意义了。
“机”很细微，当然控制起来难度不大，但同时又很重要，因为它控制着整体的运动。这两个特点，引致了中国古人对“机”这一概念的高度重视。重视的结果，不同的学派形成了不同的态度。
儒家重视政治，希望社会安定，就要求谨小慎微，对待政治上的“机”要特别小心，不要轻易触发。《易·系辞》谈政治：
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董仲舒《春秋繁露》也持同样说法：
君人者，国之元，万物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端也。失之毫厘，驷不及追。故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
一国之君尚且要谨小慎微，一般子民当然更要循规蹈矩了。儒家的这种谨慎，正是出于对“机”这一概念的重视。于是，“祸从口出”“沉默是金”，便成为处世的要义；察言观色，谨言慎行，不啻是为人的根本。
道家向往自然，高颂机的效能，意图通过对“机”的控制，实现养生优游的人生境界。南唐谭峭作《化书》，其中提到机：
转万斛之舟者，由一寻之木；发千钧之弩者，由一寸之机。一目可以观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太虚茫茫而有涯，太上浩浩而有象。得天地之纲，知阴阳之房，见精神之藏，则数可以夺，命可以活，天地可以反覆！
“机”的作用如此之大，只要掌握了事物运动变化之“机”，就可以自主掌握一切，可以呼风唤雨，可以羽化长生，可以突破命运束缚，可以造成天地的翻覆。这样说，是否过于夸大？
道家认为这并不违背“自然之道”。在道教经典《阴符经》中，可以发现道家对这个问题的解释：
日月有数，大小有定……沈水入火，自取灭亡……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因而制之。
自然规律不可违背，而利用“机”来控制自然，正是中国古代关于信息和控制的哲学思想。道家利用自然规律以改造自然的思想，正与儒家荀子“制天命而用之”一脉相通。——朱熹注：“天命者，天道流行之自然也。”“天命”，即自然规律。《庄子》中的许多寓言，如《庖丁解牛》《丈人承蜩》等揭示的主旨，就是机发论的思想和方法，“游刃有余”“善游忘水”之类，就是“见微知著”“以小制大”的运用。
●这么说，大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小至“四两拨千斤”，无一不是中华文化“事半功倍”思想精华的发扬？
〇是的，莫不皆然。譬如《孙子兵法》开篇即云：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说得多么深切！世界这一大宇宙有“机”，所谓“天心已现”“天机不可泄漏”，牵一发而动全身。
《庄子·天运》说得好：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乎？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
多么深邃伟大的科学思想！天地日月，之所以动静不失其序，之所以运转一刻不息，不正是有某种“机”深缄其中，而不得不如此，而不能自止吗？
对应地，人身这一小宇宙也有“机”。对于个人而言，中国古人认为思维意志所在之“心”就是“机”，“心机”之谓也。这一类的衍生词也很多，如心眼、心思、心计、心得、心病、心肠、心潮、心扉、心腹、心甘情愿、心宽体胖、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心狠手辣、心灰意冷、心急火燎、心惊肉跳、心口如一、心劳日拙、心明眼亮、心平气和、心无二用、心心相印、心血来潮、心猿意马、心直口快。
其实这还只是管中窥豹而已。“心”的意思和作用，《阴符经》说得好：
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天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覆。天人合德，万变定基。
岂止于“心”！对于人类全体，特别是种群绝续来说，也有一个“机”，那就是男人的“根”！
《灵枢·刺节真邪论》云：
茎垂者，身中之机，阴精之喉，津液之道也。
对于当时一个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来说，这种定义当属非常自然之举。
天人一体，天人合一，人就可以通过自己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影响到自然，这是客观事物千变万化的基础。这种影响，甚至可以导致天地反覆，不可谓不巨。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心机也”，具有“机”的触发与控制功能。这是一种能动的反映论，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
机发论，相当于现代的信息和控制思想。“见微可以知著，用小可以制大”。这种将信息与控制的思想方法合于一体的机发论，实在就是中国古代大智慧之精髓所在。“几”“机”“计”“心”等，不是贯穿于中华文明历史始终的重要而核心的关键词吗？“事半功倍”、“四两千斤”、“攻心为上，攻城次之”以及“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等，不就是机发论的具体化应用吗？
机发论，作为一种文化，早已凝结融入了汉字之中。除了“心”之外，也是无处不“机”，如机器、机巧、机敏、机灵、机智、机警、机变、机关、机要、机密、机遇、机缘、机理、日理万机、见机行事、灵机一动、随机应变，等等。汉字、汉语，是我们的母语，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与古老智慧的载体。受中华文化影响的日本，也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称为“制机先”。
实质上，人类的生产革命或技术进步，无非就是机发方式的不断演进。而类似“机发”的概念，在西方古代思想体系中，是不曾有过的。
●“机”，真不愧为中华文化的结晶，东方智慧的缩影。“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机”的极度浓缩性及其广大包罗性，也许可以用布雷克（1757～1827）的不朽名句来描述：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我窥见世界于一粒流沙，
我仰望天国在一朵野花；
将无限捏紧在你的手掌，
永恒便定格在这一刹那。）
〇说得好！古今情同，中西心通。
●那么，无神论、元气论和机发论之外，神生论、同异论和变易论，也一定同样内涵深厚，寓意宽广。
〇是的。窥一斑而见全豹，一滴水知大海味。就这点滴的撷取，片刻的体会，就足以使我们震撼，震撼于我们民族古老文化的博大深邃。
神生论，不是西方的神创论，而是中国的有机自然观。
“机”，应用在生命体，就是“生命力”。有机物、有机体、有机化学，其中的“机”，从元素和结构看，表面上是四价的碳（C）的聚合，但本质上却是“生命”“生魂”，是碳骨架支撑起来的有机体整体的功能、属性和表现。——联系出功能，不然就是一堆死的物质。
正如荀子所说：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司马迁在阐释道家思想时说：
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故圣人重之。由此观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俱。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这里的“神”，可以理解为构成生命整体的要素之间的联系及其表现出来的功能。“形神兼备”，是生命存在的根本。所以，“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合”。
中国古代的“神生论”，与西方传统的“生机论”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生机论，也称活力论（Vitalism），从古希腊一直盛行到18世纪。生机论认为生命由躯体和灵魂两部分组成。具体来说，生命是由没有生命的物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活力”而获得的。灵魂、活力，就是生命与非生命的分界线，控制着生命的全部活动和所有特征。显然，神生论是自然主义的，把生命归结为组织、联系及其功能，因而是自在、自然和自为的；而生机论则是超自然的，将生命归因于独立的、外在的超自然的因素，诸如灵魂、活力等，所以极易陷入“神创论”与灵魂不死的“有神论”。
认识，特别是科学认识，是从比较事物的同异开始的。中国先哲很早就从同异比较的认识中，不仅萌生了科学的时空概念、系统的测量理论，而且领悟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这样富含辩证思维的科学思想。
西周的史伯说：
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支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于是乎，先王聘后于异姓，求财于有方，择臣取谏工，而以多物，务和同也。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国语·郑语》）
从正反两个方面，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辩证思想：一方面，五行相配生万物，五味相调成美味，六音相协出天籁……这就是“和实生物”；另一方面，单声不动听，单色不成彩，独味不可口，独物不繁盛……这就是“同则不继”。后来，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以及魏徵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等思想，其实都自史伯而来。再后来，王夫之《张子正蒙注》更总结道：“万物之成，隐错综而成用。或始同而终异，或始异而终同……非异则不能同，非同则不能异。”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同异论，对中国传统科学思想影响深远，如遗传育种、中医药学、轮作农业等等。现代科学，也一再证明了中国古代同异论的真知灼见。譬如，有性繁殖优于无性繁殖，杂种优势，克隆缺陷，“多利”夭亡……不一而足。
西方尽管从形式逻辑上对同异关系进行了足够的探讨，但在思想方法上始终未能升华到中国古代的高度，所以才会出现达尔文式近亲结婚的悲剧。生物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与表姐埃玛相恋成婚，生育六男四女，但三个很早夭折、五个终身不育。痛苦中，达尔文百思不得其解。直到晚年，达尔文在研究植物进化时才发现，异花受粉的个体比自花受粉结出的果实又大又多，而且自花授粉的个体很容易遭致大自然的淘汰。自以为熟谙大自然风情的达尔文，这才恍然大悟：大自然讨厌近亲繁殖——这就是中国先哲早已指出的“同则不继”。
19世纪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也发生了一场不该出现的婚姻。摩尔根与其表妹玛丽结婚后，情投意合，红袖添香，科研事业突飞猛进。但他们的两个宝贝女儿却是“莫名其妙的痴呆”，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而唯一的男孩也有明显的智力障碍。以后，摩尔根夫妇再未生育。
摩尔根大声疾呼：
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民族之间的婚姻，才能制造出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为强健的人种。
为创造更聪明、更强健的人种，无论如何也不要近亲结婚。
●在西方，直至近代，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尚且如此，那么，一般民众又该如何呢？由此，可见东方智慧的启示意义了。
〇变易论，在中国传统中可谓是不言而喻的。《周易》的“易”，还有“变易”之意。《周易》本身就是一部以“不变”应“万变”之书。
万物皆流，无物常在。天地变化，给我们的祖先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诗经·十月之交》描写西周一场发生在关中的大地震：“百川沸腾，山冢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一场地震，高岸深谷变易，多么触目惊人的山川巨变。于是，后来又演变出“沧海桑田”的成语。《老子》则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变化是理所当然的，不变才是奇怪的事。元气聚散，五行生克，无不渗透着“变化”。
科学上，北宋沈括就已认识到，华北平原是由黄河等河流的泥沙长期沉积而成的；雁荡山与黄土高原的成因一样，也是由流水的长期侵蚀作用造成的；并通过延安地层中挖掘出的竹笋化石，推测古代延安的气候没有当时那样寒冷，曾经盛产竹树；又在太行山崖发现蚌壳，认为这是海水里生的活蚌的壳变成的化石，推断古代太行山以北可能是海洋。这些，都收录在《梦溪笔谈》中。
南宋朱熹则从“尝见高有螺蚌壳，或生石中”的事实出发，推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从而认为大地发生过“下者变而为高，柔者变而为刚”的变化过程。（《朱子全书·天地》）
同样，在“变化”观念的引导下，中国古代从生物的变异现象出发（《周礼》和《尔雅》中，就记载有生物变异性的内容），产生了物种可变的进化思想，并指导着遗传育种的实践。
正如清初黄宗羲之子黄百家《学箕初稿·鸡冠花记》所概括的：
天地变化，草木日蕃，其自昔无今有者，不可殚数。即如一菊，见之古者，仅有黄花，今之为菊，至以百数。王之槐、姚之黄、魏之紫、方陈之荔，亦非以始于数氏哉？造化之生生日新，物类之日出无已，然生之自天始必由人而显。
试想如果没有物种可变的思想，生物新品种的培育又何以可能？——或者说，如果没有“自天始”的变异，又何从开始“由人而显”的人工选择呢？
所以，这个世界有奇趣的金鱼、巧嘴的八哥、富贵的牡丹、多情的月季……如果它们会歌唱，会欢呼，那一定是一支动听的“我等乃变异所生”的感恩曲。
反观西方，自古希腊昙花一现的“变化”观念之后，西方就跌入了中世纪“神创论”以及近代“机械论”那种认为自然界——包括生物物种绝对不变的思想定势之中，因而，继牛顿“第一推动”的静态思维的盲点之后，会频频出现诸如地质学上“渐变论”和“灾变论”、生物学上“进化论”和“特创论”之争。而在中国，从古至今都不存在“绝对不变”的思想障碍，所以动植物的家化自古蔚为传统，成就斐然！而且，进化论一传入中国，即受到礼遇，被欣然接受。这看似偶然，实乃必然。
●方才您提到，“牛顿‘第一推动’的静态思维的盲点”，我想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解释一下。再者，中国传统科学思想的六大特质——无神论、元气论、机发论、神生论、同异论还有变易论，其实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不可分的逻辑体系，浑然自成的思想系统，从而构成了中国传统特有的有机自然观。我想可以这样理解。
〇完全正确。有机自然观就是一幅自然本身的变化发展的联系的整体图景，将自然视做是活的机体，这也是所谓“复杂性”的思维方式。
与此相反，西方传统的机械自然观，则为西方神创目的的静态孤立的分割的片面图景，把自然看成为死的机械。无论是用几何学的眼光，还是以机械的视角，世界都是一架巨大的机器或钟表。
牛顿认为，太阳系这架“钟表”从来就是存在着的，只是一开始是不动的，感谢全知全能的“上帝”拧了一把“发条”——在每个行星的切线方向上踢了一脚。这就是上帝的“第一推动”。于是，这架完美的机器发动了，由于没有摩擦，因而会永不停歇地运转下去，即所有行星在广袤的空间围绕太阳旋转，直到永远。后来，法国启蒙学者拉·美特利甚至认为“人是机器”。
直到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把“过程”引入了自然科学，认为太阳系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个生成的结果，从而把西方思想从牛顿机械论的泥潭中拉了出来。
可见，西方的机械论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两千五百年前古希腊的阿那克西曼德，把活生生的自然这一整体拆成一个个“零件”——这就是所谓“分析”的方法，以为只要把局部的各个“零件”都琢磨透了，然后再拼图式地组装起来——这就是所谓“综合”的方法，就会“还原”出原来的“整体”。殊不知，这已是一个僵死而非鲜活的整体了——这也是所谓“简单性”的思维方式。如此年深日久，就会固化成孤立、片面、静止的思维定势，一如牛顿的“第一推动”，不是从事物内部而是从外部去寻找发展的动因，甚至将科学重新送回到神学的怀抱。
尽管宗教开始抱怨，牛顿力学窒息了人们自古及今的想象——没有了缥缈的天国，消失了纯洁的仙女，剩下的只是在黑暗中静肃旋转的星球，还有那铁一般无情的牛顿定律，但牛顿的追随者们却发出了“我等乃造物所生”的狂欢歌唱：
高高苍天，
蓝蓝太空，
群星灿然，
宣布它们本源所在：
就算全都围绕着黑暗的天球
静肃地旋转，
那又有何妨？
就算在它们的发光的天球之间，
既找不到真正的人语，也找不到声音，
那又有何妨？
在理性的耳中，
它们发出光荣的声音，
它们永久歌唱：
“我等乃造物所生。”
难怪，20世纪的控制论、信息论特别是系统论的出现，会在西方思想界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原来，这是与他们机械自然观传统格格不入的一种全新的世界观。
沧海横流，方显东方有机自然观的思想生机和生活妙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