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一代天骄”之后裔：蒙古铁骑已然没落
元朝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王朝。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源称汗，被尊称为成吉思汗，蒙古帝国横空出世，在短暂的时间里，如同一股飓风，迅速席卷了整个亚欧大陆，南宋王朝、阿拉伯帝国等一个个古老的文明轰然倒塌。1241年的瓦尔斯塔特战役，蒙古西征大军击败了波兰与日尔曼联军，歼敌二万五千人。在匈牙利战役中更是以少胜多，击败了七万人的匈牙利军队，让整个欧洲为之颤抖。但是强大的蒙古帝国也未能逃过盛极必衰的历史命运，昙花一现，到了蒙哥统治时期（1251-1259），这个强大一时的帝国事实上已经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了。
虽然在忽必烈的率领下，元朝于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中国，续写着蒙古铁骑不败的神话，但此后蒙古军的颓势逐渐显露出来。1274年、1281年两次东征日本，皆以失败而告终。1257-1258年、1285-1288年，元朝多次进攻安南（现越南），也未能凯旋而还。1283年以后在与缅甸的对决中，元朝的军事优势也未见彰显。1293年远征爪哇（现印度尼西亚），再次以损兵折将而宣告结束。这一切都宣告了元朝军事帝国的终结。此后历经数十载的安逸，曾经饮马多瑙河的蒙古大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随着战斗力的下降，冲锋陷阵已不再是蒙古贵族的首选。他们更加痴迷于宫廷斗争，从中寻找快感。这一时期的诸王贵族们势力强大，派别林立。他们之间的争斗，直接影响到皇帝的废立和导致宫廷政变的发生。从1295年成宗铁穆耳即位到1333年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元朝先后更换了十个皇帝，每次权力的更迭都伴随着一场血腥的杀戮。妥懽帖睦尔即位后，宫廷斗争再次达到了一个高潮。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继位这件事，本身就颇具曲折性。公元1329年，文宗图帖睦尔与权臣燕铁木儿相勾结，当朝皇帝文宗兄明宗暴卒，文宗复位。至顺三年（1332）九月，文宗在上都突然病死，年仅二十九岁。据权衡《庚申外史》记载，文宗在临终前对往事懊悔不已，把皇后及皇子燕帖古思、权臣燕铁木儿叫到身边，留下遗嘱道：“我把皇兄害死了，这是朕平生最大的错误。朕每次想起时，都后悔不已。”于是决意将皇位传于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以求心安。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当时的权臣燕铁木儿是杀害明宗的主谋，他担心事情败露，便暗自扣压了文宗的遗诏，将皇位传于明宗次子懿璘质班，是为宁宗。可惜宁宗短命，仅在位53天就得病暴亡了。燕铁木儿千方百计地阻挠妥懽帖睦尔继位。直到至顺四年（1333），燕铁木儿病死，妥懽帖睦尔才得以继位，是为顺帝。登上皇位的他，面对的是祖辈留下的烂摊子，权臣擅政、吏治腐败、国库亏空、社会矛盾激烈等一系列积重难返的难题，一股脑地摆在了他的面前。
元顺帝在继位之初曾经想要励精图治，在短短的“更化”（当时丞相脱脱主持下的一个改革运动）之后，每天处理堆积如山的公文。但国家局面完全不见任何起色，元顺帝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于是他开始沉迷于酒色之中，不问国事。国家大权遂先后被佞臣哈麻等人操纵，整个朝廷上下一片混乱。此时正值黄河严重泛滥，大半个华北平原都被大水淹没了。北京赖以生存的粮食和生活用品，以及元朝政府财政运转赖以维持的盐税，都受到严重影响。元朝的经济面临着空前的危机。元顺帝为此一筹莫展，只好把被他罢职的丞相脱脱又请了回来。但脱脱的措施也没能奏效，反而激起了更强烈的民怨。为了解决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脱脱决定实行开河与变钞。在他看来，开河是解决流民、饥民问题的唯一途径；而变钞也是最快解决财政危机的最好办法。结果开河为韩山童、刘福通起义提供了契机；而变更钞法，则是人为地提高了新钞币值，加之新钞发行额过大，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的出现。在元朝无力解决社会中存在的问题时，北方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发动了起义；南方在徐寿辉、邹普胜的带领下，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发动起义，他们都以白莲教为联系纽带，以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为基本力量，全国迅速陷入红色的海洋之中。
全国一片大乱，元顺帝慌忙派人镇压。但却是祸不单行，他的后院又“着火”了。他的皇后奇氏是一个权欲极强的人，在其做皇后之初就曾参与朝政。眼下见元顺帝整天不务正业，沉迷于房中密法之中，让皇后感到十分不满。这时顺帝已经三十三岁了，照前几任皇帝来比算是长寿之人。前几任皇帝在这个年纪时早就驾鹤西去，传位于太子了。太子在奇皇后的调教下，很用功，也很上进，于是皇后早就期盼着她的儿子得继大统的那一天。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奇皇后开始与她的支持者朴不花等人密谋，发动新的宫廷政变，迫使皇帝内禅于皇太子。但由于朴不花把皇后的密谋告诉了丞相太平，而导致阴谋破产。不过元顺帝还是一个重情意的皇帝，并未处死奇皇后，只是疏远了她。虽然元顺帝用温情解决了这场未遂的宫廷政变，但却未能弥合派系斗争带来的裂痕。在元朝宫廷，上下分成旗帜鲜明的两派：支持皇后和太子的一派；支持皇帝的一派。双方的权臣也恶言相向，欲置对方于死地。这场斗争最终演变成武装冲突，支持皇后和太子的扩廓帖木儿和支持皇帝的孛罗帖木儿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太子也因此而流亡朝外。
当元朝统治者忙于权力之争时，地方上的红巾军起义已经汇聚成一股洪流，到处冲击着本已岌岌可危的元朝统治。正是元朝统治者的内斗，使得元末农民起义军有可趁之机。也正是蒙古族统治者的短视，最终葬送了元朝的统治。
（第二节）韩山童、刘福通起义：重创元廷，成就朱家
面对元朝统治者的残暴无道，华夏人民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反抗。到了1351年，韩山童、刘福通终于揭开了波澜壮阔的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韩山童，出身于北方白莲教世家。出身的优势，使得他自幼在白莲教信众中有着极高的威望。面对元朝腐朽的统治，韩山童希望有所作为，于是以“弥勒佛下生”和“明王出世”为号召，“倡言天下大乱”，寻找志同道合的战友。刘福通就是这时候走入韩山童的视野中。作为最早的信徒，刘福通对韩山童的崇拜，超过了常人所能想像的范围。韩山童所描述的大同世界，深深地吸引着刘福通，使其为之向往。每次布道结束之后，刘福通总有一种想为之献身的冲动。
丞相脱脱调集了15万民工决意开河，这为韩山童提供了契机。韩山童派数百名信徒到开河民众中散布“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而自己则暗自造好独眼石人一具，背后刻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14字的谶语，将其预先埋于黄陵岗。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下旬，开河民工挖出独眼石人。消息传开后，正如先前所预料的那样，人心不稳的情况出现了。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等聚众3千人，于安徽颍上县，杀黑牛白马，告祭天地，准备起义。为了增强号召力，除了原有的宗教纽带外，韩山童等人又打出光复大宋的旗号，以招揽人心。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刘福通则为南宋名将刘光世后代，当辅助明主。然而由于有人告密，在宣誓时，地方官带人前来剿捕，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妻子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无奈出奔；刘福通等人经过激烈战斗，最终侥幸冲出了重围。
至此，对于元朝政府来说，一场还未来得及发动的叛乱，终被扼杀于萌芽之中。的确，元朝政府不需要有任何的紧张。15万民工中只有3千人响应韩山童，其号召力是有限的。如今连他都已经死了，“余孽”又有什么可以惧怕的呢？可惜，他们碰到的是刘福通。当韩山童牺牲后，群龙无首，众人本已打算作鸟兽散，但刘福通站了出来，重新点燃了众人的希望。刘福通经过短暂的休整，避实就虚，于五月初三攻占了空虚的颍州，大起义正式爆发。因为起义军头裹红巾作为标志，所以被称为“红巾军”。
起义军占领颍州后，引起元廷极大的震动。元顺帝立刻派遣枢密院同知赫斯，率领六千蒙古铁骑，并汇集各路汉军，围剿颍州。面对蒙古军大兵压境，刘福通临危不乱，沉着应战，加之蒙古将领大都是酒囊饭袋之徒，战斗力很弱，仅此一战，便击溃了蒙古军。刘福通趁势又攻占了附近众多的州县，起义军的队伍也迅速壮大到十万人。在击败几路前来镇压的蒙古军队之后，红巾军的势力迅速扩大，以致出现“红巾遍野，呼声震地”的局面。
虽然此时的刘福通已经一跃成为起义军的领袖，经过了几场大战后，他卓越的指挥才能赢得了部下对他的拥戴；但是刘福通并未被权势冲昏头脑，他的理想仍然是韩山童口中的那个大同社会。他对白莲教的教义深信不疑。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在得知韩林儿母子的下落后，刘福通立即派人把她们接到亳州，并毫不犹豫地立韩林儿为帝，号小明王，建国大宋，改元龙凤；又尊林儿母杨氏为太后。
宋政权的建立，一方面带动了各地的起义，另一方面也把元军进攻的矛头吸引到了自己身上。从至正十五年六月开始，元廷派了几路大军围攻龙凤政权，刘福通颇有捉襟见肘之感。为了分散元军对龙凤政权的压力，从至正十六年（1356）九月开始，刘福通派遣军队分路出击，命李武、崔德部进攻陕西，牵制侧翼的元军。这支部队虽未能攻陷西安，但也给陕西的元军以沉重打击。这让刘福通认识到，战略进攻比被动挨打更具杀伤力。至正十七年夏，刘福通作出了最具战略性的决策——北伐。义军分东、中和西三路，向北方挺进，北方红巾军进入鼎盛时期。
至正十七年六月，刘福通命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组成西路军，入陕增援李武、崔德。西路军首先夺取兴元路（今陕西汉中），借道陕南，进占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并一度占领凤翔，颇有兵临西安城下之势。但是在察罕帖木儿等人的镇压下，西路军失败。至正十八年，白不信、李喜喜各部先后兵败入蜀。另一支“红巾军”则挥兵北上，于至正十九年（1359）四月攻占了银川，活动于灵武等处。
东路军由红巾军的着名将领毛贵率领。至正十六年，毛贵北上夺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失利，遂夺船借海道入山东。至正十七年二月取胶州，其后又攻下莱州、益都、莒都等地。七月，在元万户田丰反抗元朝的帮助下，攻克了济宁路（今山东钜野）。刘福通因势命毛贵联合田丰夺取山东，北伐大都。至正十八年（1358）正月，田丰攻克东平路（今山东东平），使得元朝的南北漕运中断。二月初毛贵攻占济南，至此，山东各地大部分已为毛贵、田丰所取。至正十八年二月，毛贵亲率起义军进入河北境内，一路势如破竹，三月克蓟州（今天津蓟县），兵至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通县），元枢密副使达国珍战死。“红巾军”兵临城下，使得大都人心惶惶。不时有大臣提议顺帝退至蒙古草原，或是转移到关陇、陕西一带，以避兵锋。可惜的是毛贵孤军深入，缺乏后续部队的增援，而元军部队从四方包围过来，毛贵兵败，被迫退回济南。虽然东路军也以失败而告终，但兵锋直指元朝的政治心脏，元朝被迫调动大量的军队围攻东路军，使其他战场的压力大为减轻。
中路北伐军则是由关先生（关峰）、破头潘（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的，以曹州（今山东菏泽）为基地，选择进取山西、转而进攻大都的路线。1358年九月，中路军越过太行山，攻取陵州、高平，进入山西。他们虽一度被元军所败，但是当毛贵出师河北之后，中路军再次活跃起来，先后攻克怀庆路、晋宁路，整个山西都成为了中路军打击元军的阵地。根据新的形势，刘福通把中路军分为二路：一路攻绛州（今山西绛州）；一路经由沁州（今山西沁县），攻冀宁（今太原）、大同。战线长达千里，意欲与北上的东路军形成对大都的包围圈。由于东路军的失败，这一构想未能实现。十二月，关先生、破头潘北出长城，攻克上都。上都为元代皇帝夏宫，元世祖以后的历代元朝皇帝，差不多年年都要巡行上都，所以，攻克上都对起义军来说有很大的政治意义。接着中路军又攻破全宁（今内蒙古翁牛特旗），焚鲁王府，进而又攻辽阳，并准备以辽阳为基地进攻高丽。
至正十九年（1359）二月，“红巾军”发布致高丽王的檄文，阐明了驱除蒙古、恢复中原的目的。十一月“红巾军”前锋渡过鸭绿江。十二月，攻占义州、静州、麟州、西京（今朝鲜平壤）等地。至正二十年正月，“红巾军”战败，退回辽东，但“红巾军”一直未放弃进攻高丽的战略意图。三月，红巾军从海路进攻高丽西北沿海诸州，未克而退。至正二十一年九月，关先生、沙刘二、破头潘等重整旗鼓，率十万“红巾军”再渡鸭绿江向南，一路过关斩将，逐渐深入朝鲜半岛内地。十二月攻占开京（今朝鲜开城），迫使高丽王南奔。但胜利未能持续很久。至正二十二年正月，高丽军收复开京，关先生、沙刘二被杀，中路军再次退回辽东。在元朝大军的清剿下，中路军余部投降。
三路北伐红巾军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所取得的成果却是有目共睹的，令天下群雄叹服。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刘福通的运筹帷幄。在三路“红巾军”北伐的同时，刘福通本人则率领部下围攻开封，至正十八年五月克其城。这座曾经的北宋都城，在时隔二百多年以后，又重新飘起了大宋的旗帜。
“红巾军”的鼎盛局面没能维持多久，很快出现了逆转，终至失败。这并非由于刘福通个人能力有限，有很多因素导致这一局面的出现。一是由于元朝的余威还在，二是由于祸起萧墙。毕竟“红巾军”扩展太快了，一大批投机分子纷纷涌入起义队伍，鱼龙混杂的情况已非刘福通一人所能控制。
至正十九年四月，从淮安投奔毛贵的赵君用，用诡计将毛贵杀死，从而夺取了对山东“红巾军”的领导权。他的这一行为，并未得到毛贵旧部的认同，他们怒杀了赵君用，从此山东的“红巾军”分裂，一蹶不振。元朝借此机会，在察罕帖木儿的领导下大举反击。同年八月，元军攻破汴梁（开封），刘福通随韩林儿逃至安丰，韩林儿妻子及“红巾军”家属数万人，以及“红巾军”各级官员五千人被俘。至此，龙凤政权名存实亡。
至正二十三年（1363）二月，张士诚进攻安丰。已经是山穷水尽的韩林儿、刘福通君臣，只好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亲率大军往安丰救之，安置小明王与刘福通于滁洲。但朱元璋不是刘福通，他的理想可不是那个虚无的大同社会。他要做的是那个至高无上的天子之位。至正二十六年（1366）十二月，朱元璋称帝前期，命廖永忠迎小明王和刘福通至南京，在途经瓜步时，便将船凿沉，把他们溺死了，从此龙凤政权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