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明成祖率军到达兀古儿扎河时，发现本雅失里已经离开该地。明军连夜追击，五月十三日，明军到达了斡难河畔，终于追上了本雅失里，双方爆发了一场激战。明成祖亲自登山指挥明军布阵，明军先锋发起进攻，迅速击败了蒙军，俘虏了一批男女、畜牲、辎重等。本雅失里战败之后，率领七骑渡河逃跑，明成祖命令游击将军刘江、骠骑将军梁福追击，刘江、梁福最后却空手而还。明成祖班师回到“饮马河”，与驻扎在“杀胡城”的明军会合之后，得到谍报，得知鞑靼知院失乃干率领一部分溃散的蒙军在广武镇一带，欲向明军投降。明成祖令明军指挥廓廓帖木儿前往招抚，同时，再次作出分兵的决定，令清远侯王友、广恩伯刘才率领一部分明军回师开平，防备失乃干。如果失乃干拒绝投降，则对其予以攻击。明成祖率领另一部分明军则沿“饮马河”东进，搜索鞑靼太师阿鲁台部。六月初九，东进的明军搜索到静虏镇（兀儿古纳河一带）时，明军出动数百名骑兵上前挑战蒙军，阿鲁台亲自带领数千骑兵冲向明成祖御营，结果遭到了明军都督兼骁骑将军谭广率领的神机营的射击。
据史载，神机营为了能够保证长时间持续的射击，通常分为三排，前一排首先由处于队列第一、三、五、七、九、十一等位置的士兵射击，再由处于队列第二、四、六、八、十等位置的士兵射击。前一排的士兵在每一次射击之后，马上将神机铳递回中间一排的士兵，同时从中间一排的士兵手中接过装好弹药的神机铳。中间一排的士兵一方面负责从前排士兵的手中接过射击之后的神机铳，并向后传递给第三排的士兵装上弹药；另一方面负责从第三排士兵的手中接过已经装好弹药的神机铳，并向前传递给前一排的士兵。
当神机营用神机铳重创了蒙军之后，明成祖亲率千余精锐骑兵冲锋，利箭如雨般射向蒙军。阿鲁台在败退时，惊惶失措，曾一度堕马。
至此，明成祖第一次北征的大型战役已经基本结束。
成祖首次北征，在侦察方面是比较成功的。但在后来对鞑靼的三次北征中，均弄不清楚对面蒙军的位置。这表明，鞑靼方面已经吸取了教训，采取了有效的反侦察措施。另外，明成祖首次北征，神机营在作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对明成祖后来的四次北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后来永乐二十年的北征中，明军屯营时，大营居中央，大营之外分驻五军，步兵在内，骑兵在外，而神机营又在骑兵之外。这意味着一旦与敌人交锋，神机营必将首当其冲。
明成祖首次北征历时三个多月，纵横二三千公里，虽然未能歼灭鞑靼部，却扫荡了鞑靼的根据地斡难河、胪朐河一带，促成了鞑靼内讧，致使鞑靼大汗本雅失里在逃亡途中被瓦剌杀死、鞑靼太师阿鲁台称臣朝贡。永乐八年之后，鞑靼大汗本雅失里已死，瓦剌的头目马哈木、太平、秃孛罗和鞑靼的头目阿鲁台已经先后向明成祖称臣朝贡。这一刻的明成祖，已经成为了蒙古诸部的最高统治者。
本雅失里死后，阿鲁台多次请求明成祖出兵攻打瓦剌，为本雅失里报仇。阿鲁台还率余部奔至长城附近。而瓦剌部不断要挟明朝给他封赏，并妄想占领明朝的宁夏、甘肃等地区，屯兵边境，向漠南进逼。为了满足鞑靼的请求，更为了明朝边境的安宁，朱棣决定亲征瓦剌部。
永乐十二年（1414）三月，朱棣率三十万大军由京师出发，并让皇太孙随行。四月，在兴和（今河北张北）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六月初，前锋在三峡口（今内蒙古多伦西北），击败了瓦剌部的散兵游勇。朱棣乘势向西北方向进攻。在忽兰忽失温（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遭到了瓦剌军的依山抵抗。朱棣以精骑引诱瓦剌军离开山势出战，另外部署神机炮及时炮击，自己亲率铁骑冲入敌阵，杀敌无数，瓦剌军大败。朱棣乘胜追击，并兵分三路夹击瓦剌军的反扑势力，瓦剌军败逃。瓦剌部受此重创，此后多年不敢犯边。
第二年，瓦剌也向明朝贡马谢罪。
经过数年的恢复，鞑靼的势力重新强盛起来。阿鲁台重新反叛明朝，轻慢侮辱明朝使节，并时常对边境进行骚扰。朱棣曾写信进行告诫，但阿鲁台依然我行我素。永乐十九年（1421）十月，阿鲁台竟大举围攻明朝北方重镇兴和，杀死了指挥使王祥。为了打击鞑靼的嚣张气焰，朱棣决定第三次北征。
永乐二十年（1422）二月，朱棣率军出征。三月，军队出了北京，主力仍沿原路北上。当大军到达宣府（今河北宣化）东南的鸡鸣山时，阿鲁台听说御驾亲征，便乘夜从兴和逃跑，避而不战。诸将请求追击，朱棣没有采纳。五月，大军过偏岭，举行了阅兵式。朱棣亲自作了平虏歌曲，让将士传唱，鼓舞士气。七月，大军到达煞胡原，俘虏了阿鲁台的部属。得知阿鲁台本人已经仓皇北逃，朱棣怕重蹈丘福孤军深入的覆辙，下令停止追击。
回师途中，朱棣认为兀良哈部是阿鲁台的羽翼，便选派步兵和骑兵两万余人，五路并进攻打兀良哈。兀良哈听说明军前来，仓皇西逃。朱棣指挥军队夹击围歼，大败兀良哈部。九月初，得胜回京。
永乐二十一年和二十二年，朱棣又两次亲征蒙古。至此，五次北征暂时告一段落。
明朝建立以后，退居漠北的元朝残余势力——北元，在政治上、军事上仍有一定的实力，不断南下袭扰明朝的北部边疆。洪武年间，因为将主要精力用于恢复社会经济和生产，同时也因为元末战争刚刚结束，百姓贫困，人力物力缺乏，一时无法建立强大的骑兵部队，不能长驱进入漠北作战，所以基本上采取了政治上以招抚为主，军事上以防范为主的政策。永乐年间，仍然沿用这一政策。到了永乐中叶，朱棣才在政治上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军事上则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在此后长达十五年的六次作战中，除了第一次丘福轻敌冒进全军覆没外，以及最后两次因为鞑靼避而不战未有斩获外，其余三次都取得了胜利。
作为一个马上皇帝，朱棣对于战争似乎情有独钟。在中国历史上，帝王亲征的并不少见。但没有哪个帝王能像明成祖那样，接二连三地大规模亲征。尤其是后三次，几乎是马不停蹄地连续亲征。我们只能这样认为：朱棣对于这种征服者的快感，是有着很深刻的体验的。从起兵靖难到五次北征，这种金戈铁马的经历，已经成了他人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拼杀的生活是那样的有声有色，远比枯燥的宫廷生活更加充实，更加刺激。
永乐二十二年（1424），榆木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北方小城，注定要将自己的名字与一代枭雄朱棣联系在一起。朱棣在这里召见了英国公张辅，留下了极其简短的遗诏：“传位皇太子，丧服礼仪，一遵太祖遗制。”
就这样，朱棣在征战的路上结束了自己年仅六十五岁的生命。
（第三节）壮哉郑和：三保太监六下西洋
六百年前郑和下西洋，按说历史上发生这么一个中国之最乃至世界奇迹，史书是应该大书特书的。可就在郑和去世不久，记载他历次航海的宝贵资料，竟然在皇家档案库中全部不翼而飞了。于是郑和下西洋的历史真相便无据可考，遂演变成了扑朔迷离的神话般的传说。
洪武七年（1374），中国新的统治者明太祖朱元璋，派遣使节到云南，要求蒙古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接受明朝的统治。但是蒙古的梁王杀害使节，公然拒绝，其后的多次外交努力也以失败收场。太祖终于在洪武十四年（1381）失去了耐性，命令能征善战的将军傅友德，率领三十万大军攻入云南，以征服蒙古兵。洪武十五年，明军占领了云南的省会昆明；而反抗的梁王及其将领，在被俘之前，以自杀结束了生命。明朝的军队在云南所掳来的俘虏当中，有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马姓男孩。当征南将军傅友德与他的军队在路上偶然遇到这个十岁的男孩时，就问他有关梁王的下落。这个男孩回答说：“他跳湖了！”“真的吗？”傅友德问。傅友德觉得这个男孩聪明伶俐，即使他知道实情，也可能会加以隐瞒；而且还有胆量这样回答一位将军。因此他俘虏了这个男孩。在三年后的洪武十七年（1385），当时二十五岁的燕王朱棣担任傅友德的副手。而这个男孩在净身之后，就被安置在燕王的家中做近侍。皇宫生活的礼仪，通常会造成皇室成员与太监之间的距离。然而在这之后的十年间，燕王与服侍他的青年太监郑和，为了追剿蒙古叛军，在帝国边境的军营中朝夕相处，培养出了深厚的友谊。
郑和住在北平燕王的家中。如果是在首都南京，他可能无法受到这么好的教育，因为朱元璋不准太监读书。在北平，人们叫郑和“三宝”，家谱上记载他“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有智略，知兵习战”，虽然不乏溢美之辞，不过仍然给人一种体形魁梧、威风凛凛的印象。而且据说他还读过《论语》和《孟子》。另一方面，从云南之役开始，他一直伴随着燕王东征西讨，学习用兵之术，与主人并肩作战。最后终于在1390年，在对抗北方草原地带蒙古人的战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郑和下西洋留下了一个个谜团，六百年来引起许多人的猜想。郑和究竟为什么下西洋？有人说是为了宣扬大明王朝的国威，有人说是为了与邻邦建立友好往来，有人说是为了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有人说是为了发展海上贸易，也有人说根本不是什么“国事交往”，而是“帝王家事”——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朱棣为了消除心腹之患，因为他怀疑被自己篡位谋害的亲侄子朱允炆，在宫廷大火中逃脱了，于是他密令手下“遍行天下郡县”，先后历时二十余年，搜寻其下落，并同时“遣郑和浮海下西洋以寻其迹”。
不管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什么，事实证明郑和下西洋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有的说它开辟了世界航海史的新纪元，有的说它掀开了世界文明史的新篇章，有的说它表明中国最早实行对外开放，有的说它证实华夏最先实践“蓝色文明”和“海洋战略”。在郑和下西洋后的五百年之际，梁启超发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称郑和下西洋是中国人的骄傲，“及观郑君，则全世界历史上所号称航海伟人，能与并肩者，何其寡也。”
永乐元年（1403），朱棣下令开始建造帝国的庞大船队，这支船队包含了商船、战船及粮船，计划前往中国海及印度洋上的港口。这样一支前所未有的庞大船队，将载着帝国所拥有的各式宝物，因此境内各省立即全力以赴投入这个庞大的计划。五月，又下令福建造一百三十七艘远洋航行的帆船。三个月之后，再下令苏州与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诸省，建造另外二百艘船舶。而在永乐元年十月，朝廷还命令沿海各省，迅速将一百八十八艘平底运粮船予以改造，以应外海航行所需。造船的工程，从永乐二年（1404）一直持续到永乐五年（1407）。为应付帝国各式各样的特殊任务，建造或修复了一千六百八十一艘以上的船只。由于沿海各省无法独力供应所需木材，因此广大内地的伐木行动匆促地动员了起来，在长江和岷江流域四处寻觅大木。大木顺流而下，漂至可以顺利通向大海的船厂。几乎大半个帝国，都卷入了这个浩大的造船工程。
当时的太监特别喜爱这样一项差事，就是奉命到地方上为宝船征集木材。朝廷曾在一道圣旨中承认，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并予以“收回”。因这些太监常在事后将木材卖掉，中饱私囊。朱棣发现这种贪污的太监后，立即将其处死。然而这种惩治行动，只不过是偶尔为之而已。
然而，即使在这些震慑人心的宝船的光辉之中，暗藏着不满的种子，永乐皇帝也没有特别担心它——如果这些不满真的曾引起他的注意的话。这些船舶，还是一艘艘地从龙江船厂的船坞下水，进入长江。朱棣注视着这批即将奉旨行事、整帆待发的船队时，他知道他统治下的光辉已经显现，而全世界即将目睹他的万丈光芒。
成祖在永乐三年（1405）春天，于南京所聚集的这支拥有三百一十七艘船的船队中，到底有多少大型的宝船，现已无法知晓。据明朝小说家罗懋登在十六世纪所写的一本有关郑和远航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所述，这种由总兵太监及其他使节所指挥的华丽船舶，仅仅只有四艘。而且，从历史资料的记载也可以证实，宝船船队大部分由各种大小的其他形式的船只组成。在整个船队中，次大的船是八桅的“马船”，有些长达一百零三米，宽达四十二米。马船主要载运马匹，亦即朝贡贸易中的主要部分。当然还载运有其他贡品，包括船只航行时，修缮船舶的各种必要材料。其次，是七桅的“粮船”，大约长七十八米、宽三十五米，负责装载全体水手——有几次远航的人数达到2．8万人和所需的食物。宝船船员中的大部分士卒，则由六桅的“客船”负责载运，该类船只长六十七米、宽二十五米。宝船船队拥有两种战船，一种是五桅，长五十米的“福船”；另一种是比较小的八橹巡游艇，大约长三十七米或三十九米，用以震慑海盗。
郑和的远祖是从西域来到云南的，祖父和父亲都曾航海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去朝圣过。由于受到家庭的影响，郑和希望长大了也能出海远航。后来他替燕王效力，航海的愿望却一直埋在心中。当时印度洋沿岸各国都信伊斯兰教，南亚许多国家则信仰佛教。由于郑和信奉两种宗教，又懂一些航海知识，而且又担任管理宫廷事务的大太监，因此成祖选拔他担任正使，率领船队去完成这一光荣又艰巨的任务。
1405年7月11日，满载着2．7万余人的庞大船队，从太仓刘家港出发。1407年秋，郑和带回了爪哇等国的朝贡使节，和数十船通过商贸换回的异域珍品，完成首次航行。
几个月后，郑和二次出海。此次航行路线同前一次差不多，也是历时两年。
1409年夏，郑和第三次统领船队出国。此次航行仍以东印度洋为中心，并在满刺加（今马来西亚境内）建立排栅城垣，盖了仓库，作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在从古里回航途中，郑和还在锡兰（今斯里兰卡）跟亚烈苦奈尔国王打了一仗，凯旋归来。
1412年11月，明成祖下达第四次航海命令。这一次，郑和船队继续往西，将东非沿海列入了航程之内，进一步扩大了同海外各国的交往与贸易。此次航海时间较长，郑和于1415年回国，分遣船队一年后返回。
1417年5月，郑和船队第五次出海远航。这次出海的主要任务，是护送十九国使臣回国。郑和船队到了东非沿海最南的地区。
1421年7月，郑和船队六下西洋，护送十六国使臣回国。郑和亲率的船队，到达了东非海岸慢八撒（今肯尼亚的蒙巴萨港）、竹步（今索马里）等国；并在宝船上设宴招待各国宾朋，代表明成祖赐以丝、瓷、铁器等物品。1423年返航时带回香料等珍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