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冀野十七岁就以“特别生”的名义，被破格录取入东南大学国文系。据唐圭瑋先生说，卢冀野在东南大学求学时期，就十分活跃，东南大学最早的学生刊物，就是冀野一手搞起来的”。也是在东南大学，卢冀野遇到了当时在散曲、戏曲研究方面堪称独步的吴梅先生，不但在学生时代就参加了吴先生组织的潜社的活动，而且身为年轻后辈就得以参加词学名流的如社雅集，这也决定了卢冀野一生与散曲、戏曲的不解之缘。他的一生事业，实輦端于此时。他的一生中，也几乎没有离开过教职，曾先后在金陵大学、中山大学、光华大学、成都大学、河南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
1950年代初，中央大学易名，南京大学对原教职员工有三种办法：重新聘任，经过学习与“思想改造”重新分纪，不做任何安排。在此过程中，卢冀野落聘，连像唐圭璋先生那样去华东革命大学学习的机会，都没有给他。
卢冀野先生
据卢冀野的子女说，周恩来曾召卢冀野进京一次董必武来南京时也接见过卢冀野，然而让人不解的是，这都没有能改变卢冀野的失业境况这是让人很难理解的卢冀野逝世后，家境十分窘迫。朱禧先生《卢冀野评传》中说到广经唐圭瑋介绍，他的藏书全部捐给了长春师范大学。学校给了500万元（旧币）的奖金”。长春师范大学现为东北师范大学，该校在1984年出版过一部《古籍善本书目解题》，因为没有注明流传情况，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是卢氏“捐”去的藏书。
对于半个世纪以来卢冀野的消失，他的同时代人有过种种说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大约是说卢冀野与国民党政权走得太近，太“右”。朱禧先生的《卢冀野评传》（江苏古箱出版社1994年版），是近年来第一部系统研究卢氏生平业绩的著作，做了许多艰苦的材料搜集与整理工作，但也嫌从政治上着眼过多。
其实综观卢氏一生，他的立足点显然在文化而不在政治。他与同时代各方面的文化人交往都很密切，并不论政见。1927年国共两党分途之后，卢冀野始终以兄弟纷争、龕豆燃萁视之，他从来没有对其中的任何一个表示过仇恨口他积极参与过国民参政会的活动，以“四参国政，两度天山”为自豪，主要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化抱负。对两方面的学者文人，他更是一视同仁》有研究者将这看成他政治上的糊涂，然而面对日寇的侵略，卢野义愤填膺，写出了大量鼓吹抗战的诗文，其中的词作后来结集为《中兴鼓吹》，颇受好评。我们最多只能说他是一个善良的文化人，在民族气节问题上，他从来没有糊涂过。
如果一定要为卢冀野作一个“鉴定”，我想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少年得志的文化抱负太大的南京人。作为实现这种抱负的主观因素，他的能力是够的；而为了得到实现这种抱负的客观条件，他必须与现政权合作。同时，作为一个南京的文化人，他把南京人的忠厚和宽容发挥到了极致；作为一个少年得志的文化人，他则违背了南京人对名利的淡漠态度和对统治阶层的疏离传统。
如果一定要总结卢冀野的“人生教训”，我想，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那句老话或许是合适的：
博学并不能使人智慧。
也正因为卢冀野的被人遗忘，他的许多著述同祥在渐渐消失。《全清散曲》里收入了他的《饮虹乐府》，
《齡游心影》书影
卢冀野著作的旧版本，我见到的就不多。前几年可能是他的作品近半个世纪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重印了。他的著作中被引用最多的，则是《冶城话旧好几种辑印的关于南京的散文集中都有选载。他主持编纂的书藉中，只有《南京文献》在1991年完整地重印过，也只印了五百部，我为这次重印撰写了《影印说明》去年曾有朋友问我，是不是可以考虑出卢冀野的全集或文集，我说难，一是卢先生的著述，如果连同整理编校的东西，总量甚多，收集难度大；二是曲学而今已几成绝学，编辑难度大；三是卢冀野这个名字湮没多年，出版后的销路难以估计。
买过一种《新疆见闻》，价不过十数元。今年十二月初见到资州文通书局1941年11月初版的《黔游心影》），已是非百元不售了。据书主说《卢冀野评传》中未提及此书，可见存世之少。我最后还是下决心买了下来，一则乡邦文献，不忍任其流落；二则此书以毛边纸印线装，在抗战期间西南地区出版物中，印刷装帧质量之好是少见的；三则书中的部分散曲作品，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译成了英文，附在中文后面，也是新鲜的话题：最后，朱禧先生《卢麄野评传》中，确实未提到这本书，只在《年表》中提到卢氏在194年“秋游贵州”，十一月“在贵州广播电台播讲《文学史上的贵州》，后收入《民族诗歌续论》”。
但是《黔游心影》中的作品，并不能算佚文，因为后来被卢氏打散编入了《饮虹乐府：凌景埏、谢伯阳先生编《全清散曲》时，也巳将《饮虹乐府》收入。
《黔游心影》书前，有作者《引言》四节。第一节叙贵州之游及书成经过：
民国三十年十月十九曰会发海棠涘历九日而抵青筑。是役也，座国立贵阳师范学院院长王先仁先生讲学之约3居筑逾旬，将以十一月十日北；3陪都举所见山川风物，留连光景，抚今怀旧之情，悉寄诸北曲，得如干首，题曰《黔游心影》第二节叙自己“纪游之作，曲多于诗”的原因；第三节叙与杨氏夫妇的结识：
斯游获订新交，亦余一大快事。《心彩》中词之英译，
皆出贤梁孟手鸿爪雪泥，不可谓非文学因缘也。
（第四节）叙编排体例。
集中共收散曲二十七題四十二首，附有英译者八首。从出版时间看，这些作品当都是卢氏逗留贵阳期间完成的，其创作之勤，可见一斑。其中不少虽是怀古之作，亦不无讽今之意，如《双调清江引武乡祠相传为杨文骢故宅》西湖路南祠在否，卓荦杨龙友。千秋洵美堂，不与瑶翁偶，于生死间遮万口咏杨龙友以身殉国，于生死间划清了同奸臣马士英的界限，激赏其民族气节，在当时自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也有咏即时情景的，如《商调梧叶儿贵阳七唱》，有两首写到了雨，让人想起“贵阳三大怪”中的“天无三日晴”；也有咏民族风情的，如《越调天净沙苗舞》广连环结住纤腰，淡青裙子三条，舞向花街最好。六声欢笑，花溪花里花苗。”作者还特别注明，“六声”是一种不同于芦笙的乐器；也有咏友朋交往的，如《责阳七唱》中“赠杨宪益兄暨戴乃迭夫人”的“园林趣，新雨多。庭上女鸠摩。杨夫子，吟共哦，笑呵呵。（传）译出离骚九歌”。
据说杨氏夫妇“平生愿望，次第《风M骚乐府》，下逮词曲，鞮译成书，流播海外。《九歌M陶诗》及温飞卿《金荃集》，定稿过半”。对这一宏伟计划，我孤陋寡闻，不知后来完成了多少。时至今日，中国的翻译家们，仍是从車外译中的甚多，从事中译外的极少。国外的末流小说、无聊文字大量输入中国，而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和当代优秀作品，却很少输出国外，好像中国人小心眼舍不得似的，
值得一提的是，卢冀野1920年代末在金陵大学教课时，就曾有以英文入小令的尝试，那是一首《一半儿》：
样伦、戈淺果如何诗国新开碧眼科。李、杜、苏、黄未必多，你知么？一半儿”焉斯”此书的发行人华问渠，大约就是文通书局的主人。版权页上标明文通书局印刷所地址是贵阳西郊华家山七号，集内有《双调河西水仙子过华家山房赠问渠长兄二首其一是好山围住聚松涛，家有图书手还钞。鸟鸣几案无尘到，（且）开怀茅一禁瓤”，透露着其藏书钞书的消息。
朱禧先生《卢冀野评传》中，曾提到卢氏与杨宪益先生的些交往：
卢冀野的老朋友杨宅益，抗战胜利以后也随国立编译馆到了南京，并参加了地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其和因成立以后杨宪益是民革南京市委的常委，又是南京市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他体谅到卢冀野的郁闷便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介绍卢冀野参加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陡卢冀野能有机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至于大孤独。
可是在1980年代初，朱禅先生向杨先生了解卢氏的情况时，杨先生在复信中是这样说的：
龙野倒是我的老朋友，但他早期（少年时期）研究词曲的成就方面我知道的很少，手头也无责料，他的照片手头我也没有可以肯定杨先生没有向朱禧先生提到过这部《黔游心影》，否则朱禧先生不会不列入卢氏的年表与书目中。对于当年在贵州的相识与交游，杨先生大约也淡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