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左右，诗人臧克家接受媒体采访，又谈到了当年《诗刊》创办时，向毛泽东征稿的情形。但是，那份致毛泽东征求诗稿的信函是谁起草的，是如何起草的？臧克家却“记不清了”。记得起的，是最后自己用毛笔抄写到信纸上的。其实，这封一下子打动了毛泽东的征求诗稿函，是诗人徐迟起草的。可在此之前，是另一位诗人冯至的一句话，点燃了他起草这封信的激情。
撰写征稿函
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经有关领导同意，决定创办一份《诗刊》杂志。这份杂志，由诗人臧克家担任主编，徐迟、严辰任副主编。在组稿过程中，大家都希望能够在创刊号上，发表毛泽东的诗作，可不知能否获得毛泽东的同意。当时，在一些文章的引用中，以及群众抄录的文字里，都有毛泽东诗词在流传，可是，由于大都并非正式发表，辗转传抄间，字词甚至句子都有不能统一之处。当时《诗刊》编辑部，就陆续收集了毛泽东的八首诗词。他们便想请毛泽东订正，并希望能得到毛泽东将这些诗词在《诗刊》正式发表的允诺。
可是，想来想去，大家都觉得这事大不容易。毛泽东当时的忙，可想而知；同时与《诗刊》同仁并没有什么特别交往。此时冒昧相求，大约不会得到什么回音的。可随着创刊号发行日子的临近，《诗刊》同仁间这样的愿望倒更加强烈起来。身为副主编的徐迟，曾对大家说，要想得到毛主席的同意，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大家一起来动脑筋，想出一句话，告诉毛主席。这句话必须是他一听就可以立即答允给我们他的诗词的。只要想出这一句话，只许一句话！
徐迟这样说，大家以为笑谈。要想用一句话来打动深通文字的毛泽东，太难，甚至不可能。于是，大家便不去想它。可是，有一位诗人却注意到徐迟的提示，他并没有将此作为笑谈，而认认真真开始想这样一句话。他就是著名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家、诗人冯至。
冯至当时在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授，他是《诗刊》的积极参与者，也是主张发表毛泽东诗词的倡导者。听到徐迟的想法，他便开始了认真琢磨。当年11月，徐迟又一次去了北京大学燕南园，在冯至家里闲聊。聊过一个上午，又在冯家吃午饭。说着说着，又扯到给毛泽东写征诗稿函的事。这时，冯至突然冒出一句话来，是他想的徐迟需要的话。徐迟一听，跳了起来，大叫：“就是这句！”
回到编辑部，徐迟迅即以他诗人的激情，以冯至的这句话为骨干，完成了一封致毛泽东的既亲切真挚，又强烈表达意愿的征求诗稿信函：
亲爱的毛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决定明年元月份创办《诗刊》，想来您喜欢听到这个消息。因为您是一向关心诗歌，因为您是我们最爱戴的领袖同时也是我们最爱戴的诗人。全世界最爱戴的诗人。
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给我们一些指示，给我们一些支持。
我们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您的八首诗词。那八首大都已译成各种外国文字，印在他们的《中国诗选》的卷首。那八首在国内更是广泛流传。但是因为没有公开发表过，群众互相抄诵，以至文句上颇有出入。有的同志建议我们：要让这些诗流传，莫如请求作者允许发表一个定稿。
其次，我们希望您能将外边还没有流传的旧作或新诗寄给我们。那对我们的诗坛，将是一件盛事；对我们诗人，将是极大的鼓舞。
我们深深感到《诗刊》的任务，美丽而又重大；迫切的希望您多给帮助；静下来要听您的声音和您的吟咏。
信写好之后，大家传看，均感满意。主编臧克家亲自用毛笔将信抄录一过，并署下自己的名字；副主编徐迟、严辰及其他编委，也都一一签名。当时的落款时间是1956年11月21日。
聆听毛主席妙语论诗
信函发出时，附上了收集来的《沁园春·雪》等八首诗词。大家都怀着企盼的心情等待着。可是，到了年底仍没有复音。因为准备1957年1月创刊，《诗刊》已经准备发排了。新年元旦刚过，毛泽东秘书田家英打来电话。当天正好徐迟值班，田家英说：“你们给主席的信，收到了。主席问什么时间发稿？”徐迟高兴地回答：“万事俱备，只等毛主席诗词了。毛主席诗词什么时候可以给我们？”田家英没有说具体时间，只说主席同意发表。徐迟听说后，异常兴奋，他立即打电话告诉臧克家，臧克家当然也很兴奋。元月12日，《诗刊》编辑部又接到电话，说中共中央有重要信函送来，让负责人在编辑部等候。一会儿，文联总收发室打来电话，说中共中央急件送到。正在等候的刘钦贤立即跑去取回。编辑部当时徐迟在，接过信函，拆开来，毛泽东的一封信和诗词稿，呈现在眼前。《诗刊》寄去的八首诗词，毛泽东认真作了校订，此外，他还将各个时期的诗词作品，添加了十首。这样，数量就大大超出了《诗刊》同仁的期望，成了十八首。这且不说，毛泽东还有一封亲笔信，也同时寄到：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贻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对诗词的兴趣，不仅满足于书面。过了两天，元月14日，臧克家又接到《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诗刊》编委袁水拍的电话：“毛主席要接见我们……”作为《诗刊》主编，臧克家获得了受到领袖接见的殊荣。到了中南海颐年堂后，毛泽东与他们谈了许多。当然，主要的是谈诗词。后来许久臧克家还记得，毛泽东说到了李白杜甫。对杜甫，毛泽东虽然肯定，但却更欣赏李白。这当然与毛泽东的浪漫气质相关。毛泽东还提到了臧克家的山东同乡、明代的诗人李攀龙。可惜，臧克家没有读过这位诗人的作品，所以无从应对。
现代诗人，毛泽东提到了王统照、汪静之、陈梦家……对新诗，毛泽东评论说，新诗太散漫，记不住。应该精炼，大体整齐，押大体相同的韵。对旧体诗，毛泽东以为，《诗经》以四言为主体，后来由四言发展为五言，现在民歌大都是七个字，四个拍子，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是时代的需要。要在民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看来，毛泽东对旧体诗更感兴趣一些。
接下来，毛泽东转过话头，对臧克家说：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的文章，我读过了。臧克家便趁机将自己对“咏雪”理解中的疑难提了出来：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样理解为好？毛泽东反问：“你看应该怎样？”臧克家说：改成“蜡”字好一些，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就可以相对了。毛泽东略略一想，对臧克家说：“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后来正式发表时，这个字便顺遂了臧克家的建议改了过来。
当时国家经济比较困难，连印刷《诗刊》需要的纸张也不足。臧克家便当面向毛泽东提了这个问题：“文化部负责人说纸张困难，我们一再要求，只答应印一万份。太少了。”毛泽东问：“你看印多少好？”臧克家回答：“五万份。”毛泽东想一想，便拍板说：“好！我答应你们，印五万份。”后来臧克家认为，这说明毛泽东着眼不仅在纸张，而是充分估计了诗歌的意义和影响。
《诗刊》热销引领风尚
随之而来的一切似乎顺理成章。刊载有毛泽东十八首诗词的《诗刊》创刊号，一问世便在群众中形成了排队争购的场面。由于毛泽东发表的全是旧体诗词，也引起了社会上一些喜爱古典诗词的旧文化人的兴味。一时间，旧体诗词的创作，也形成一种特别的风气。当然，以郭沫若、臧克家、张光年等人对毛泽东诗词的解读文章，也充盈着多种报刊的版面。渐渐，以诗歌来表达社会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就成了一种潮流。1958年社会“大跃进”，诗歌也大大发挥了其夸张想象之功能，成了一种其他文体难以表达的代言。从略远处望去，与当时领袖对诗歌的倡导，不能不说有极大关系。
历史的行走，有时是很难预料的。从毛泽东发表这十八首诗词来看，它的得以面世，与《诗刊》编辑部同仁的愿望有关系，自然，徐迟写的这封充满真挚情感的信函功不可没。在徐迟自己看去，却又与冯至先生的一句精彩的，使毛泽东一听而被触动的话相关联：“我们请求您帮我们办好这个诗人们自己的刊物……”请想想，哪位诗人听到这样的话能不心动？不愿立即将自己的诗词作品奉献出来？所以，冯至逝世后，徐迟写了一则短文《悼冯至》，其中还特别说：“是的，正是冯先生，想出了这一句巧妙的话。智慧之神通过他说出了这一句话来了。”这句话，表面看去，似乎并不多么特异，按徐迟说法：“这句话，我过去讲过，那样聪明的话呵！过去我说了，但并没有多少反应。我很奇怪，我们对于智慧怎么能无动于衷！”
对这句话的作用，徐迟甚至这样估价：“反正是确有这回事。一句话，换回来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和《毛主席的一封信》。”不过，从实际估量，当然并非冯至的这一句话，还有徐迟的妙笔成章，还有《诗刊》同仁的热望……可是，让人惊异的，这后来的一切，都实在因为这一句话的引发。一切事物，历史发生、发展，均需有契机，冯至先生这句话，应当视为这件大事的契机才恰当。
（作者杨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