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马是中国民俗版画体系中的特殊类型，它以道佛之神和民间俗神为表现对象，专用于民间的信仰活动和礼俗仪典。纸马出现于我国中古时期，但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孕育阶段，它始终交织着巫术的、宗教的、风俗的与艺术的因素，其形制与应用也总是与时迁化，因俗异变。作为巫术与宗教遗物，纸马留有神圣的光晕，传导着时人对神祇与祖灵的虔敬；作为民俗风物，纸马融入了民间生活，成为民间祈禳心理的寄托；作为民艺物品，纸马又展露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淳厚的民族风格。它亦圣亦俗、亦奇亦平、亦庄亦随，堪称中国文化园苑中的一树奇花。
该书还归纳了纸马产生的背景因素，它指出：
对鬼神的信仰和人神、人鬼间凭物交通的巫术观念是纸马产生的精神基础，也决定了其名称的寓意；佛教在唐代的兴盛及经咒绢画、版印佛画的出现，是纸马兴起的直接诱因；道教诸神及民间俗神的庞杂体系是纸马主要的表现对象，也是纸马得以广泛流布的依托；民俗节令与仪礼中的延神敬先的传统及焚纸设供的惯习使纸马成为传习的世俗风物；先秦、两汉以来的木雕、石刻及绘画的艺术成就给纸马提供了技术手段和艺术范例，并奠定了中国民俗版画的象征风格。
此外，《中国纸马》还从宗教、民俗、艺术的角度对纸马的学术价值作出了简要的概括：
纸马对于学术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纸马的产生及其神祇体系所体现的道、佛、儒及民间宗教的融合，为宗教的传承与流变准备了课题。纸马在民俗氛围中的应用，交织着祈禳的功利追求和神人相感、物物相通的神秘信仰，又有因时而举、随俗而行的习惯性行为，为图像型祈禳文化的功用和民间俗信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视点。纸马作为民间版画艺术，凝聚着传统的艺术经验和创作风格，不论在构图立意方面，还是在刻工刀法方面，在点彩渲染方面，还是在虚实象征方面，都留下了可供借鉴的实物资料。
《中国纸马》作为首部纸马研究的学术著作，为纸马研究初步建立了理论框架。该书所收图幅大多首次发表，其中以江苏纸马为多，能帮助读者对中国纸马主要传承地重新加以认识。该书的一些观点与材料已被多种著作和文章所引用，在海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高金龙的《云南纸马》一书，是在其《简论云南纸马》一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全书共78页，大16开本，其中文字部分5页，附图179幅，所收纸马均为黑白图，部分用彩纸印刷。该书的学术价值在于：首先，重申了“甲马、纸马不能混称”，“甲马”是“纸马”
群中的一类，云南各地民间确以称“纸马”为主。其次，“云南纸马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除大理白族、楚雄彝族之外，都不用纸马作信仰的媒介”。再次，该书指出了云南纸马是由汉人移民在明朝时带入，与无锡纸马、金陵版画有相类的地方：
如果我们把云南纸马中的具有代表性的部分与明代金陵版画作比较的话，就能进一步证实云南纸马是受明代版画的影响的观点，而且从中可以看出其中的传承关系。
最后，该书的价值还在于根据自己的收藏对云南纸马的名目作了集中的修订与收录。
在上述论点中，对云南纸马受明代金陵版画影响，并与江苏纸马相类的观点最值得注意，因为它对中国纸马主要传承地间的源流关系作出了有价值的判断。
《云南纸马》一书的不足，在于个别判断不甚准确，例如，说云南纸马与外省纸马的存在情况不尽相同，“国内绝大多数地区的纸马都已成为历史的旧话了”，实际上，纸马在当代中国的存在仍十分广泛，如果深入调查的话就会发现，在纸马曾经繁盛的省份，至今仍见传承，只是有些式微而已。目前，我国乡镇还在印售纸马的省份有江苏、云南、山东、河北、河南、陕西、山西、浙江、福建、安徽、湖南、江西、宁夏、广东、台湾等。上述省份的纸马作品笔者基本都有收藏。此外，《云南纸马》对“迷信”与原始宗教和道教的关系，发出了“也许它们本来就是一回事”的感叹，反映出作者对“迷信”概念的茫然。其实，迷信作为非理性、反科学的迷狂的信仰，能造成对个人和社会的实际伤害：破费钱财、伤残身体、诲淫诲盗、扰乱治安、破坏生产、形成黑恶势力等，与原始宗教和道教不可混为一谈。
系云南人民出版社“西部民俗艺术”丛书之一，包括“纸马、甲马”，“历史追溯”，“宗教巡礼”、“艺术散步”四个部分，文字共50千字，收图约百余幅，全书264页，32开本。该书对云南的历史背景和宗教信仰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尤其是对云南的甲马与纸马作品的内涵逐一作了说明，采用了文图相间的编排方式，并对甲马的制作略有记述等，构成了该书的特点。
《云南甲马》的不足，在于对“甲马”概念的界定及与“纸马”的关系等方面的判断。该书开篇第一句回答“甲马是什么”之问时说：“是中国民间宗教祈福禳灾祭祀活动时用来焚烧的各种各样雕版印刷品的总称。”此言过于宽泛，因祭祀中用于焚烧的雕版印刷品还有纸钱、纸镪袋、文疏、符告、路引、经咒、道符、赦文、斋牒等，怎么能用“甲马”一词囊而括之呢？此外，该书称“纸马”的称呼“显得有些肤浅”，“云南‘甲马神’
绝对不是作为神佛的‘乘骑’用的”等，都语出武断。至于“神马”、“纸马”、“甲马”等名称并没有北方、南方、云南的专属性称法，北方早有“纸马”之名，江浙也有“甲马”、“神马”之谓，云南也多见“纸马”之称，简单地以某一名称同某地方相联系，并用来强调地方的特点，可以说，不符合纸马存在的实际。还有，该书的标题及文字均略带文学色彩，因而显得像非学术的通俗读物。
韩秋长、和莲芬主编的《内丘神码》一书，由冯骥才作序，内容包括“内丘神码的种类”、“溯源内丘神码”、“工艺·传承”、“艺术特征”、“民间传说”五编，全书349页，32开本，书中附有多幅黑白与彩色的内丘纸马图片。该书的主要篇幅集中在第一编，占全书的一半以上，其“神码的种类”，实际上是指内丘神码所包容的神祇体系。该书在第一编中分“土木篇·破土辟凶说太岁”，东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自然神”、“生活神”、“儒释道神”、“祖宗”、“待考神码”五类逐个介绍了所搜集到的纸马。该书的主要特点有三：其一，选用了一些纸马民俗应用的实景图片，如供粪神、请火神、送天地、贴车神、制作七夕用的天棚地棚等；其二，对纸马制作的工艺、作坊、材料、工具和传承人等情况，有简明的介绍和图片；其三，收录了一批与纸马中神祇相关的传说和故事，涉及猪神、鸡神、粪神、喜神、梁神、织布机神等，并大多附有其木版的照片。可以说，上述特点的存在使纸马研究的领域有了新的拓展。
《内丘神码》的不足在于，除了第一编与第二至五编的篇幅比例过于悬殊，有些观点和判断亦有错误。例如，该书说：“内丘神码完全没有‘神马’这一形象，根本不借用‘神马’去实现人与神鬼的沟通……”其实，“纸马”、“神马”等之谓“马”，除一部分图上有马的形象外，主要是“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依，似乎马也”。也就是说，纸马是象征性的马，不一定出现神马的形象。实际上，内丘人把纸马写作“神码”，这“码”字就是指“马”。古代“码”、“马”相通，正如“码头”又写作“马头”一样，“神码”就是“神马”。因此，内丘神码也是借无形的“神马”去实现人与神鬼的沟通，与他地纸马在信仰根基上并无不同。
书中另一个错误在于对“土神”纸马的释读与判断上。该书称当地土神纸马上有“女阴符号”，有“地母”和“孕育万物之意”。实际上，所谓的“女阴符号”是古钱纹，表“土中出黄金”之意。然而，“土神”的功用是“孕育万物”吗？这无疑是误读。内丘人所称的“土神”，其实它真实的身份为“太岁”。江苏的太岁纸马的形象就是手臂从眼窝中长出，眼睛长在手心上的。太岁生土下，传说能从地下向外探望，故被古人幻想其手臂生眼，并作外伸潜望之状。由于太岁居土下，又被内丘人称作“土神”，其纸马起初当在砌房造屋等建筑活动中使用，以太岁纸马（如皋）便动太岁头上之土，后来竟被讹为“地母”，分了土地神的职能。
此外，该书将头插雉翎的“女仙”
判断为“树神”，称其功用为“避免风灾”，亦属谬误。这里所谓的“女仙”，即专害小儿的恶鸟“夜行神女”，在南京纸马中称作“游魂”，其图像上常见小儿的附缀。因鸟栖树上，故乡民们在树旁祭祀它以护儿，可能由此导致了人们有关其为“树神”的误言和误断。
王树村的《中国民间纸马艺术史话》
，小16开本，337页，配黑白和彩色插图280幅，全书共包括“汉唐纸马为神所依”、“两宋时期的纸马”、“辽金元三朝的甲马”、“明代的纸马”、“清代各地纸马繁多”、“日本帝国侵华纸马”、“中国纸马对外影响”、“文学里的纸马故事”等8章。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以断代的方式努力为中国纸马的发展历史作出概括，拉出了一条按时序排列的线索。同时，在空间方面，该书涉及港台、宁夏、贵州、满洲等前人尚未充分注意的地域。此外，它还将日本侵华时期的纸马列为专章讨论，虽篇幅短小，但也很有意义。作为中国纸马发展史的研究，《中国民间纸马艺术史话》自有其学术价值。
不过，《中国民间纸马艺术史话》一书存在一些理论和判断方面的错误，以及语言表述方面的问题。例如，该书“绪说”第一段说道：“除了佛经、道藏等宣扬念佛超脱成道升仙之类的图像外，还有一大宗各民族劳动大众自己创造出来的众神和祖师图像，俗称‘纸马’。”这条类似概念的表述不甚严谨，因创造出的“众神和祖师图像”不一定是纸马，可能是壁画，可能是石刻，可能是缯画或绢画等。此外，众神和祖师图像的创作者也不一定是“各民族劳动大众”，可能是巫师、僧道和其他人等。总之，对“纸马”
的概括没能把握纸马的特征。
再者，该书第一章的标题为“汉唐纸马为神所依”，可是，汉代并无纸马，东汉才发明造纸，哪有可能印出纸马呢？作者提前了纸马产生的时期，出现了概括上的错误。此外，该书第三章说：“元代纸马称‘甲马’。”这一判断来自《水浒传》中有关戴宗用甲马的叙述。若仅从《水浒传》的这一描述，就说元代的纸马称“甲马”是武断的。其实，元代还继续使用“纸马”
的名称，在元杂剧中就多次提到“纸马”和纸马的应用。还有，该书对神像画、符经、纸钱与纸马的关系也似未论说清楚，均被视作“纸马”。
王树村的《民间纸马》，24开本，141页，全书除“概述”
外，分“祈财纸马”、“迎福纸马”、“岁时纸马”、“喜寿纸马”、“敬祖纸马”、“孝行纸马”、“符经纸马”、“禳灾纸马”、“神佛纸马”九类编排图幅，并加说明文字。该书图版较清晰，有一定的可读性，是较通俗的纸马普及读本。
该书上述的九类纸马，大多按功能划分，但也有按时令（岁时）、品类（符经）和神系（神佛）分列的，若能统一按功能划分来概括所有的纸马则更好，那样就可避免因不同分类标准的混杂而出现的彼此间的交叉重复。
作为《中国木版年画集成》分卷出版的《内丘神码卷》，主编是冯骥才，其内容与《内丘神码》大致相仿，但章节有所改动，其“分类、张贴与习俗”、“制作工艺、材料工具与营销方式”、“艺人与行规习俗”等篇章是该书的特色，尤其是一些实景图片清晰而多趣，全书印制精美，设计上乘。但该卷的不足同《内丘神码》一样，对“神码”名称的理解和解释依然有误，对“土神”纸马上的某些符号和职司也坚持了前书的猜测和误断。此外，纸马当今的传承就全国来说仍较普遍，不论在内丘，在云南，还是在江苏或其他地方，它都不是什么“活化石”，它并没有真正死亡，只是其传承节拍时强时弱而已。
纸马的研究还在继续，新作当会不断问世，一个曾经相对寂寞的领域已拂去了神秘的面纱。纸马的研究必将伴随着艺术学、民俗学、宗教学的学科发展而不断拓展和深化，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民俗艺术学视野下的纸马研究，也必将迎来推进学术批评、开启学术史研究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