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为徽商
徽商又称新安商人、徽州商人，旧称“徽帮”，它是旧徽州府籍（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绩溪县）商人的总称。徽人经商，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就有新安商人活动的记载，以后有所发展，明成化、弘治年间形成商帮集团。明嘉靖以至清乾隆、嘉庆年间，徽商经营达到极盛。从清道光、咸丰年间至清末民初，徽商渐趋衰落。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经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精美镜头讲述徽商的盛衰牙。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其鲜明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是儒商。徽商研究是徽州文化研究中的不朽课题，一直为海内外学者所关注。
徽商作为一支重要的商帮，在商界首屈一指。不仅以自己的杰出实践，铸就了雄踞中国300余年事业的辉煌，而且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与日俱增的人口和山多地少的客观环境压力。正如明嘉靖年间徽州一村妇所说的：“吾郡在山谷，即富者无可耕之田，不贾何待？”
2丰富的物产，便捷的水路交通刺激徽人经商。
3徽人思变精神的内在动力加上当时我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外部契机。而其三者中，最主要的也是最本质的是徽人的思变精神。正是因为他们敢于打破“重农抑商”的世俗偏见，才使许多徽民变为徽商，也正是这种转变才产生了徽商的鼎盛。
当然，徽商之所以能称雄商界数百年，成为全国十大商帮之一，是与它的“贾而好儒”的素质特点分不开的。
徽商的“贾而好儒”，首先表现在其思想观念上的崇儒重儒。如黟县古民居村落西递村有这样一幅楹联：“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创业难，守成难，知难不难”，从中便可看出徽人对儒与商的看重。徽商“贾而好儒”还表现在他们的实际行动上，即不少商人致富后，或弃贾业儒，或弃贾就仕，不少徽商甚至选择了一条捐资买官的道路。
那么，徽商贾而好儒的原因是什么呢？
1徽商所在地区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积淀的地区；
2为了获得与经济地位相称的社会地位，需要以“儒”为外衣包装自己。
植根于厚实新安文化土壤之上的徽商，作为一个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的商帮，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大多自觉用儒学思想来规范自己的经营活动，讲究义利之道，见利思义，以义取利；讲究诚信商德，不欺妄奸诈，货真价实。他们善于把握商机，权衡商道，在商海竞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大多在致富后重视文化建设，捐资兴学，刻书藏书，修方志，邀讲学，培养子弟读书入仕，谋求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也促进了地方的繁荣，孕育了一大批国家的杰出人才。自明清以来，徽商以自身的开拓进取创造了辉煌业绩——商业的繁荣和文化的成就，同时形成了一种儒商精神，树立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徽商的兴衰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但是，“儒商”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总结回味，它对于我们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仍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倡“儒商”精神，有利于加快现代化步伐。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模仿，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人治造成人们的法制观念低下，一些素质不高的商家为利所驱使，采用了不正当的发财之道。近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欺诈、非法牟利常有出现。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强法制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加强道德教育，重视商业文明建设。历史上徽商铸就的儒商精神以及把实践儒学道德规范作为商业理念的自觉追求和对自身形象的注重，都对今天如何行商具有启迪意义。
二、徽商的历史
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鼎盛于明，衰落于清末。
《晋书》记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器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明代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腾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从业人数、营业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者占70%，极盛时甚至还多。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道德，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为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官位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当地官员乃至京师重臣、太监、天子的庇护，享有官爵的特权。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清乾隆末年，封建统治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衰败，典当业也因左宗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没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尤其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操纵、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上下坡路。
清末和民国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宗媚，歙县房地产商程霖生等暂露头角，但整体上已挽救不了徽商的颓势。
三、徽商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