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787－850），文宗、武宗两朝宰相。字文饶。赵郡（今河北赵县）人。祖父李栖筠，做过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为宪宗元和初年宰相。李德裕两度为相，扭转了唐王朝的颓势，一度出现“会昌中兴”的局面。
牛李党争终遭排挤
赵郡李氏原是河北的名门望族。李德裕的祖父李栖筠早年中了进士，踏上仕途。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没有去参加科举考试，是靠门荫步入仕途的，由于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后来官至宪宗朝宰相，光耀门庭。
李德裕出身在这样一个名门世家，自幼即胸怀大志，卓尔不群，凭着良好的家庭环境，加上自己的刻苦勤奋，逐渐造就了很高的文学素养。李德裕写得一手好文章，特别是骈文为一时之冠，广为流传。他特别喜欢读史书，尤其对《左传》、《汉书》，具有很深的造诣。他总是喜欢从前人的治国安邦事迹中吸取经验，总结得失。其所作所为都与同代的年轻人有很大的不同。当李吉甫被贬逐的时候，他一直陪在父亲身边，随侍左右，并不急着去追求自己的政治前途。后来，李吉甫否极泰来，荣升宰相，李德裕靠门荫入仕，补授了一个正九品的秘书省校书郎官职。但他希望凭借自己的才能来实现他的政治报负。为了避嫌，他不入朝廷中枢，只是跟着一些朝中大臣当差。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张弘靖罢相，出镇太原，把李德裕带去作掌书记。元和十四年（819），李吉甫去世后，他又跟着张弘靖回朝，被任命为监察御史，从此开始了他经国济世的政治生涯。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京城举行了一场科举考试。在直言科应试对策中，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文章中对于当时的黑暗时政给予了强烈的抨击，言辞涉及平定藩镇割据、限制宦官权力等重大问题。经主考官杨于陵、韦贯元等的审核，他们认为这几位考生关心国事，且忠正耿直，因此，牛僧孺、李宗闵被擢为上第。这时的宰相是李吉甫，他见到文章以后非常吃惊。李吉甫认为文章言辞过于激切，认为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急言直谏的问题了，便到宪宗面前哭诉。结果唐宪宗下诏贬逐了杨于陵和韦贯元，牛僧孺、李宗闵长期得不到重用。
转眼到了穆宗长庆元年（821），李德裕任翰林学士，李宗闵任中书舍人，这一年又举行了科考，恰巧亦出了问题。当时的主考官是钱徽和杨汝士，放榜以前，朝臣李绅和段文昌去给他们的亲戚们说情，希望能够获取一纸功名。结果出来以后，李、段二人的亲戚却名落孙山。这下他们大为不满，没有达到目的的段文昌便向穆宗告状，说钱徽主持考试有严重的舞弊行为，得选为进士的都是些靠关系进来的不学无术之徒。穆宗为此事征求李德裕的意见，李德裕当然站在同为翰林学士的李绅这边，支持了段文昌的上诉，于是穆宗决定复试。可这次的结果更富有戏剧化。不仅李、段二人所托的人没有中举，就是钱徽所选的也不合格，有一半的进士（约10余人）被淘汰了。这下穆宗大怒，对这次参与科举考试有关的人员严加惩处，钱徽被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李宗闵被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刺史。从此以后，李德裕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结下了很深的积怨。他们便各分朋党，互相倾轧，反反复复斗争了近40年，史家称之为“牛李党争”。以后好几朝，只要是牵扯到重要官员的任免、大政方针的实施等许多事都与这两派的纷争脱不了关系。
钱徽科场案过了仅两年，厄运便降到李德裕头上了。当时他和牛僧孺都是政坛上的两颗新星，都有入主宰相的可能。秉政的李逢吉因与李德裕的父亲李吉甫有旧仇，就提拔了牛僧孺为宰相，同时利用权位将李德裕调为浙西观察使，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父亲当年的积怨会使自己在浙西一呆就是8年。那还是宪宗朝的事情，元和年间，宪宗力主对藩镇用兵，李吉甫也持此主张，并积极地筹备谋划，但是李逢吉却反对对藩镇用兵。功业未成，李吉甫就去世了，讨伐大业得以在裴度等人的主持下取得了胜利。但是，李逢吉却因双方主张不合而罢官离职了，后来他一上台，就拉拢人和裴度结怨，最终夺去了裴度的相位。他任相时发现李吉甫虽已死，但他的儿子李德裕不仅还在，而且正处于仕途升迁的关键时刻，他怎能放弃这一报仇良机，作为这时已相权在握的他，随便找个借口就能将李德裕排挤到朝廷之外。
出镇浙西移风易俗
原本浙西就是个烂摊子，这也就是李逢吉之所以让李德裕去浙西的原因。前任浙江观察史在任的时候，曾经竭尽府库所藏赏赐军队士兵，这就给李德裕留下了两个难题：一个是大肆地赏赐使得府库中的银两耗费殆尽；另一个是使军士们任意挥霍，更加放肆无度。李德裕来后，不仅要按期如数向中央纳赋，还要结束这种赏赐无度的做法，同时也要平息因此举而造成的将士们的不满情绪。所以，他只能率先垂范，身体力行，首先从节俭约束自己开始，同时制定了严格的评判标准，真正做到赏勤罚懒，论功行赏。这样，将士们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钱不多，但只要发放得公平，将士们的怨言自然没有了。两年以后，难关不仅顺利度过，原本空虚的府库也日渐充实起来。
当时的江南一代，特别是浙西地区，远离中原地带，经济、文化都不够发达。社会中存有不少的陈规陋习，特别是封建迷信思想。对此，李德裕进行了多方面的开导，或教育或劝阻或明令禁止，取得了很大成效，对浙西的文化、道德风俗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比如：有的人信巫祝鬼怪，认为人得病是魔鬼附体，出于对鬼神的敬畏，他们都只能坐以待毙，即使是父母疾病缠身，也都放着不管。有鉴于此，李德裕就从这些人中先找了一些相对老成持重，可以听进去话的人，与他们谈心，告诉他们孝敬父母必须患难与共、不能相弃的道理，然后让他们回到乡人中间转达他的意思。同时规定，如有违反，则要依法治罪。经过几年的疏导教化，这种情况改善多了，不仅改变了人们有病不敢医的心理，同时也传播了中原的孝道文化。当时，还有些僧人欺骗民众，说自己有种药，叫“圣水”，喝了之后能强身健体，包治百病。人们以讹传讹，并且越传越神奇，以致大家都想得到这种水。又有人说饮此水后不得再沾荤腥，否则功效全失等等。许多危重病人和年老体弱者病急乱投医，听信了此种传言，不仅耽搁了医治时间，反而戒荤戒肉，连正常的营养都不能跟上，就这样死去了。由于这种水价格不菲，每斗值3千文钱，有些人见有暴利可图，又转手倒卖，更有甚者在取来的水中又添加其它的水或普通的水，互相欺骗，互相传讹，来来往往取水的人每天达几十人乃至上百人。李德裕对此深恶痛绝，他下令严厉强制各渡口、码头以及各交通要道，对此严加制止和防范，有敢不从者一律严加惩处。同时，他禀报皇上说：“过去吴国有圣水，宋、齐两朝又有圣火，都是邪恶的兆瑞，连古人都严加禁止、阻绝。现在请皇上下令，严加阻止，以断绝这种荒诞之源。”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迅速颁诏，这种以坑人害人来牟取暴利的行为才得以制止，病人也开始正常地求医问药了。
此外，李德裕又考察了所属州县管内的祠庙分布状况，对不按规定私自设立的祠庙予以拆毁，共拆毁了1000余所；又拆除了私人为了封山占地而盖的一些违章建筑，共400余座。另外，他还打击流寇盗贼，使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通过这一系列的治理，浙西地区的民风民情都有了很大的改善，李德裕亦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称赞。
治理剑南政绩卓着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李德裕重新回到朝廷任兵部侍郎。但由于李宗闵掌权的缘故，他在京师还没有呆几天，便马上又被派到地方去了。只不过，这次改到剑南西川任节度使，这次面临的难题比浙西时的大多了。
西川地区南临南诏，西接吐蕃，是边陲重地。李德裕入蜀之时，正值多事之秋，由于南诏的不断侵入，蜀地百姓颠沛流离，生活没有着落，非常困苦。李德裕到镇以后，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亲自进行了实地考察。为了熟悉地形地势，他遍访山川、城邑、道路。
以前，朝廷为了防止南诏的入侵，采取的是“守”，即切断南诏入蜀之路。李德裕经过上述的勘察之后，他彻底改变了以前的作法。他修建筹边楼，把四川西南面和南诏交界的地方以及山河险要关口等地方制成地图，画在楼的左面墙上，同样，把西边和吐蕃交界的地方以及关口要道画在右面墙上，把他们部落的多少、粮食运输的远近等情况都记录下来。要想百战百胜，首先得知己知彼。为了全面了解南诏和吐蕃的情况，他特地召集了一些熟悉对方情况以及边境事务的人，大家一起谋划、商量如何解决西川的边防问题。同时，为了加强战备，他招募了一些能征善战的獠族人和州兵，这些人都适应瘴气环境，熟悉当地情况。“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李德裕又从四方招来许多能工巧匠，造盔甲的、造弓的、造弩的，这使得四川士兵的武器装备成了全国最好的，非常坚固锋利。同时，他组建了一支军队名为“雄边子弟”，大致上从每200户中抽取一人，让他们习武练兵，宽免他们的其它事务，忙时务农，闲时练兵，战时应战，平时休息，这既不增加百姓负担，又大大增加了部队实力。同时，李德裕又加固、维修了过去的一些防御工事，新建新修了一些坚固的堡垒，占据险要的地形，做到防患于未然。另外，他又改变了往边关运粮的时间，以前许多劳夫死于酷暑和瘴气，就是因为没有考虑到气候及环境的因素。他把十月作为水运的开始时间，这样在夏季到来之前就能把粮食送到各处边关哨所，人夫也不再受盛夏炎热之苦。
通过一系列的治理，蜀地百姓的生活又恢复了安宁。由于李德裕的治边有法，不到3年时间，便政绩卓着，南阻南诏，西拒吐蕃，巩固了边防，生产亦得以恢复。
两度为相平叛抑佛
太和七年（833）春，李德裕出任宰相，但第二年八月又被贬为镇海节度使。开成五年（840），文宗去世，武宗即位。武宗认为李德裕才识过人，遂于同年九月召其入朝，李德裕因此二度为相。
当时藩镇割据仍是唐朝中央政府软弱的明显特征。会昌三年（843），泽潞节度使刘从谏病逝，其侄刘稹密不发丧，自称留后，企图割据一方。武宗与朝臣商议处置办法，大多数朝臣认为回纥余尽未除，如再出兵讨伐刘稹，恐国力不支，主张妥协。李德裕力排众议，认为刘稹所恃不过河朔三镇的援助，只要朝廷派重臣传达圣旨给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说朝廷对河北的政策不变，仍允许子孙世袭，并令两镇出兵助讨，则刘稹必破。武宗采纳了李德裕的建议，调集附近诸镇军队，合力攻讨刘稹。不久，刘稹终为部将所杀。李德裕因平叛立功，升为太尉、封卫国公。
中晚唐时期，宦官专政是一大政治问题，可以说是唐王朝的一大毒瘤。李德裕对此早已深恶痛绝，他有意削弱宦官执掌的枢密使的权力，没有通过枢密使便下达关于减少禁军粮饷的诏令，引起大宦官仇士良的愤恨。并扬言减少禁军粮饷，必然会引发军士哗变，仇士良的叫嚣在遭到武宗的怒斥后才停息。会昌四年，武宗以仇士良作恶多端，诏令削其官爵，籍没家财，此举给宦官集团以沉重打击。自德宗以来，将帅出征，宦官任监军已成定例，但李德裕认为宦官干预将帅指挥，军队缺乏统一的指挥将领，是造成作战失败的重要原因，故彻底改变这一定例。如此一来，将帅得以施展谋略，累战有功。
早在浙西任内，李德裕即以抑止佛教闻名；任宰相后，他以佛教损害伦理和国计民生为由，反佛更加激烈。会昌五年，武宗接受李德裕建议，决定禁佛。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其拆毁寺院4万余所，迫令僧尼还俗26万人左右，解放奴婢15万人，收良田数千万顷。政府从此次禁佛活动中得到大量财物、土地和纳税户。
李德裕整顿吏治也大刀阔斧。会昌四年，他因州县官吏太多太滥，主张精兵简政，裁减冗员，罢吏2000余人。这一举措不仅使政府的办事效率得以提高，同时也省了大量的俸禄费用。
无疑，李德裕在武宗的信任下，为大唐王朝的振兴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与贡献，确实是一位相当有作为的宰相。但他行使职权时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的作风，不仅为牛党所恨，也为宦官所不容。
会昌六年（846）武宗去世，宣宗即位。宣宗一向讨厌李德裕独断专行，即位后贬其为东都（洛阳）留守，并将李党从朝廷纷纷逐出，又将牛党白敏中、崔铉等人召入为相，牛党首领牛僧儒也返朝为官。不久，李德裕由东都留守贬为潮州（今属广东）司马，再贬为崖州（今海南岛琼山东南）司户。
大中三年（850）十二月十日，李德裕病逝于天涯海角的崖州。长达40余年的牛李党争至此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