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研究社大约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严密的组织形式，其骨干应该就是刊物的编辑人与主要撰槁人。该刊版权页上明署的“编辑者”，始终只有陆养浩与陆树楠二人；而主要撰稿人中，第一位就要数到蒋君章。此外还有武同举、罗致勋、曹尔炜、陈植、唐文治、卫聚贤等。可以说，这些撰稿人都是术有专攻的。陆养浩本人发表作品也不少，他所论多系苏北沿海垦殖、渔业及江北水利问题，亦非泛泛而谈。
坦白地说，在读到《江苏研究》之前，我对于陆养浩先生也是怀着一份鄙薄之心的，因为他居然会“主编”出《吴风集》这样的书来。其实这冤枉了陆养浩先生。他不但在学术上有自己的一方天地，而且能够长期主持这样一份严肃的学术刊物，是应该受到尊敬的。如果说他有什么失误，那就是走到自己所能够把握的范畴之外去，“主编”他所不了解的领域的丛书。这个教训，在今天仍然有价值，一些人在某个领域成了名，于是到处说话，到处挂名，到处当“主编”，结果往往被藉以牟利者利用了他的“美名”，却给他留下了文化史上的臭名。
在《江苏研究》主要撰稿人中，只有陆树楠一人，堪称“博士”，所发表十二篇文章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看得人眼花缭乱，在这份刊物中也要算个“另类”。前文已剖析过他的剿袭手段，这里不再赘言，只不知他怎么会进入这个与他全不相关的文化圈，他与陆养浩究竟是什么关系，与这份刊物又是什么关系。
对于研究江苏、研究现代江苏文化史的人，这份《江苏研究》是不应忽略的。然而我至今只在《江苏民国时期出版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中，看到过对该刊简单而未必准确的记述：
《江苏研究》创办于1935年5月，养浩、陆树楠等人编辑该刊“专事斫究江苏省县各种事北文化之沿革与兴替各地人物风土情形”它以“研究致用”相标榜，比较注重对江苏实际问题的探付。该刊第1，卷第期上，辟有《苏省乡贤特辑》，对江苏历史文化名人刘知几、顾炎武、唐顺之等作有详细的论列》
回来再说蒋君章，这可是位大有来头的人物，只是他的成就主要不在学术上，而在政务上。他是江苏崇明人，1925年考入东南大学，1930年7月毕业于中央大学，三十年代末从政，四五十年代，先后担任过陈布雷办公室机要秘书，《中央曰报》主笔兼《民族报》、《新生报》主笔，行政院新闻局代理局长，“总统府”秘书、资料组副组长等职，1957年任“国立”政治大学边政系专任教授，六十年代后又在台湾大学地理系、辅仁大学历史系、中国文化学院史学系兼课》在担任秘书与主笔的二三十年里，他的学术造诣究竟会有多大的提高，我不得知其详，也不想妄作猜测。只看现今不少身居要职的干部在繁忙的公务中尚能读得一二顶博士帽、办下若干个教授衔，以为进身或退身之计，则蒋氏在从政之同时学业精进当也非不可能。
这本《江苏史地概要》出版时，蒋君章先生还在杭州女子中学担任地理教师。那时他发表作品的量就相当大，用他的胡老师的话说，蒋“教课讲授之余，辄从事撰述，报章杂志，到处见其文章”。《江苏研究》第三卷第四期封二上有《本刊执笔者近著一览》，已出的六本书中，就有四本是蒋先生的。1943年收入商务印书馆新中学文库”的蒋氏所编《西南经济地理》，书尾附有“本书著者其他著作一览表”，列名的已达十六种，不但研究中国地理，而且兼及印度、缅甸，不但关注抗战时期的经济问题，而且上溯《明代平倭三杰》，但“研究效用”的特点始终是十分鲜明的。
不过这一本书，严格地说，也只能算一种“编著”主要是根据前人的著述简编出的常识性读本，不论古籍，这本六万来字的小书，引用同时代人的著作就达几十种。但本书与陆树楠《吴风集》有原则区别，首先在于，蒋氏凡引用资料，一概注明出处，态度应该算是严肃的；第二，蒋氏列专章讨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如海防、水利、盐垦，都直接关乎国计民生，其中不乏个人见解，即为书生意气，未必能行得通，但总是自己的东西。当然，作者似乎急于发表和出版，“成稿仓卒，疏漏难免”，总不能说是优点。
手中恰有蒋氏另一本书，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新疆经营论》，正中书局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初版，我所得的已是二十八年的第三版。此书与《江苏史地概要》可说是同一类型，而正中书局在封面上所标的就是“蒋君章编著”。这本书同样难免“成稿仓卒”，蒋氏《编辑例言》第四条说：
衣书草拟时间，先后仅六星期，参考资枓自谈不到丰富，近以课事忙迫，亦不遑补充，读者能以本书为门径，作进一步之研究，以补作者末学狭受之过尤所深望。
蒋氏此言，决非表现自己文思敏捷的虚夸，只看此书初版距《江苏史地概要》初版仅晚一个月，就知道他说的应该是实情。六个星期，姑不论去新疆实地考察绝无可能，就算材料全部准备充分，这约九万字的一部“论著”能不能写得出来，也还是值得怀疑的。他在《编辑例言》中说，“国人关于新疆之著述，不失之简陋杂乱，即失之支离琐碎”，批评是很严格的，而他这本书“不求其多，但求其扼要严密，冀读者能以最经济的时间，得知新疆之可爱，兴奋其移民殖边之志愿”，“陈义不求其高，但求其富于实行之可能，冀于政府经营新疆之方针，有所供献”，只是这种从书本到书本的空对空研究法，如何能达到他所说的效果，我就同样不得而知了。但这两本书正是蒋氏的代表作，《西南经济地理》前也有胡焕庸先生序，其中说：
蒋君君章治地学有年，自出忮门，撰迷著作，已十数种，如《江苏地理慨要》以及《新讲经营论》诸编，皆有独到之处，因能遍销宇内，佧诵一时？顺便说到，为《新经营论》作序的是浙江慈溪人陈训慈，字叔谅，从名字看，当是陈布雷（原名训恩；其五弟陈训念，字叔兑）的兄弟行。蒋氏后来会成为陈布雷的秘书，或者正由于此一重因缘。这倒也可算是别致的“学而优则仕”的捷径呢》
费时粍力，苦心爬梳，细细地来辨析这几本书的是非得失，并非身患考据癖，而是因为今天的出版业中，类似的现象又在多起来，陆树楠式的剿袭，层出不穷，如前曰之王同亿，如近日之王铭铭。被煤体点名曝光的，究竟是少数，更多的则由于各种因素不易被揭穿。至于能如蒋君章式的编著，在今天已要算是高水准的学术著作了《经过各种渠道（包括出版社以一折、二折低扣倾销）涌入旧书店摊的大量新书，其中不乏此类。没有直接送去做造纸原料，对于它们或许是一种幸运，对于读者则未必是一种幸运一些有价值的书籍被反复割裂组装，毕竟还算是有“营养”的东西，倒也罢了；用明显粗制滥造甚至莫名其妙的“著作”纠合而成的“丛书”、“文集”，居然也能被以各种方式爆炒，骗人钱财，误人子弟；最荒唐的是抄人家的著述还要抄得错漏百出。有鉴于此，所以才决意解剖“麻雀”，既是作为自己发现问題、研究问题的一种心路历程的记录，也可作为一种例证，希望广大读者再遇到类似的把戏时，能多一双慧眼。当然，这也可能会让今天的陆树楠们沾沾自喜：原来他们的作为，竟是古已有之，也要算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呢！
《歌谣与妇女》
因与徐雁先生一道为江苏古籍出版社策划编辑一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2002年元旦刚过，就赶往上海，与当地儿位编委、作者磋商具体撰稿事宜。三日上午，正事办妥，遂烦陈子善先生领路，去访闻名已久的新文化服务社。
这家由上海旧书店退休老职工经营的旧书店，据说原本开在闹市区，后来迁到了现在的小巷深处，不过出租车司机好像还是知道的，将我们直送到那巷子口。巷子不宽，几个人只能鱼贯而行，走进去还要拐一个大弯，心里不禁嘀咕那会是怎样的一家小书店呢，待到看见新文化服务社门头上拉起的近十米长的红布横标，真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这店堂原先不知是做什么用的，绐人一种老式礼堂的感觉，与旧书店的氛围倒也谐调《除了大厅，里面还隔出一个退步，尾巴上另留下了一个收购处，顺门口的墙边是收银，台，很上规矩的样子。南京比这面积大的民菅书店是有的，而仅有的几家旧书店，规模都很小，与此相比就望尘莫及了。
大厅里排列着一行行的书架，架上的旧书，多是近年新书中的落魄者，其中不少在阵生之际，都有过仙乐的和鸣与天使的宣谕，不想时隔未久，竟纷纷来此落草。因为子善先生事前联系过，大约说了我们的目标在于旧版书，经理吴責云老先生，便指点我们先去里间看书》
里间的面枳小多了，不知够不够四十平方米。沿墙满排书架，中间的平台上还铺放着一些线装书，我在第新文化服务社留彩左起：作者、陈子善、关青云、徐雅、董宁文一个书架前立住脚跟，眼中就跳进了一本商务印书馆版的《歌谣与妇女》，属我所重点收集的现代民歌研究专题，虽版权页残破，从序言所署日期看当是1925年印本，书品尚佳，标价仅十五元，于是欣然取下。接着看中的是蒋君章先生的《江苏史地概要》，是我正关注着的“江苏研究社”的出版物，又是陆养浩先生主编的《江苏丛书》之一种》这样一路搜索下去，陆续有了七八册，又于平台上选了几册线装本，都是清末民初人排印的诗文集，没有印过平装本、大约也不会印平装本的。徐雁的收获似乎比我大些。子善或许常来，只挑了一本《竹人录》，1938年的排印线装本，印得很漂亮。听吴青云先生介绍，这里是上海第三届书市的古旧书刊展销点之一，我们来得迟，架上的书已经被人挑了几天了，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展，淘书的人挤得满满腾腾，一些开旧书店的人也来抢购，争书争得能打架，还不是看准了这些书弄回去可以加价出售。不过在我们看书之际，吴先生又进进出出，几次抱了书添进来。
结账时才知道，这里的书价是例不打折的不知道这能不能算国营书业的一点痕迹，因为上海民营的季风书店，也有这样的硬性规定。或许这也是书庙品牌的一种象征吧。不过这些书的定价确实不能算贵，线装平装十五册，一共三百元，跟买新书也差不多看到这一册《歌谣与釣女》，子善先生开玩笑，说我对与妇女有关的书都有兴趣。我也同他开玩笑，说他对一位杰出女性兴趣浓厚的裎度，是我们都比不上的。
《说不尽的张爱玲》（台北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01年7月版）书首，有子善先生在张爱玲上海故居前的留彩，那可真是一副无限崇仰的神情，这是朋友都曾看到的。
但是有一点，子善先生肯定说对了，那就是中国的民间歌谣，若论其间最有价值的部分，可说多与妇女有关诚如《歌谣与妇女》的编者刘经庵先生在《绪论》中所说：
“歌谣是民众文艺的极好的忖料，怛这蛘的材斜，是谁造成的？据作者的观察半是由妇女们造成的，歌矣是民俗学的主要的分子，但所谓一般民俗，关乎哪一部分的为最多呢？据作者调查所得，多半是讨论妇女问題的“我们若说妇女是歌谣的母亲歌谣的大师，亦下算大过罢’
“歌谣是妇女的文学与妇女的问题”，《歌谣与妇女》就是立足于这一基点的严肃著作，刘经庵先生在《自序》
自民国七年北大徵求歌谣以来民众的文艺乃漸引起人们的注意了。可是在这六七年的当儿，除了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的《歌谣周刊》以卟，从近曰的由版界，竟找不到几本有系统的民众文艺的丛书，这实在是一件可憾的事编者有见于此，因就研究所得，乃编辑了这木《歌谣与妇女》，本书虽不敢谓是最有系统的研究，但用歌谣来分类的说明中国妇女界的状况，使读者不惟可藉以看得民众文艺之一斑，也可明了些中国妇女的问题。
全书十二章，以《绪论》始，以《结论》终，中间将近四百首民间歌谣整理分类，成为《她的父母》、《她的煤妁）》、《她的公婆》、《她的小姑》、《她的兄嫂》、《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她的舅母与继母》、《她的情人》及《其他》十章，可说涉及了当时妇女生活的各个方面。每章中又分若干节，如《她的父母》一章中，就有《父母轻视女儿的歌》、《父母打骂女儿的歌》、《父母卖送女儿的歌》等节；《她的丈夫》一章中，就有《嫌丈夫幼小的歌》、《嫌丈夫丑陋的歌》、《嫌丈夫荒荡的歌》、《被丈夫打骂的歌》、《为丈夫守节的歌》等节，条分缕析，十分明确。
在《绪论》里，刘先生追溯了自《诗经》以来中国平民文学的传统，指出民间歌谣的长期被埋没是由于礼教束缚日益严密、妇女地位日益低下。他高度评价了女性对歌谣的贡献：
“天所賦于妇女的文学天才，并不孜于男子，不过她们久为男子所征服，没有好好的支展罢了。但是她们富有情感，文学的天才未曾湮没过，遇有所融，可随时而发，把潜伏的天才，自然的流露出来：“她们的歌谣是哭的叫的不是歌的笑的，是在呼诉人生之苦，不是在颂赞自然之美，是为人生问題中某颅目的而做的，T、是为歌谣而做歌谣的广所以思想较为自山所以歌唱出来的，丁、但趣味浓厚真切法泼，而且氓自然，很能动听在《结论》里，刘先生分析了民间歌谣中恋爱歌谣所占比例尤大的原因，并以列表的方式，说明“妇女问题，在中国实在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很值得人们的注意了”爱的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之一，只要尚能生存，爱也就是无法阻遏的；对于沉沦于生活的最底层的女性，爱更是她们惟一的寄托、抚慰与乐趣。
在每一章的开头，刘先生且都有简洁的慨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像这样的作品，今天的作者，至少也要标为“编著”的吧，刘先生则谦虚地作为“编辑”作品。
刘经庵先生完成这一本书，前后当有几年的时间=在此书之前，他曾经出版过一本《河北歌谣》，那是他自己在家乡卫辉搜集到的四百余首歌谣的结集。当时搜集民间歌谣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刘先生就曾说起自己的体会：“去问男子，他以为是轻慢他，不愿意说出；去问女子，她总是羞答答的不肯开口”（《歌谣》第一卷第二号《我们为什么要研究歌谣》）。
这些歌谣后来成为他进行研究的重要材料。
在民国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曰发版的《歌谣》第一卷第三十号上，他就发表过一篇《歌谣与妇女》，这本书的主要观点，在那时就已基本形成；但引用的歌谣还仅限于卫辉一地的，分类也没有后来的系统与明晰，只有《少年妇女的伤心事》、《中年妇女的伤心事》、《老年妇女的伤心事》、《婚姻不满意》、《夫妇不平等》五节。
民国十三年三月九日的《歌谣》第一卷第四十六号上，又载有刘先生的《歌谣中的舅母与继母》，与前一篇同样是讨论歌谣中所反映出的妇女问题的，但角度不再是女性的主观，而是从儿童眼中看出的某些女性形象。对于“母不亲”、“继母不好”的普遍现象，作者并不是单纯地责怪女性，而是强调中国女性的严重缺乏受教育的机会。
周作人先生为《歌谣与妇女》作了序，高度评价了刘经庵先生的研究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