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癖泉臆说》
2002年第一期《开卷》要做一组关于“读书台笔丛”的短论，分给我的任务是李福眠先生的《天钥书屋散札江苏教育出版社200年9月初版），遂于十二月一日去先锋书店购得此书。
直到此时，我与福眠先生尚未能有一面之缘，交往也很有限，他给我寄过稿子，我给他寄过《开卷》），仅此而巳。得读这部《天钥书屋散记》，我才在书首见识了这位仁兄的尊容，还是置世事一切于不顾的安然独眠状，让人羡慕他真是个有福之人。
但是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本书，也喜欢上了这位文友。实在没想到，我与他之间竟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我们都有过独处乡间苦读的经历，都曾经过文字编辑工作的磨练，都是从文学创作转入书话写作，都喜欢淘旧书，“无心浏览架上之书，而是俯首虾躬，翻检那些捆扎于架下、桌边、门后，被认为无卖点、无奖金可图，惟有还魂的书刊”，以“发现与爬梳”为淘书的兴趣所在，都是在中年以后开始痛惜雕版线装书，都爱将架上的书毫无目的也毫无理由地搬来挪去……而新的书话往往就产生于这折腾之中。
我也喜爱福眠先生的文风，那样平心静气地娓娓而谈，前人的学识与今人的学识，谐和地融会入字里行间，于不动声色中流露着分明的爱憎，且不时有冷面的幽默。他所写到的那些书，我几乎都没有读过，这大约是我们之间的最大不同，我们竟然没有为同一本书写过书话。这当然说明天下的好书太多。但是读了他的书话，我就非常地向往着他的书屋，向往着一窥那些书的全貌，甚至暗怀如何将其中的某些占为己有的不良之心，比如他这个“对钱币素无研究”者竟有缘淘得的《癖泉臆说》……
我曾说过我写书话的原则，是“书有足够的分量打动我，我有足够的力量驾驭书”
福眠先生写到的那些书固然足以打动我，而福眠先生驾驭那些书的功力，就更为我所钦慕。
在写着这样一些话的时候，心里还真的动了想会一会这位仁兄的念头。
也是机缘巧合，2002年元旦假期，和徐雁先生一起到上海，同“中国版本文化丛书”的儿位作者和编委面商撰稿事宜，承陈子善先生热心联络，二日晚上在襄阳北路咸亨酒店的聚餐，居然也请到了天钥书屋主人李福眠先生一初次交往，就遭遇了一连串的意外。
首先是没想到，李先生的身高至少有一米八。那样一大高个儿，缓步徐行而来，进门时那下意识地略略弓腰，让人感觉到他的质量，也让人联想到弓腰之前一定有过的碰头。待他开口说话，又是那样的平易，简直就有些口讷的样子，文字中那种逼人的英气，从他的外表竟完全看不出来，颇有深藏若虚、大智若愚的韵味。更让我惊讶的是，子善先生与福眠先生竟然也只有电话联系，今天还是初次见面；虽说上海是大城市，读书人的运行轨迹总会有相交的地方吧？果然，福眠先生解释说，他在书店里看到过子善先生，不止一次，怕人家忙，不好意思上前打招呼。我相信这话，在书店里这样默默注视子善先生的人，一定不会太少；前年夏天他来南京淘书，在朝天宫，听说陈子善来了，至少有十来个人拉住我悄悄问哪一位是陈先生，我指给他们了，他们也就是远远地看着，但我也觉得福眠先生未免过于谦恭了，因为大家毕竟都算是圈内人么，
后来我才悟出，福眠先生的“怕人家忙”，其实有着“大家都忙”的意思。《天钥书屋散札》中他所记下的那些生活细节，正是真实写照。某年月曰，“我取小样后，又至博古斋”；某年月日，“我拼完版，转至上海古穑书店后座旧书店”；某日上街办事“南辕北撒，滑进旧书店”；某日“忽然想起家有昨曰剩饭剩菜，只要一锅煮，便可囫囵，无须匆匆赶回，伙夫上岗于是便“缓步转进”旧书店……他告诉我，他每B中午在单位食堂，照例一琬面；晚上常常是带几个熳头回家，再煮点稀饭。“吃饭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太费时间。能淘到一本好书，多读一本好书，比吃什么都高兴！”
我不禁有些惶愧，因为那天晚上的聚餐二小时，来去路上三小时，福眠先生一定暗自心疼着，最终还是为外地来的书友做了牺牲，
就是这天晚上，徐雁先生向福眠先生说起我为《开卷》写的郓段话（该期《开卷》尚来印出），也提到了《癖泉臆说福眠先生当即爽气地说广我送给你。”
我听了不觉一愣。都是爱书人岂有夺人所好的道理。淘书十几年来，我只在两种情况下开口向人讨过书，
一种是朋友手中有复本，一种是书主确实用不着那本书，而我又十分需要。所以我马上回答那怎么行。我不过是说说玩的。”
福眠先生说：“我用过了，你喜欢，就送给你。”
我连说不行不行，这样以后谁还敢同我交朋友？福眠先生没有再说什么。我呢，本来想找个机会去看看天钥书屋的藏书的，也就不敢再开口。临分手时，福眠先生对我说，我还不了解他，他虽爱书，但并不一定要据为己有，朋友们到家里来，看中什么书就可以拿走。“那本书，我会寄给你。”
我仍然诚恳地拒绝了我说，这不是我的习愤，我不能随便要朋友的好书。看着他迈开大步逐渐远去的身影，心中不禁赞叹，真是一条北方大汉。
回到家中，就忙着赶这本《金陵书话》的稿子。十曰突然感冒，第二天就睡倒了，全身乏力酸痛，头晕目涩。报纸上天天宣告流感没有爆发，可听说医院里早就爆满了。我没有劲上医院，胡乱吃了点退烧药，直到十七曰才上单位去。进了办公室，一眼就看到桌上放着个大信封，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写得特别大，落款只有一个“李”字，正是福眠先生的风格。他真的把那本书寄来了！拆开一看，果然，不但有一部《癖泉臆说》，还有一部影印线装、书品极佳的《钱玄同先生遗墨》。
福眠先生在信中说：
公元二千零二年元月二日晚，微寒。与石头城止水轩主人欢叙于海上襄阳北路成亨酒店之二楼=举狨品莒，欣悉玄武湖哞，止水先生研究阿堵，漸入孔方圭境今将寒斋淘藏之《癖泉臆说》寄赠，冀望大瘦生腰缠万贯，策驴四季，蹇涉九州，风餐露宿尽淘天下人弃我取之破旧书也书罢意犹未尽，复取一纸写道：
一九E3三年二月再版铅印线装《庚子西狩故谭》我有两木，如止水轩未备，我可弄寄上，韦明铧先生不知在何处谋生读书台文丛卖浔不错，此类书接，中华大地还是有人阅读的，我在克希收购处见有本线装古泉录抄各，嘱其留意如准本店职工购买，他会寄与您的，清凉山龚半千法书，极有风骨韵致，惜世间少有印刷行世天头上又补了一句：“黄裳《春夜随笔》之《天行山鬼》篇，提及钱玄同先生遗墨。”
这位福眠先生，真是个信而可徵的古人！
信中所提到的陈克希先生，在惮古斋工作，与我也有书信往来，曰前在沪，极想登门拜访，终因时间过紧未能如愿。而福眠先生不但自己以所爱之书举以赠人，而且还要朋友也买书赠人，真让我不知说什么好了。
算来此书寄到，已有数日，我不敢怠慢，即向他供职的报社打电话，办公室里的同事说他去电脑房了，过一会儿再打，说他已经走了。直到晚上七点，才同他联系上。道过惭愧，向他致谢，他却让我一定不要放在心上，否则他心不安。可是无端受此厚礼，我又怎么能心安呢？只好待日后设法补报罢。
《癖泉臆说》的版本情况，福眠先生在《天钥书屋散札》中已经说过。这里要补充的，一是此书的出版时间，前人少有提及；编著《简明古钱辞典》的高汉铭先生，所见已是“宣统三年商务印书馆本”。福眠先生此本，系“高氏泉寿山房印本”，即著者高焕文的家刊本，也是初刊本，诚更可靠；据书尾著者《自题癖泉臆说》文末所署“时光绪戊申仲秋月中浣”，刊行大约即在此时。二是此书卷四，系“说厌胜诸钱”。三是此书曾蒙多家收藏，别有意义。福眠先生说到在每卷卷首钤“张之铭珍藏”印、卷中钤“张之铭藏书记”的张氏，是章太炎先生的挚友；《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中也为张氏列有辞条：
张之铭，字伯庠，近代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侨居。
上海藏书富，其藏书处名恒斋？而“古欢室藏”印，非属张氏，不知道是不是苏州人范帏。
后此书归于公家，扉页上有“上海市文史馆藏书记”楷书朱文方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资料室”圆形仿宋字蓝印。再经博古斋售出，又钤有福眠先生的几枚藏书印李福民印”篆书白文方印，“福暝”篆书白文方印；
书前且有先生的题赠留言广止水轩主人阅玩二千零二年元月十一日夜李福眠书于海上”，末尾单押一楷书“眠”字朱文方印我从搜集古钱到关注古钱研究资料，二十年来收集新旧书刊不下数百种，也写下了一本钱币文化随笔《钱神意蕴；L这部《癖泉臆说》，屡屡见人提及引用，今曰始得见庐山真面，亦是幸事。随着钱币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此书的意义，已不在于钱币学，而在于钱币收藏史。它至少从一个侧面，记录下了清朝末年江浙带的古钱收藏家、藏品及鉴赏水平、轶闻逸事等，是颇值得细细玩味的。著者在《自题癖泉臆说》中风趣地写道：
我自好龄时即癖古泉至今五十余年而其癖愈深，%而著录成帙寻其名也泉化贸迁，焊其利也，人有癖而名利两畋，我有癖而名利两全，蛔极并论奚帝天渊，惜手癖人之癖者癖我之癖音一白水真人而有知，我将与之唤醒睡魔乏人人与我有同磷馬使人人与我有同癖焉”，这几个字，借来为福眠先生造像，倒真是合适不过呢！
《黑白影集》和《黑白影刊》
因为写《复兴后的首都》，要查卢施福先生的资料，最简便的方法是翻陈玉堂先生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只见其中说到，卢施福先生以医为业，“三十年代初，与陈传霖等组织中国第一个摄影组织黑白影社，并一直担任影社主席。曾先后在巴黎、伦敦、纽约等地及国内，参加国际影展和举办个人影展，先后二十余次。并出《黑白影集》三本。”
然而印象中黑白影社并不是“中国第一个摄影组织”，也未设“影社主席”，干是再査徐友春先生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其语法较为规范，说卢先生“1931年前后与陈传霖、丁升堡、聂光地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摄影组织黑白影社，任影社主席；同年加入美国摄影学会。1931年起，先后赴巴黎、伦敦、波茨坦、渥太华、纽约、芝加哥、旧金山，香港等地参加多次国际影展。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在上海举行多次个人影展”后者出版在先，陈书虽后出，但在辞条内容上有所增补；然而，两书的错误则是相同的，结果只好去查第一手资料。
这一翻，便翻出了新旧多种摄影书刊。出版于三十年代的有《黑白影刊》创刊号和《黑白影集》第二册，还有列为“良友画报丛书第一种”的《世界摄影年鉴1935一1936）；近年新出版的，则有《中国摄影史》和《摄影史记》等有关黑白影社的疑问很快就弄清楚了。据《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最早的摄影组织，是黄振玉、陈万里等1923年在北京大学发起成立的“艺术写真研究会”，几年后发展为北京“光社”。上海最早的摄影组织，是郎静山、胡伯翔、张珍侯、陈万里、黄振玉、黄伯惠等倡议成立的“中华摄影学社”，简称“华社”不过黑白影社确是二三十年代中国最大的摄影组织，到抗战前夕，社员巳多达一百六十八人，“遍及上海、北平、南京、广州、天津等大城市以及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江西、广东、广西、河北等省，还有海外侨胞和港澳地区摄影人士参加”，所以《摄影史记》（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称其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摄影组织”。
《黑白影集》第二册（黑白影社15335年6月出版）中载有《黑白影社社章》，其中第五条“组织”，甲款“职员之选任”中，明确规定：
职员以本社全体社员选组委员会执行一切社务计委员五人，候补委员二人。委贸会以下更设立下列八股，各股职员由委员会聘请之。
所列八股为文书股、会计股、庶务股、交际股、研究股、编辑股、展览股、旅行股。乙款“任期”中规定以上职员任期均为一年，于每年年会时改选。连选得连任”同书中还有当年的执行委员会成员五人名单，依次为叶浅予、陈传霖、卢施福、丁升保、向慧庵；委员会下设各股中，卢施福与向慧庵同担任研究股职员，与林泽苍、聂光地、陈传霖同担任交际股职员。编辑股职员为聂光地、叶浅予，所以此书扉页上所署编者名单，为陈传霖、叶浅予、聂光地、卢施福四人。卢施福成为黑白影社的重要成员，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就是该社的社址，一直就设在卢先生的医寓内一对于摄影，我是门外汉，不敢妄言；这里能说的，只是黑白影社的几种摄影书刊的出版情况。
《黑白影集》是黑白影社的社刊，共出版三册，第一册1934年2月出版第二册1935年6月出版，第三册1937年4月出版。
每册的内容可分三部分，
一是摄影作品，三册分别选刊了第二，三、四届黑白影展的部分参展作品，每册约八十幅；二是摄影技术与理论文章，主要作者有陈传霖、卢施福、聂光地、王劳生、毛松友、沈毓炳等三是黑白影社的社务、组织、章程、社员名录等《其选刊参展作品，是在展览开幕之前，带有宣传作用。这一点《中国摄影史》也弄错了，其编著者说：
为着’纪念过去”和策动未来”，黑白影社在历塥影展结束后，分别于一九三四年、一九三五年、一九三七年出版三衣《，突、白影集》，影集除选蟄部分展品外，对各届彩展全部妷品名称和作者名单，都作了详细地记我。
实则二、三、四届黑白影展的开幕时间，分别为1934年3月25日、1935年7月6曰、1937年4月30曰，均在影集出版曰期之后一我所得第二册前，尚订入了一份《黑白影社启事》本社定于廿四年七月六日起在南京路大陆商场六楼北部举行第三届摄影展览会，欢迎各界参观”。后三届影展结束后，该社另有一种专刊出版，名为《黑白二届影展》、《黑白三届影展》及《黑白四届影展特刊》。《摄影史记》说该社“1936年7月至1937年4月，共出《黑白影集》三册”，就更错得厉害了。
第一届黑白影展没有留下相关的出版物，大约是因为展前尚未有出版影集的动议；而展览于1！）32年元旦开幕，展出四天，不久“一二八”事变爆发，作品与底片半毁于战火，也就难以编印成集了。
《黑白影集》第二册上，有卢施福先生对于社徽含意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