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跟随我祖奶奶在北京城里落下根，无事之时就研习父亲留下的那本《猫狗之术》，日积月累的也窥得几分奥妙，知道这是一本相辩灵物的奇书。
我爷爷在50岁的时候才得一子一女，我爷爷老来得子甚是高兴，天天的抱着儿子闺女不撒手，我爷爷把那本《猫狗之术》天天的给儿子念叨，后来我父亲长大成人之后，深受此书影响，便做了一名兽医，治疗家畜家禽疾病。我父亲也是老来得子，在43岁那年才有了我。
自秦汉以来，平均每200多年更替一个朝代，每个朝代刚开始都是非常注重治国顺应民心，给老百姓很多实惠，可是慢慢的就腐化了，官场横行霸道，民不聊生，到最后就是农民起义，推翻旧朝，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由于让老百姓一下子翻了身，于是新政权被普遍拥护。正是“一朝天子一朝做，共产党顺应民心得天下”。
转眼到了1966年，那年我19岁，那个年龄正好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一些人来说那是“劳动人民盛大的节日”，欢喜莫名;对另一些人来说就是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文革始，我还懵里懵懂，不知道这是一场什么运动，只记得当我们全校师生集中到大礼堂听校长宣布取消考试时，欢呼声起，尤其是坐在后排的初三学兄们，那欢呼声更是发自内心的那种兴奋。而我清晰地记得，我的感觉更多的却是惊诧，是惘然。
在那个时代的青年性格都如同一匹不羁的野马，好走极端，勇于革命而不去估量实际的可能性，对毛主席的崇拜狂热情绪过激，导致了盲目和极端。“破四旧，立四新”过程中，由北京刮起的打人抄家风也迅速在全国盛行开来，抄家的对象起初只是所谓“牛鬼蛇神”。当时最流行的语言是：不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
当时我家里就受到了冲击，原因就是那本《猫狗之术》，本来红卫兵就让我父亲承认这就是本毒害人类灵魂的毒书，可我父亲死犟，就是认定这是一本奇书，结果被造所谓“牛鬼蛇神”的反，拉去批斗，坐了土飞机，四个人把他往天上扔，之后自由落体摔在地上，几下就把他的肾摔坏，我父亲经不起这般折腾，在劳改所半夜死去..当时我气的直接就把那本书撕碎扔到了柴火里，一把火烧它个干干净净，我母亲本就是多愁善感之人，就连猫狗的腿折了也要落下几滴泪，现如今死了丈夫，更是终日的以泪洗面，没过半年郁郁寡欢而去。
文化大革命进行两年后，中国各个领域一片大乱，工厂停工了，学校停课了，上山下乡在客观上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反动口号在人们的心中还没完全散去，我这样的家庭背景城里也没人管安排工作，我和孙和尚两人商量好了，也不去插队，就死守北京这块顽城。孙和尚本名孙援朝，小的时候在去过庙里练过几年的棍棒，所以得了个绰号和尚。我俩想了个招-泡病号，往自己的尿里渗上一滴血，就说得了肾炎，安安分分的做个“待业青年”。其实当时我心里明白，孙和尚之所以不愿意上山下乡，原因是一个叫白珠的女孩，我见过她几次，白珠这女孩人如其名，长得挺白净，是个文文静静的人。
有天，孙和尚找我来商量自己要去响应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要去上山下乡，我对那孙和尚道：“你就别再这跟我撮花牙子了，别以为我地根不知道，为了白珠那小丫头吧。”白珠的爹参加过抗美援朝，也是个有战功的人，是20兵团61师的一位团长，可当时zhengzhi环境形势错综复杂，白珠的爹站错了队，被划成“分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白珠原本可以在城里就业，这下倒好，也只能随大流下乡插队了。
孙和尚道：“嘿，我堂堂的一个大男人，岂能为了一个女人左右我的思想。我这下乡插队是受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指示，你没听他老人家说吗？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行了，你就说说你怎么想的吧，离了我你这日子还能过得那么舒坦吗，要不咱一块去得了。”
我听了孙和尚的话，眼中闪过一丝茫然，心里也不禁琢磨，眼下就我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不去插队可也没地方可去，这整天的在这呆着无所事事，还真不如随着孙和尚去插队，当下说道：“俗话说“好男儿志在四方“，我是一个听毛主席话的好孩子，听毛主席话，跟着共产党走，响应号召上山下乡那自是顺理成章的事，现在我要到祖国最艰苦，最需要我的地方去，把我的青春激情充盈的鼓鼓的，令青春年少的我平添一份虔诚而又热烈的冲动和向往。哎，对了，刚才你有句话说错了，什么叫离了你我日子还能过得舒坦吗？告诉你，离了你，我这照样过得是乐呵。”
1968年，我、孙和尚、白珠离开北京城去了云南，“落户”在西双版纳境内沧澜江边上的一个农场，我的行装很简单，一只不大的旧纸皮箱就把所有的东西全塞进去了。火车途经浙江、江西、湖南、广西、广州，整整两天三夜把我们送到了昆明。在昆明小坐休整后，换乘汽车又继续赶路，昆明到景洪，翻山越岭的有近800公里的路程，坡大弯多路线，车子在盘山绕谷的公路上整整颠簸了三天，白珠身子骨颠的虚弱，止不住吐了好几回，这路颠的我和孙和尚直骂娘，更何况一个姑娘家，幸亏有孙和尚献殷勤的照顾着，颠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迷雾散尽尽烈日当空时，那随着车子扬起的尘土更是恼人，冲天之土此起彼伏，弥漫的人睁不开眼睛，喘不过气来，一天下来五官的几个孔依稀可辨，整个儿成了土人。
云南的大山里雾浓得化不开，连空气都是湿漉漉的。车一头钻进大屋里，尽管车前车后黄色的防雾灯都亮着，但望出去还是影影绰绰的。车载山道上跌跌撞撞的前行，艰难险阻尽收眼底，令人担惊。我坐在车上眯着眼睛，心里盼望着赶紧的能到地方，这实在太难受了。忽闻耳边传来嘈杂声，这车上的人来自五湖四海，有北京的，上海的，四川的，都是在昆明混合在一起上的车。我忙睁开眼睛，看见两人正在那推推搡搡，骂声不绝，车上的其他知青在那劝解。我忙问孙和尚怎么回事？孙和尚努着嘴，道：“诺，这两人一个上海的，一个四川的，刚才无意间发生了点小摩擦，这不干起来了吗！嘿，我说这帮孙子，前两年的时候就经常没事干架，到了这还是老毛病。”俩人被其他的知青劝解分开，我盯着这两人，殊不知这场小插曲藏着一场大祸，把我和孙和尚也卷入其中。
司机见事情平息，便继续看着车子前进。第二天上午顺利抵达景洪，我们这些落户在农场的知青，又坐船顺着沧澜江下行，直奔农场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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