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这些错误尚情有可原，那么在附录的几种材料中出现的错讹，就不太应该了。如将龙沐勖误为“尤沐勋”（六三二页），许德珩误为“许德衍”（六三六页），廖仲恺误为“廖仲凯”（六五二页；此处在《陈中凡论文集》中亦错），苏雪林的论著鱼生活》误为“散文集”“《鱼的生活》”（七三〇页），縻圭瑋的《梦桐词》误为“《萝桐词》”，《宋词三百首笺》误为“《宋词三百首笺注（七三三页）等，即系原稿有误，编辑也应该能发现的。略举数例，实因白璧微瑕，更令人觉可惜之故。
任抛心力作词人
龙榆生这个名字，在许多年间，是被我当作一位古人的。
那还是1960年代末，我在农村插队，在无书可读的境况中，不知哪位知青朋友弄来了一本有头无尾的《唐宋名家词选》，被我截留了一个星期。书是人家的，而那些词又喜爱不过，于是下决心抄。在荧荧的煤油灯下，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一笔记本，只觉得词真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不说韵律了，即使有不识的字，不知的典，似慊非懂地读下去T也照样能够被感动。不久又有幸得到一册《宋词选》，我便彻底成了词的俘虏，儿时在父亲督促下所背的唐诗，无形中被扔到爪哇国去了。现在想来，大约也是形势使然。十年浩劫，八年插队，与儿时所接触的唐诗中那一种中和醇厍，相去几远？自是宋人的凄风苦雨，颠沛流离，能够引发共鸣。当然，不能据此论唐诗与宋词的优劣。
对于编选《唐宋名家词选》的龙榆生先生，其时也就无任钦敬，以为该是离现实、离我们都很遥远的人物。直到十年以后，读到《唐宋词格律》和《近三百年名家词选A，读到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词学季刊》才知道龙先生竟也是当代人。如果不是十年浩劫，我甚至还能有向他请益的机会。但也就在此际，知道龙先生的一度默默无闻是因为先当过汉奸1后当上右派的缘故。
那时的南京文化界，对于汉奸历史特别敏感，1980年代初弄得很有些热闹的，是刘海粟、林散之、萧娴等艺术家的旧事重提一尽管龙先生的几种著作一印再印，始终受到读者的欢迎，在词坛上，也颇有对几位“落水词人”的贬斥之语。加上其时我的兴趣，也正由词而曲、由曲而民歌地转移着，与龙榆生先生的距离，也就在拉近的同时又被推远开去。
重新引起对龙榆生先生的兴趣，则是又十年之后了。先是读到上海古箝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龙榆生词学论文集》
（下简称《论文集》），接着是2001年夏天，读到了张晖先生所撰、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龙榆生先生年谱》（下简称《年谱》如果说，《论文集》的编辑体例，仍然遵循着不成文的“不以人废言”的传统，《年谱》则可以说是第一部明确为龙氏树碑立传的作品，而著者也被作序的张宏生先生誉为“系统研究龙榆生的第一人”。
时隔四年，发生这样的变化，无疑值得读者细细品味，
《论文集》虽然在书首印出了著者的照片与手迹，但无序无跋，没有任何对著者进行评价的文字。书后所附龙眞材的《后记》，也只以著者长子的身份，简单介绍了集内论文的写作时代背景，以及选编出版过程。据称，还在“十年动乱结束后不久”，龙先生的长女就已在“积极组织论文的收集工作”，此书的出版也可谓旷曰持久了。集内收论文共四十四篇，作于“落水”期间者为十篇，偟得注意的是《陈海绡先生之词学》一文，其中详细地写到汪精卫的相关活动：
衣年六月二十一日，国民政府主席汪公，自粵还京甫下飞机，即驰书以海誚翁下世相告谓翁以前两日（历五月初六日）病逝，在粤优及致睥云云·次日晋谒汪公，谈及翁之学行，深致推挹，表拟相见，时已病不能言。汪公旋复致电卑中，从其家辏商馭未刊遗稿《海钴词》卷三及《海綃说词》各一卷，飞递入京，将为其出赀补钊，而命予任校勘，予念翁墓年萧葚，浔彊邨先生为扬竽于前汪公为表彰于后，词客有灵，应亦可以无憾矣，
按陈氏去世、龙氏作此文，皆在1942年，此时汪精卫所担任的M国民政府主席”，乃日寇扶持下的汉奸愧儡政权首脑。陈氏是否44无憾”，我们无法起死者于地下。但选编者与责任编辑对此均未做处理，也不做相应说明，是很不妥当的。不知出版者此举，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疏漏。
平心而论，这一部《论文集》，以及所附的《忍寒词选》，足以证明龙先生的学术地位《诚如张宏生先生在《年谱》序言中所说，“如果在中国现代词学史上推举最有成就的学者，龙榆生无疑是最有资格的人选之一”。有人称龙先生与夏承焘、唐圭璋二先生鼎足而三，就学术成就而言，龙氏确非浪得虚名。
龙榆生先生的生平事迹，我是在读过《年谱》之后，才算有了一个较清楚的了解。
《年谱》的著者张晖先生，与我并不相识，只因为敝友徐雁平先生曾带来一些先贤手迹的复印件，我帮着辨认了几十个字，张晖先生竟以新著相赠，我也由此才得知，这部《年谱》竟是著者在大学三年级的学年论文，而他现在仍在南京大学读硕士研究生。张先生治学的务实与勤勉，在同时代人中当属佼佼者，这一方面我是深感钦佩的。
《年谱》书首有两篇序言，第一序是吴小如先生所作，通篇所说几乎都是为人写序的难处，结尾才言及正题，说到曾“通读其未刊稿本，感到作者确是煞费苦心，认真而细致地完成其著作，对谱主是有使命感的”，并附了旧年以《龙榆生先生年谱》为题的一篇读书笔记。吴先生在笔记中婉转地表明自己“不认识榆生先生”，只是“一向景仰他对朱彊村老人执礼甚恭，恪尽弟子之道”；对于《年谱》稿本的学术成就则作了相当高的评价，“钩稽详瞻，征引亦富，字里行间充满对谱主的感情。最难得者是大量编入谱主诗词，并以系年方式详列诗词题目，这足以证明编撰者已熟谙谱主遗作”。
第二序是著者的导师张宏生先生所作，正面论述了龙榆生先生的词学史地位：
在词谱，词律、词史、词论等领城都取焊了全面的成就，是学木界公认的词学九师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对于这位词学大师，人们至今仍表给予应有的重视，九十年代以来，学求界有重新清理学札史之说，但对龙愉生却很少有人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广对于这部《年谱》，张先生同样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著者“以较高的起点投入到词学研究中”，并以为这是“南京大学优良学风在某一方面的体现”。
可以说对于龙榆生先生的学术成就，对于张晖先生这部《年谱》的评介，上述引文巳经说得相当清楚，无须赘言。不够清楚的，则是龙先生至今仍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的“种种复杂的历史原因”。
其实，这里所说的“历史原因”，本来并不复杂。即使只读”这部《年谱》，也可以知道，在龙先生六十五年的生命途程中，重要的人生翻覆只有三次。第一次是1940年至1945年间在汪伪政权中任职，抗战胜利后被以汉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第二次是1958年被柯庆施点名打成右派，1961年“摘帽”；第三次是1966年11月被造反派抄家，书稿、文物悉数被掠，龙得知后病情恶化，半月后逝世。后面两项，现今是可以被当作光荣的，不仅不会影响到学术史地位，而且能够锦上添花地增加社会声誉，想来亦不属“复杂的历史原因”。只有第一项，无论中国人民如何宽容，恐怕都难以得到“了解之同情著者《后记》中语）；而且在这一点上，历史事实俱在，龙氏当年在法庭上、在自传中也供认不讳，又有什么“复杂”可言？
使这个问题“复杂”起来的，是某些研究者出于对龙榆生先生的偏爱而引起的糊涂观念在《年谱》的《后记》中，著者明确表示：
尼榆生先生于四十年代出任注伪政府立法委，此事历来受到物议，我在《年谱》相应的部分花了较长的篇核予以细考疼，井对人们不太知晚的策反部鴨举之事加以着重表出，现在人们经常谈到对历人物要具有龙揄生先生在书斋中了解之同情”我这么做？也元非是希垡能够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去探计和理解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历史大翱覆之标的痛苦抉择，而不是味地去加以苛貪在作为附录的《论龙褕生的词学成就及其特色）张宏生、张晖合作）一文中，对于龙愉生奉汪锖卫旨意所办、时发表汉奸言论的《同声月刊》，也作了过高的评价。
应该说，《年谱》中提供了大量谱主在这一阶段的活动和思想情况，对于研究龙氏其人是很有价值的，“探讨和理解”也都可以作为当今的学术课題然而，著者希望通过上述工作，为龙氏的沦为汉奸找出不被人44苛责”的理由，则是走偏了方向。《年谱》的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对谱主的崇仰怜惜之情，甚至鸣冤抱屈之词。该书卷六，以《上海音乐学院关于龙愉生同志错划为右派的改正结论》、《关于龙榆生同志错划为右派的改正报告》和《悼词》
作结，给人以“盖棺论定”的感觉；但是这只是对龙榆生被错划右派的改正，至于《悼词》中未提龙氏的汉奸历史，而只说策反工作，也不过是追悼会的需要，是不能作为严肃的历史结论的。
龙榆生先生在1956年3月的《干部自传》中说广由于我痛恨蒋帮走狗在文教界的胡作非为，因而对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发生了同样的厌恶和绝望，动摇了我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将他沦为汉奸的原因归结到对44国民党反动府”的“厌恶与绝望”，这在当时，或许会是一种有效的托词。可是，身为高级知识分子，只因对抗战必胜缺乏信心，就公然投入敌人的怀抱，是怎么也说不过去的3其实此话应该换个角度看，龙氏与蒋介石派系似无联系，但对同属“国民党反动政府”首脑的汪精卫，却早就视为知己。结果，在代表抗战力量的蒋与代表卖国力量的汪的对峙中，龙氏竟荒谬地站到了汪精卫的一边。叛国投敌后的汪精卫对他稍示关怀，他马上就生出“感恩”心理。这种置一己私利于民族大义之上的行为，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糊涂的。
龙氏在《干部自传》中将自己描绘得十分天真。他绘声绘色地写道，1940年2月，汪精卫派秘书陈允文接他去“一叙久别之情”，汪对他说“国土快被蒋介石丢光了，我想在老虎口里争回一点算一点”，龙就“以为他是抱着4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来搞这一套的。我只是担心他要上日本人的当，不免遭到郑孝胥同一的命运，婉劝他得慎重一些”；龙并且强调他和汪谈话时没有第三人在侧，进门时也没有被搜查”，以示地位的特殊（《年谱》
九九、一百页）。这次谈话对于弄清龙氏落水”的来龙去脉至关重要，但在汪逆已死、别无佐证的情况下，龙氏的自述究竟有多大的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
接着，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四月二日，报载龙氏就任立法院立法委员这立刻招致友朋非议龙氏后来对人辩解说“事先没得任何消息”，一边却以当时“上海各种势力交叉，环境险恶，经过犹豫彷徨，辞去在沪所有教职，在一夜痛哭之后，离沪赴宁”（《年谱》一百页），连装装样子、表示“意外”的空隙都没有留。所谓各种势力”，无非是当时上海尚有抗B力量在活动，所以一成汉奸，顿感“环境险恶”，只有匆匆赴宁上任。而“非议”他的友朋，却并未感到“险恶”，仍然在上海生活、工作，甚至聚会、填词。此亦可见龙氏对于时局的认识相当清醒到南京之后，龙氏立刻投入了紧锣密鼓的伪组织活动，当月即作为筹委会委员参与伪中央大学复校車：七月，在汪精卫资助下，创办《同声月刊》；九月，中央大学复课，担任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同时担任汪精卫的家庭教师；其间还担任伪立法院长陈公博的秘书半年；十月九曰重阳节，与一批“落水”词人“登冶城，皆賦词十二月十一曰，其父在家乡辞世，他都没有回家奔丧。由此可见他自述的到宁之初曾向陈允文要求‘见汪辞职等了一个多月还没见到”，后来遂不了了之，也大不可信》
此时的龙氏，甚得汪精卫的优宠，在《干部自传》中，他坦然自承，汪每隔一两个月，请我去吃一顿饭，谈谈诗词”。龙以汪的知音自许，以为“汪也同样是个‘可怜人、他那内心的苦痛，是要百倍于我们的”。而汪也以龙为知己，除伪立法委员外，龙前后所抠任过的伪职，还有新国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陈公博的私人秘书，中央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训育长，伪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兼博物馆专门委员会主任，南京模范中学校长等。可见龙氏的境遇，决非在伪政权下任一般教员者可比。凡此种种，是不能以龙与汪之间的“私人友谊”来解释的。
在此期间，龙氏写下了相当数量的汉奸文字。在法庭上被举为汉奸罪证的有《我们拥护最高领袖汪主席》一文。而他为《同声月刊》所撰的《缘起》，也是一篇典型的汉奸文字，文中大谈此辈“乘时奋起”的必要，荒唐地提出“诗教兴国”，号召与正疯狂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的曰寇“同声相求，同气相应”，“尽泯猜嫌，永为兄弟，以奠东亚和平之伟业”。从中看不出丝毫“内心的苦痛”。故而此刊屡得曰本“汉学家”的嘉赏。
如果一定要为龙氏的“落水”找借口，那就是龙氏旧日的友朋中，先后落水”者颇有其人。最重要的当然是汪精卫，汪是朱彊邨任广东学政时的门生，而龙氏向以朱彊邨的衣钵继承者自居。对于朱彊邨先生，这真是始料未及的悲剧。此外，抗战前夕，龙氏与赵尊岳、梁鸿志等书信往来亦甚密。1942年重阳桥西草堂聚会，当时廉集南京，与汪伪政权有各种联系的文化人，多达数十人。这种“同声相求，同气相应”，或许曾减弱他或他们的廉耻感。
应该承认，在抗战后期，龙曾做过一些有益于抗战、有利于民族的工作，如参与策动伪军起义等。此时龙的思想情况也很值得探究。他既有意策反伪军，而且有机会接触到国民政府以至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却始终没有脱离汪伪政权的表示。甚至到了日寇投降，他还坚持着维持残局；甚至在审判汉奸的法庭上，他还坚持为已死的汪精卫辩解，大谈对汪的感恩知己之情，许多人对此不能理解，实则龙氏是十分聪明的，寧巳至此，他只有一味装糊涂，才能于无可辩白之处行辩白，以期赢得旧曰文化界友朋的“理解之同情”。他的这一目的是达到了的，夏敬观就曾“惜其不识相”，夏承焘也以为他是“一念之误”。陈从周谈到他时“有一语极伤心”。还有人以为龙氏系一书生，重判十二年，不免有些冤枉”结果不到三年，龙氏就被人设法营救出狱。
他一生坚持记日记历四十余年不曾间断”，立遗嘱时首先对此做郑重交代，却自行将任伪职五年期间的曰记毁去。可以揣測，这些曰记必不能证明他后来所说的“苦衷”和“苦痛而有对他来说不宜公诸于世的内容。
凡此种种，都说明龙榆生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糊涂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