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尼克松携夫人走下舷梯，向前去迎接的中国总理周恩来伸出了手，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从这一刻起，中美两国结束了20多年的隔绝状态，国际关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定下宣传基调明确报道方针
1971年7月15日的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代表告诉我：“美国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来我国访问，明天（16日）将发表一份《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你先做好播出《公告》的准备。”他特意嘱咐：“要绝对保密。”
“绝对保密”，是广播工作者的一条基本原则。这条消息当属最高机密，一旦事先走漏风声，不仅会刮起国际新闻旋风，还可能会给刚刚开始的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不利影响。既要“绝对保密”，又必须做好播出工作，电台在安排播出中，经常是在两者的结合点上做好文章。
作好《公告》播出的准备，按照常规这不是什么难题，一是时间不紧急，二又不是大文章，轻车熟路。但这次有许多个特殊。从总的方面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且尚未建交，《公告》的播出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从新闻节目的编排次序来看，多年来有一种不成文的规定，总是把国内消息摆在头几条的位置，而其中又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重要的政治活动等。尽管《公告》是世界级的重要新闻，但不可能占据主要位置，那么如何安排合适？除此以外，还有同一新闻节目中，《公告》前后内容的协调，总共播出的次数，全天节目的气氛，播音基调的把握，国内外反应的处理等，都必须严格掌握口径、把握分寸，做到恰到好处。这一切都必须由上级决策。
《公告》的播出时间是由中美双方商定的，定于北京时间7月16日上午10点播出。这对我们来说不是广播的好时间，这时候的听众不多，又不作预告，不容易引起听众的注意。这一时间的确定，更多地是考虑到美方的要求。北京时间16日上午10点，正是美国15日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这无疑是美国广播电视收听和播放的黄金时间，善于利用电视制造舆论的美国要人，自然想利用这个时间段扩大影响，造成轰动效应。
《公告》的播出是这样安排的：按照正常的节目时间表，中央台长期保留着10点新闻。《公告》属首次播出，放头条，另配发国内新闻，不含有反美的内容。播音基调保持客观、平静。当时提出不有意突出也不存心降低播音基调，是有针对性的，播音员对这件事的不同理解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在实际录音时，播音基调仍显得偏平偏低，播音员已认为不适当，提出重录，而监听录音的编辑却认为“可以了”。后来审定节目时，还是决定重录。16日上午10点钟，中央台准时播出了《公告》：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年7月9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公告》中的每一个字都经过反复推敲和磋商，都有其丰富的内涵，除了反复出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双方会晤不是针对第三国以外，《公告》的最大特色是突出了“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才是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出邀请的。这种区别于以往的别致的邀请方式，表明了尼克松来访，美国方面是主动的。
在美国，《公告》是由总统尼克松直接发布的。在中央台播出《公告》的同时，尼克松总统喜形于色（这是罕见的）地走进了设在洛杉矶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在当地时间下午7点钟（华盛顿时间晚上10点），面对新闻记者和美国观众，发表被他称为“事关国家大局的重要的”简短公告。这消息像一阵飓风迅猛吹遍了美国和西方世界，使许多国家的领导人晕头转向。
中央台首播《公告》之后，随之对《公告》的整个播出做出安排。《公告》播出一轮（24小时）7次，不多不少，不冷不热；排列次序安排在一次新闻节目的中间偏下位置；紧挨《公告》的上下，不排列反美的消息和文章，气氛适宜；新闻节目的提要中只用标题《公告》，不摘发内容，不突出哪一方面；中央台全天节目淡化反美气氛，也不把反美的内容都剔除干净，不给人以错觉，产生误导。
这一播出原则，竟成了后来基辛格多次来访的报道“模式”，如1971年10月5日播出基辛格二次访华的《公告》时，晚上10点首播放头条，《新闻报摘》和其他新闻节目中放中间偏下；对台湾广播的普通话、客家话、闽南话节目中多播出一次（现在看来可多播几次）；对少数民族广播的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朝鲜语和藏语节目各播出一次；中央台的纪录新闻不播。不仅广播，《人民日报》等报纸对《公告》的版面安排，也总是固定在一版的右下角（从面对报纸而言）偏上一点的地方，这成了“基辛格的位置”，进而演变成了美国要人来访刊登消息的位置。
《公告》播出后，宣传上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新闻界也提出了许多认识和思想上的问题：在宣传报道中反美还要不要提？对反美报道的政策、策略、口径如何掌握？对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如何表示支持？听众纷纷给中央台打来电话，要求回答上述的种种问题，电台工作人员怕接电话——那时候，听众认为中央台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代表党中央和政府的，都是政策口径，谁敢贸然回答？而且，那个时代谁敢拿政治问题去冒险？经反复研究，确定了宣传上的三个不变：一、揭美反美不变；二、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反美斗争不变；三、处理中美关系中坚持的原则不变。同时力争做到变中有不变，基本立场和原则不变；不变中有变，斗争策略和具体问题有变。
尽管中美双方愿意建立外交新格局，但原则的分歧不少，其中主要集中在台湾问题上。我方要求美国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人民的内政，美国必须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出一切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美蒋间签订的1954年安全条约必须废除。这些要求后来被归纳为中美关系三原则——断交、撤军、废约。而我们的接待方针是不卑不亢，不冷不热，以礼相待，不强加于人。我们的宣传自然要服从和服务于整个的战略构想和战略部署，服从和服务于我国的外交路线，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利益，这是我们安排和搞好这次宣传报道的依据和归宿。
宣传报道细节的制定与准备
对尼克松访华的宣传与报道，是严格按照事先布置的原则与步骤进行的。我国每年都邀请一些国家元首来访，其接待规格和礼仪很有章法，宣传报道也很有章法，但接待美国总统却有些不同：一、中美未建交；二、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到中国来访的总统；三、他的影响在西方首屈一指；四、国际上密切注视着这次访问。正因为如此，在接待和宣传上都有许多特殊性。
尼克松摆出庞大阵容，代表团正式代表12人，非正式代表22人，加上后勤、保卫、记者和技术人员共391人。这是经过双方多次协商大大压缩了的数字。据了解，尼克松访问南斯拉夫时代表团多达690人。就随团新闻记者而言，访南时100多人，这次访华的随团记者87人，加上广播、电视、电影等技术人员共160多人。
尼克松访问一直坐自己的专机，有一套完整的通讯设备，还要带防弹汽车、众多的保安人员和自己的厨师。我们则强调中国是主权国家，凡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访，在中国境内必须坐中国的飞机、汽车，接受我们提供的安全和技术保证。开始，美方怀疑中国的能力，由于我国坚持主权原则，不作让步，最后还是同意由中国提供专机和红旗轿车。
在尼克松看来，隔绝了20多年的中国是一个神秘莫测、不知如何打交道的国家，他从来没有像这次出访这样做那么多的准备，从阅读有关中国的文件、书籍，看录像资料，请人面授中国的礼仪风俗，甚至具体到了如何用筷子。
当时中美之间没有正式外交关系，所以尼克松的来访不是国事访问，检阅三军仪仗队，但不组织欢迎群众，不献花，也不通知各国驻华使节。尼克松车队经过的沿途，北京街道两旁和天安门广场，既不组织群众欢迎，又不能空旷无人，要布置得恰到好处。
美国总统的出访总是伴随着强大的报道阵容，这既是美国信息社会的特点，也是一种政治需要。出访期间，需要每天举行新闻吹风会，要通过卫星传递广播电视节目，并随时进行广播电视的现场转播。
美国总统很会利用舆论，尤其重视广播电视，事先特意安排在美国听众和观众最多的黄金时间播放总统访问的消息，现场转播总统的活动。为此，美国的广播电视技术人员提前几个月来到北京、上海，建立卫星地面转播站。对于报道活动，我们是积极支持的，但同时又坚持不能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美国的转播站。经谈判达成协议：地面转播站由中国把美国的设备买下来，然后美国租用这个转播站，建站和租站所付的费用大致相抵。不仅如此，美国运来的电视转播车也必须交给中国的司机驾驶。这些原则成了以后宣传报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1971年11月开始，首都主要新闻单位就开始为尼克松来访的宣传报道做准备，按照统一要求，各新闻单位开始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落实。因为这是一件世界瞩目的大新闻报道，准备工作也就得特别认真。除了事情的本身以外，要把国内人民（包括台湾人民）的思想情绪、把友好国家和敌对国家的反应考虑进去，要把过去反美斗争的宣传和尼克松访华后中美关系宣传的连续性考虑进去，确定宣传报道的原则、政策和策略。
宣传的总原则是接待方针的具体化，解决中美关系的原则不变，揭美反美不变，支持世界人民的反美斗争不变。但尼克松总统是我们请来的客人，当然不能在客人在的时候，喊“打倒尼克松”、“打倒美帝”。既不能把反美气氛搞得很浓，也不能把反美的内容都剔除干净，国际上发生了有关反美的事件也不能缄口不言。当然，我们也不能放弃宣传自己的大好机会。
这次中央台的宣传报道分直接和间接两部分。直接报道是指与尼克松总统访华活动有关的报道，间接报道是指除此以外的其他报道。
体现接待方针和接待规格主要反映在直接报道上，凡是双方的活动如会见、会谈等，都要报道，以报道我方的活动和观点为主；凡是尼克松一行的主要活动均发消息，突出尼克松，兼顾罗杰斯和基辛格，尼克松夫人的单独活动另发消息。尼克松访华举世瞩目，外国记者云集北京，必须重视新闻的时效，但时效要服从于政治，重要消息必须审定后播出。有的由我们先讲出去，更多地是让美国记者和其他外国记者先去讲，我们发稿量适中，让外国记者多发。他们先报道、多报道比我们去讲更容易被人所接受，对我们更有利。除了按照总的精神把握好国内问题的报道以外，密切注视着国际事件的发展动向，一般国际事件的报道照常，反映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涉及批评美帝、尼克松的一般暂不报，需要报道的事件把“美帝”改为“美国”，不点尼克松的名，不作专题报道，不发表评论，只作客观报道。对于有的国家借尼克松访华之时故意搞一些动作，来试探我们的反美态度，要保持不受其影响。凡是与访问有关的报道，严格按照中央的精神去做，严格防止乱指挥，防止听小道消息，防止以感情代替政策。中央台的直接报道部分由新闻节目承担，其他节目都不参与，这样不仅便于政策口径的掌握，也便于播出次数、时间安排和播音基调的掌握。同时，可以根据双方会谈的进展情况，及时调整报道的温度，如会谈比较顺利，进展大，则升温；与此相反或国际上发生了重大的反美事件，则降温。
为了切实掌握好全台的宣传报道和节目安排播出，在中央台成立了宣传把关小组，实行集体办公制度，从2月20日美国先遣人员和美国记者到达开始，每天早晚各研究一次宣传报道情况，并审听和安排全台播出。实践证明，在遇有重大紧急宣传的情况下临时成立宣传报道小组进行集体办公，是保证准确及时安全播出的一种有效的好形式，尤其在节目多、环节多、头绪多的情况下尤为可行。后来的几次重大宣传中央台都是依样行事。
北京成了世界新闻的中心。参加采访的除了我国几大新闻单位的30多名记者以外，随尼克松来访的美国记者87名，常驻中国的记者30名，临时申请来采访的记者20名，记者之多历史上少有。为了既保证安全，又满足要求，参照外国的做法，采取了近距离采访和远距离采访的两种划分。所谓近距离采访，记者在几米以外，人数不宜多，确定的原则是工作需要和采访特点，中国方面有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当时为“北京电视台”）等单位的记者。美国方面由我方限定近距离采访的人数，由美方内部去调整。第三国的记者都被拒于近距离采访之外。但是美国记者能否接受这种分层次的方式呢？据了解，美国在白宫草坪举行欢迎外国元首的仪式，就是采取这种方式，许多记者被阻挡在栏绳以外。美方从传统做法出发，每天两次新闻吹风会，介绍会谈的情况、气氛和访问的花絮，实质性内容不多。为此，在民族文化宫的西厅设了新闻中心，安排美国记者住在民族饭店。后来的新闻吹风会，是美国政府新闻秘书齐格勒主持的，他在记者圈混得很熟，有些记者为他保驾护航。吹风会是利用记者、管理记者的一种可采取的形式。外国记者很辛苦，他们很少能坐下来吃一顿饭。尼克松总统去上海之前，美国方面在民族文化宫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记者从头到尾在场的不多。电视摄影记者常常是一个人单独行动，顾不上吃饭更是常有之事。这些做法，日后也为我们的媒体提供了参考。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启程来中国访问，美方发了消息。按照惯例，一些国家的元首访华，我们事先作预告、登照片和简历，对这些元首启程来华的消息则一般不发。但当时美国与我国尚未建交，尼克松的来访事先不作预告，不发照片，当然也就不会发启程消息。
第二天，毛泽东催问：尼克松起程这么久了，消息为什么不发？新华社赶写了消息送周恩来总理审批。消息原稿中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尼克松和他的夫人2月17日乘飞机离开美国首都华盛顿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访问。”周恩来审稿时，在“来”字之前加了一个“前”字。周恩来说：“有‘前’字，广播念起来顺口。”2月19日，中央台播出了这条消息，共播出了7次。
中美关系改善引起涉美宣传报道变化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尼克松的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中央台于中午12点播出了尼克松到达的简讯，这是为了赶时效而专发的稿件，然后预告将再作详细报道。这是新闻报道中常用的形式，可在当时，却是一种破例。随之，中央台进入了尼克松访华的紧张而有序的宣传活动。毛泽东会见尼克松，周恩来与尼克松的多次会谈，双方举行的有关活动等，外表看起来报道量不大，也没有气氛的渲染，但内部的工作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整个报道随着会谈的进展而逐渐升温。2月28日在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关系新纪元的开始。《公报》中重申了我国对台湾和重大国际问题的原则立场，美方则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在我方要求美国与台湾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上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世界媒体纷纷就此评论说“中国取得了胜利”，“亚洲和世界的紧张局势缓和了”。苏联媒体则说中美接触是为了对付自己。而我们的公开报道则体现了冷静和清醒——对《公报》的评价不炫耀是我们的胜利，报道各国的积极反应而不散布太平观念，着重强调要落实《公报》精神，中美双方今后都要按《公报》的原则办事。
原则虽然没有改变，但《公报》的发表给过去传统的反美宣传带来了政策和策略上的变化，比如讲“美国”、“美国政府”多了，而讲“美帝”少了，点尼克松的名字就更少了。《公报》的发表带来了对台湾宣传的变化，对“美帝国主义立即从台湾滚出去”等提法作了相应的变化，对台湾宣传的方针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公报》发表后就全球战略的提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公报》的发表又一次出现了全球性的“中国热”，许多国家进一步调整与中国的关系，英国、荷兰、西德、希腊、日本纷纷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也有的国家由此与我国的关系而疏远。为了适应这一系列的重大变化，我们的宣传报道方针也作了必要的调整。
到3月1日，中央台的宣传活动维持尼克松访华期间的口径。3月2日至4日，美国部分人员未走，维持与先遣人员到达时相同的宣传口径，作为过渡，开始有控制地播出有揭美批美内容的文章，并开始播出样板戏《奇袭白虎团》等；此后开始播出《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等歌曲，逐步恢复正常播出，但这个“正常播出”实际上已经不是尼克松访华前的简单重复了。
（作者杨正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