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之后，张煌言向真腊国王奔哈托正式递交国书。这封国书一式三份，分别以中文、高棉文和通行于东南亚地区的波斯文写就，主题由朱由检亲自撰写，当然也经过了徐光启等人的润色，使之更有文采。
过去大明的国书一般都流于形式，无非是说些“该国国王事明甚恭，朕当厚赏之”之类的套话。这回却不然，国书的篇幅非常长，里面尽是“干货”。其内容主要包括：
一，向真腊示好。朱由检开篇明义，并不像明朝过去的国书那样，先强调对方要如何对自己恭顺，而是指出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关系一向融洽，并特意用“友邦”称呼真腊。虽然看似只是简简单单两个字，意义却非同寻常，因为长久以来，中国一直是真腊的宗主国，而且双方都认可这一点。现在朱由检主动提“友邦”，友就是朋友，朋友之间自然是相互平等的，这就等于是大明主动放弃宗主国的身份，只不过还没有明确说出来而已。
二，请求与真腊加强联系。从官方层面，此次派张煌言出使算是第一步，后面便是邀请真腊遣使回访。过去明朝的藩属国进贡标准是三年一贡，但不是强制要求，几十年不来也无所谓。其实倒不是真腊不愿意来进贡，事实正好相反，所有藩属国都希望多进贡，因为明朝对属国实行怀柔政策，有贡必有赏，而且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强大实力，赏赐远远超过进贡，时间长了，便成为财政上的沉重包袱。后来规定三年一贡，美其名曰减少属国的负担，其实是明朝自己负担不起了。
现在朱由检则提出，希望两国每年至少要互访一次，不单是真腊使臣来明朝，明朝使臣也要继续出访真腊。而且视真腊国的意愿，两国还可以互设使馆，互派大使，把官方的交往常态化。另外，朱由检也邀请真腊国王奔哈托在方便的时候访问大明。
而从民间层面，朱由检指出两国地理位置不同，物产各异，通过贸易互通有无，对两国都是有利无害。可是现在两国的民间贸易还是空白，一是隔着大海交通不便，二是语言不通。在语言方面，朱由检希望多派一些学员到真腊学习高棉语，真腊亦可派人来大明学习汉语，费用可以由大明出。至于海运贸易，则着使臣张煌言当面详谈。
第三，朱由检希望和真腊签订友好条约。这又是朱由检对藩贡体系的一大挑战，过去中国不论任何朝代，都极少和外国或是异族签订条约，一般都是以圣旨示恩，对方则上表称臣，虽也落了文字，但性质等同于书信，和真正意义上的条约大有区别。
要说真正的条约，恐怕就得数得上宋辽的“澶渊之盟”了，但那是在辽国的军事压力下被迫签的，明朝开国以来自认为“天朝”，当然不愿意搞这种东西。包括后来的俺答封贡，仍是以圣旨封俺答为顺义王这种形式。
但是在这封出自朱由检圣意、并未与阁臣商量的国书里，朱由检明确提出，希望拟定一个双方满意的友好条约，两国同时签署生效。条约的内容主要包括两国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内容，简而言之，就是朱由检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直接给搬了过来。一旦签署了这个条约，原有的藩贡关系即时废止，其意义之重大自然不言而喻。
奔哈托及他的大臣们花费了大半天时间，认真地研读完国书，出乎张煌言意料的是，他们居然不认同“友邦”的身份，坚持认为真腊是大明的臣属，不敢与大明平起平坐，恳请大明皇帝重降恩旨，正式册封奔哈托为真腊国王。
对此张煌言刚开始确实有些不理解，因为按照人之常情，谁也不会心甘情愿给别人当奴仆，国亦如此。现在大明主动提升真腊的地位，真腊却不领情，实在让人费解。
可是听完奔哈托紧接着提出的要求，张煌言就明白了。原来奔哈托仍是要求大明出兵帮主真腊收复国土，只要大明肯出兵，真腊什么条件都答应。
这样就好理解了，因为如果真腊与大明是“友邦”这种平等关系，一国有难，帮是人情，不帮是本分，真腊亦无话可说。可是现在真腊仍是大明的属国，那就不一样了，宗主国有保护属国的义务，换句话说，大明必须帮助真腊，最低限度也得向安南施加压力要其退兵，当然直接出兵是最好不过了。现在真腊正值生死存亡之际，当然不肯放弃属国这根救命稻草。
至于国书的其他内容，奔哈托满口答应，并且主动提出，如果张煌言觉得不好说动皇帝出兵，他愿意乘船亲自去京师拜谒天子。如果皇帝还不答应出兵，他宁肯哭死在殿上，否则无颜面对真腊百姓。
话说到这份上，张煌言也明白了，现在对真腊而言，最重要的就是生存下去，再谈别的意义都不大。如果强要奔哈托签订条约，奔哈托无奈之下应该也会签，但那就是趁人之危了，圣上绝对不会认可。为今之计，惟有尽快把这里的情形奏明圣上。
但是这就涉及到一个技术性、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尽快把消息送回京师？如果是在国内，这很简单，飞鸽传书就是了，澳门距京师四千里，最多三天消息就可送达。从那份东南亚地图上看，磅逊与澳门的直线距离也不过三千里多一点，理论上两天就可以。
但是，信鸽是不能跨海的！要想用信鸽，就必须先走陆路，让鸽子记住方位。但是真腊与大明之间，还隔了寮国与安南，不可能放人通行，即使可以通行，时间上也来不及。
张煌言赶紧回到安娜公主号上与郑森商议。经过慎重考虑，两人一致决定：从当地找一艘渔船，改装后行驶回国送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