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后，虽禁令稍驰，但已元气大伤，书影文化古迹，适足增色而无损；再则化无用为有用，在书价居高不下之际，使读书人得一便利；三则也为城市下岗失业者开一条生路。然而有关管理部门，似乎从来对此做过建设性的考虑，只以消极的打击取缔为能事，无疑是一种短视。曾经是华东地区最大旧书集散地的朝天宫，终子在不断“整肃”中失去了这一地位。这个集散地如今转移到合肥去了。
作为历史文化名域的南京，失去的不仅是一种新兴的文化景观，也是一种新兴的商机。
2001年初，寒舍迁居汉中苑后，朝天宫就有了点“后花园”的味道，在电脑前坐累了，出门散步，一抬腿就到了朝天宫。
这个春季，旧书市场一直在不冷不热之中。四月中旬仓巷桥口筒易店面房开始拆除，随后朝天宫万仞宫墙与秦淮河夹道全面整修，八月里，朝天宫周边地区全面翻建，东侧道路拓宽，将原止马营民房拆迁后辟为市民广场，下筑地下停车场书市初仍在砖瓦废墟间坚持，后因六艺节将至，遂再度被完全取缔，直至九月下旬又渐渐恢复这也证明供求双方确实有此需要，单靠行政手段是难以将其消灭的。
朝天宫广场的改造，是南京城市建设可圈可点的一笔。我读小学的时候，就曾在东止马营那片棚户区中迷过路；近十余年上朝天宫淘旧书，东止马营还是那让人望而却步的棚户区。忽然之间，鲜花灿烂，绿草如茵，早晨来这里锻炼的老人，精神面貌都是焕然一新；隔水相望，朝天宫的“万仞宫墙”也显得格外高峻。路过这里的人都喜欢弯进去转一，好像这里就该是个广场，好像这个广场一向就在这里。
原开设在仓巷桥口的壹佰旧书店，是南京几家旧书店中经营颇有特色的一家。拆迁后在朝天宫西街重租了门面，易名天宫书店，不久就吸引了一批新老顾客，甚至外地书友也有慕名寻访而至的。
店主金家永三十来岁，几年前为在南京开工厂的朋友帮忙，从安徽来到南京，但他很快发现了旧书经营中的商机，开始在业余不声不响地收购古旧书，2000年4月壹佰书店开张时，他手中的流动资金连付房租都不够，全靠此前收下的旧书边销售边周转，很快便将生意做活。
不到两年的时间，他就积累下了相当的资金，2002年初，他乘某超市停业之机，竟租下了张公桥口六百多平方米的店面，年租金就达二十余万。这个新店面眼下正在装修，他仍然打算经营古旧书，但肯定不仅限于做生意。按他的说法，南京的文化资源很丰富，而且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他的目标是借此作为基点，利用南京的文化资源做点事情。
我不能说天宫书店就是南京的十来家民营旧书店中经营业绩最好的，也不能预料未来的天官书店会有怎样的发展。我只想举出这个例子，说明旧书经营者中藏龙卧虎，决不可以轻视；也说明旧书市场中潜藏的商机之大一由此我们可以大致揣想，将华东地区最大的旧书集散地拱手让给合肥，对于南京的经济损失可能会有多大。这还只是旧书经营业本身，还没有算与此相关的项目，如外地旧书经营者在南京的吃、住、行、用等消费，以及由此为南京人带来的就业机会。
到2001年岁尾，南京的旧书市场总算得到了一个获得许可的经营地，是在仓巷的人行道上。虽然规模阵式远不能与过去相比，但好书总是会有一些的。
南京的旧书交易市场近年间一度发展到盛况空前的境况，不是没有原因的首先是社会性阅读习惯的形成。1980年代以后，中国民众终于有了自由阅读的可能，即使所读内容多停留在休闲、娱乐或时尚层面，也可以说是新中国最大的文化成就之一了其次是价格因素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新出版物的价格与日俱增，即使旧书超出原定价数倍，仍较新书便宜得多；
大中学生、中低收入读者尤其是休闲性读者，自然宁可选择旧书了。
第三是1992年以来南京加大了旧城区改造的步伐，大批旧式住宅被拆除，许多人在迁入新居时失去了原有的藏书条件，一些家有藏书而不能读的人家也趁机做一清理，导致大量古旧书流入市场。同时，二十世纪上半叶成长起来的一辈学人年事巳高，陆续不幸谢世，其藏书由于各种因素流入市场的也不少。一些单位图书馆、资料室管理人员换代，新接手者不懂得古旧书价值，盲目淘汰，亦致使馆藏旧书成批流入市场。
第四是高利润刺激起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不少书贩走街串巷，动员旧曰的“书香人家”出售藏书，千方百计钻进各单位图书室、资料室“包收”其淘汰的旧书，甚至到附近乡镇和邻近省市去搜罗旧书上市。
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有些下尚工人，从出售自家的旧书开始，逐步在旧书市场立足，虽是小本经营，也足以维生；二是一批有文化的外地打工者，进入旧书经营行业后，无论规模还是质量，都很快超过了南京本地的旧书贩，成为市场“主力”。这不禁让人联想起民国年间南京的旧书店业主，也有相当一批是外地人。
这种情况，让人又喜又忧。喜的是，尽管旧书价格不断上升，对于我们这一代读书人来说，仍不能不说是千载难逢的幸事，因为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图籍资料，今天竟能在旧书市场中不期而遇；忧的是，这一次旧书市场的兴盛，可说是竭泽而渔的最后一次兴盛，许多图书资料，一旦错过，很可能就永远难再寓目了。
选择价格往往超过新版图书的古旧书的读者，多数是为了学习与研究。随着《华泉先生集选》书》
文化人的视野日益开阔，现行主流出版物巳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和研究需要，所以会注意到近半个世纪不曾再版的旧出版物，当然也有些人搜集明清雕版本以至民国旧版书，仅仅将其视为收藏品的一种，或作为新的保值与投资手段。相较于书画、陶瓷等收藏品，
古旧书中目前赝品尚少，鉴定较易，尤其是作伪技艺太难、成本太高，新伪品的出现几不可能；现在书市上只发现手抄本的新伪品，还没见到雕版书的新伪品而以北京中国书店为先导的古旧书拍卖，又使人看到古旧书潜在的升值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域市的古旧书市场，可以看作考评其文化底蕴的重要标尺。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南京，回頋其民间旧书市场半个世纪来的兴衰，尤其是近年来的起落变化，确也颇多耐人寻味之处。
书店风景：各人头上一方天
在我印象中，1960年前后中国内地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仅局限于苏联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的作品除了若干具有明显革命”倾向的以外基本看不到。1970年代初则只出过几种“供批判用”的“苏修”小说，发行也是通过某种“内部”渠道，更非平民百姓所能寓目。所以1980年代出版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名著让我们那一代人大开眼界。当其时种种西方文学思潮和流派能在中国产生那样大的影响，
新鲜感（或者叫做赶时髦）应该是重要原因南京中山东路上的新华书店一度成为读书人的福地，尽管营业员多冷面隽语，也挡不住人们爱书的一片热心。套一句那年头的时尚语言，叫做“你别无选择”。想来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对此都会有所感触。
如此几年，渐渐明白一个好作家所需要的文化素养，单靠从文学作品中汲取是远远不够的，所以阅读面渐广，并且奢望能够建立自己的学问根基，开始有目标、成系统地找一些书来读。南京新华书店里的新出版物，就难以满足需要了利用出差机会甚至专程去外地访书淘书，是一方面；但毕竟居留在南京的时间多，所以希望在南京也能发现新的选择途径》
寻找买书的途径，比起寻找追名逐利之类的途径，相对而言要容易得多，所以不久就有了结果，一是敲开了古籍书店和外文书店“内部”的小门，一是同南京新出现的民营书店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是注意到街头路边有不少卖旧书的摊点。
南京的古籍书店，1950年代后巳只剩一家，位于旧称花捭楼的太平南路杨公丼路口，用的是四十年代中华书局南京分店的店址；该店一度在夫子庙东市场的书香阁楼上设有分店，但没有坚持几年就撤掉了。八九十年代，该店也曾叫过古旧书店，但后来悄悄地更名为古籍书店了，店内的书，基本上是新印古籍，且有四分之一的店面摆放的是未必古籍的“特价书”。名副其实的古籍当然也有，且据说数尚以十万计，但还都堆在库房里。那库房我1990年代初曾进去看过，几排与房间等长的大书架上堆满了书，书上架上的积尘有几分厚；书架之间的楼扳上也堆了书，高的几及人腰，通道有的勉强容人挪步，有的已无从落脚。想来已是多年无人清理众直到1980年代初，中国的古旧书仍是不对中国读者开放的，只能由政府（？）拿去向外国人换外汇。南京古籍书店二楼上也隔出一个小房间，里面陈列起几架古旧书，但必须是具有特殊身份的外籍或“内部”人士才能出入：到了1980年代后期，曾挂过“对公服务部”的聛子，虽然仍“内外有别”，其限制渐渐放宽，如我之辈的普通读者，能得人引荐也就可以“化私为公”。
我就是此际托朋友介绍，认识了负责这一部门的林海金，当时他还是个二十来岁的毛头小伙，好像也是经营旧书业的世家子弟，如今可以算这一行中的后起之秀了。近几年他在做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就是仿《贩书偶记》的体例，将南京古籍书店历年过手的古籍情况整理出来，包括在他进店之前发生但留有资料可查考的，据说巳完成卡片教千张。此书倘能编成问世，对于硏究南京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古籍流通，以至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古籍保护得失，当大有裨益。
《匈奴奇士录书影且说当年我进了“内部”，最初买的也只是新印的古籍，且多是南京地方文化史料，如《金陵琐志八种》、《可园备忘录》、《金陵待徵录》、《金陵通传》、《文木山房集》等。这其中只有《金陵琐志八种》是清末雕版的后印本。《文木山房集》则是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的印本，集中作品，不但是研究吴敬梓的重要材料，也是研究南京文化的重要材料。另三种都是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的影印本。
其次是我所感兴趣的明清史料，如《万历武功录》、《甲乙之际宫闱录》）、《明史例案》、《扬州营志》、《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辛壬春秋》、《沧趣楼诗集》等，有雕版本，有旧影印本，也有新影印本。可算较为难得的有一部1928年盖山精舍排印的《咏怀堂诗》；还有一部《颜李师承记》，1920年代初的精刻初印本，原浙东五桂楼藏书。1990年代后期，我开始留意收集南京文化人的著述。陆续所得不少，如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神州国光社1934年9月初版精装宣纸本；唐先生的老师仇蜾所著《鞠谪词：仇氏与石云轩、孙间仙、王东培诸词人结蓼辛词社的合集《蓼辛词》；仇氏编印其妻之祖母与父亲遗作而成的《江宁方氏遗稿》；1930年代南京学者名士如社雅集的结集《如社词钞》。
此外尚有梅曾亮《柏视山房诗集》，孙文川《读雪斋诗集》，《何子清先生遗文》，孙为霆《壶春乐府》，孙为霆影印汪达钧《曰靜山长草堂诗存》，程先甲《千一斋小品》等。
旧版书中，较难得的有一本《匈奴奇士录》，署“匈加利育珂摩耳著，中国会稽周連译”，前有“戊申五月会稽周逨”《小引》，原为东吴大学图书馆藏书，该馆自做成市脊纸面精装本，然失去尾页及版权页。《知堂回想录》中未说明此书何时由何处出版，天津人民出版社版《周作人年谱》叙此书出版在1908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周作人”，后者显然有误。另有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光华书局民国十七年初版毛边本；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和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则都不是初版了。至如《准风月谈》、《华盖臬续编》、《竖琴》、《雨》、《冰心选集《顾曲麈谈》、《先秦诸子系年》等，或初版或再版，直到1990年代中期也不过三五元一册。
在古籍书店的特价柜台中，还曾买到一些港台版书，我始终弄不清这些书定价的标准。常在手边的有《清代画史》，售二十元；《清代台湾民间刺绣》，二十五元；《沈氏研易楼善本书图录》，一百五十元；另有一本《张公难先之生平》，还是著者李飞鹏的签名本，定价却只四元钱。
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塱，在古旧书的经营上终于也有所反映，即不再对读者的身份加以“内外有别”的哏制，谁有意都可以去翻检那几架古旧书，但书价已今非昔比，乘风直上了九重天；到二十世纪末，晚清雕版本已到了非百元一册莫办的程度，其余可以想见。书店的想法，这些书巳是书店的“家底”，而且有出无进，卖一部就少一部，不卖也不缺这点营业额不过对于爱书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幸运，买不起总还看得起，查查资料，过过眼瘾，现在还是不收费的。
位于湖南路口的江苏省外文书店内，也曾有一个“对公服务部”，经营某些类别的进口图书，我曾打着为省作家协会资料室选书的幌子，自己挑了一些书。
所得部头较大的，有日本中文出版社1979年影印明万历刻本王圻纂《续文献通考》，十六开布面精装四巨册，一百二十元。此书被四库馆臣大加贬斥，以为“钦定”之本一出，王氏之书可废；而王氏之书至今未废，也可算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看此书后所附书目，则曰人正以此书续马氏《文献通考》，而未及清本。
台北黎明文化有限公司1980年修订一版《中国历代《中国图书十进分类法》书影战争史》，大三十二开布面精装十八册，四百五十三元。据说此书江苏只购进二套，但南京曾有内地影印本出售，删减了若干内容。此书因蒋介石之命编幕，蒋纬国领衔修订，“指导委员”有王云五、方豪1宋晞、屈万里、陶希圣、黄季陆、蒋复璁、钱穆诸人，可见重视之程度。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年10月初版《满蒙喇嘛教美术图版》，木盒装八开卡纸图片一百二十五页，二百五十元，署逸见梅荣、仲野半四郎著（或当为摄影者），无文字介绍，摄制背景不清楚；图片说明系奉天博物馆、奉天实胜寺、锦州广化寺、热河承德、北京雍和宫、蒙古多伦诺尔等地及日本个人所藏喇嘛教建筑、雕塑、绘画，则当是曰寇侵华时期所摄，属于专题明确的历史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