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天下瓷都：赫赫景德镇
学过英文的人都知道，英语的“CHINA”代表着中国；同时，它在英语中还是“瓷器”的意思。可见，在很多外国人眼中，中国就是瓷器的代名词。闻名天下的瓷器为中国争得了国光，而瓷器的产地也因此声名雀起。
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许多着名的瓷都，但江西景德镇的名号是最为响亮的，被誉为“千年瓷都”。这座瓷器名城，历经了千百年的风雨，始终屹立不倒，自然有它特殊的原因。其中的一个现象令人深思：它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在古代，没有城墙意味着这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景德镇位于今江西省东北部、原属古徽州的一个山水环绕的盆地，它的东面和东南面排列着五龙山、青峰岭、马鞍山，西北和西面濒临昌江，与力马山、阳府山、金鱼山隔江相望，南接临南河，与禅师山、沙土山为伴。景德镇没有建城墙，因为智慧的景德镇人民知道，任何高大的城墙也有会垮的时候，而当地天下绝伦的制瓷资源，以及以山为墙，以水为池的天然屏障形成了最坚固的城墙。
景德镇制造瓷器的历史可上溯到汉代，当时景德镇史称新平，“新平冶陶，始于汉世”。虽然，这时陶器还属于原始瓷器或早期瓷器，烧出的器物色泽、胎体都不成熟，但这正是景德镇制造瓷器的开端，辉煌的未来，正是从这色釉不匀、厚薄不等的器物中起步。如同一株小树，经历了风雨才能成才。几百年后的唐宋时期，景德镇迎来了一个灿烂的高峰。在唐代，一种被称为“假玉器”的瓷器品种问世了。这是由当地一个叫陶玉的人制造的瓷器，在质量、色泽上可与珍贵的玉器媲美。一时间，“假玉器”名扬全国。连唐高祖都下令，列景德镇（当时仍叫新平）的瓷器为贡品。有了皇帝的命令，等于给景德镇颁发了张金牌产品的奖状，做了一次免费广告。到了赵宋时代，帝王们依然倾心于景德镇的瓷器，以至宋真宗干脆将自己的年号“景德”两字，印在了当地产的瓷器底部，给瓷器加了景德镇的商标，此镇也正式命名为“景德镇”。因此，“天下咸称景德镇瓷器”成为了广告标语，风靡全国。
宋元战火的洗礼和元末起义的硝烟，并没有使这座无城墙的城市倒下。相反，北方避难的制瓷工匠汇聚于此，把景德镇发展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朱明王朝的建立，带来了安宁的生活，同时，也推动了景德镇走向繁荣时期。与唐宋的帝王一样，朱洪武和他的子孙们，也对景德镇的瓷器情有独钟。他们直接在景德镇建起了御器厂，称为御窑，也称官窑；委派官员管理、监督瓷器的生产，专为皇室烧制各种宫廷、外交、礼品用瓷。走进这家御器厂，它的建筑分为管理和生产车间两部分。管理车间部分中间是三间正堂，后面连着穿堂，走过穿堂，便来到了寝堂。堂后有一亭，悬挂着题为“兀然”二字的匾额。正堂的左侧建有官衙，衙门中建有正堂、廊房、仪门、鼓楼、库房等设施。生产车间部分由各种“作”组成，“作”相当于现在的车间。按照生产的品类不同，一共有二十三个作：大碗作、酒盅作、碟作、盘作、钟作、印作、锥龙作、画作、写字作、色作、匣作、泥水作、大木作、小木作、船木作、铁作、竹作、漆作、索作、桶作、染作、东碓作、西碓作等。也由于生产的物件不同，各“作”中房间的数量亦不同，有多达几十间的，也有的仅一间。厂中还有各种窑：风火窑、色窑、大龙缸窑、青窑等，共计九十二座。另外，厂中还有水井、柴房、工棚、神祠，甚至监狱。
在这里，明朝政府生产出了大量美妙绝伦的瓷器。习惯上，对明代官窑的产品，均以帝王年号冠名。永乐窑是对永乐时期的官窑瓷器的统称，史载永乐窑的制品“有压手杯、中心画双狮滚球，为上品；鸳鸯心者次之，花心又次之，杯外青花深翠，式样精妙”，可见当时人们制作工艺的精良。这个时期的纯白瓷，称甜白。永乐窑中的颜色釉，釉色以鲜红色为贵。宣德窑的制品产自宣德年间，为明代最为精美的器物，其中青花瓷的色泽达到了最高水平。青花瓷器是指用钴料先在胎体上绘画花纹，再上一层无色透明釉，经高温还原焰一次烧成，呈现白地蓝花，是釉下彩瓷器。宣德时，青花瓷的胎体凝厚庄重，给人一种沉稳的感觉。这个时期的青花原料，据说是郑和下西洋时，从伊斯兰地区带回国内，叫苏渤尼青，色彩清亮鲜艳，色性稳定；溶入胎釉时，显得青翠欲滴，古朴厚重。因为这种青料已消耗殆尽，所以，宣德时的青花瓷器更加弥足珍贵。宣德窑釉色以祭红、霁青、甜白为佳品。有一款白茶盏，色泽如玉，釉下暗含鸡橘皮纹，杯内有绝细龙凤暗花。这种巧夺天工般的艺术品，见证了明代瓷器的辉煌时刻。从宣德炉到后世的景泰蓝，都已成了中国的国宝。
进入成化时期，青花瓷器虽不及宣德，釉色色彩上的鲜红色也不如乐、宣时期；但这时期研制出的斗彩，堪称上品。所谓斗彩，是先在窑内高温烧成青花，然后填上彩料，再由烘炉低温烘烧而成。高温是指烧成瓷器的温度在一千二百五十度以上；低温，是指釉或彩在一千度上下烧成的瓷器。斗，是斗拢、拼凑之意。景德镇方言，凡凑合在一起，就叫斗；青花和彩色拼凑起来，故而叫斗彩。斗彩又分为两种，一种以青花、釉里红和豆青拼成彩画，称为“釉下斗彩”；一种以釉下的青花和釉上的五彩拼成彩画，称为“釉上斗彩”。这种斗彩栩栩如生，五彩斑斓的图像跃然瓷器之上，让人爱不释手。其中以鸡缸杯为例，有记载说：“成窑有鸡缸杯，为酒器之最，上绘牡丹，下绘子母鸡，活灵活现。”有人评论说，此杯胎薄体轻，近光透影，绘画极精。这种珍品在万历时就极为昂贵，仅一杯便值十万钱。正德、嘉靖两朝，国内又获得外国的“回青”，可与宣德时的“苏渤泥青”媲美。这时的青花瓷器色泽浓重，有一种蓝中微泛红紫的鲜艳色彩。由于嘉靖皇帝崇信道教，以八仙、八卦、寿山、福海为题材的作品，便不断产生。万历时期，是官窑瓷器在明朝的最后一个辉煌时期，青花瓷器的外国颜料已用尽。于是，青花瓷开始追求图案的富丽堂皇，和器形上的多种多样。花朵中夹带着各种文字，彩瓷中花纹布满全器。瓷制的棋盘、笔管、烛台、鼓凳等器物的出现，使器形的多样化达到了“制作精巧，无物不有”的地步。经过历代御器厂工匠的努力，把明代瓷器制作的水平抬到了一个新高度，有些方面达到了历史上最好的水平。
穷奢极侈的皇室，不惜重金建官窑来满足自己对瓷器的私欲。而景德镇的人民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建立的民窑，才是真正的社会推动力。一批陶瓷大师活跃在明代的舞台上，为瓷器的发展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如以制“卵幂杯”、“琉霞盏”闻名于世的“壶隐道人”吴昊十九，也是江西景德镇人。他的薄胎瓷杯、瓷盏，杯胎薄如蛋幕，盏色明如玑珠，一枚仅重半铢，不到一克重，真是晶莹剔透，轻若鸿毛。所制的薄胎瓷“卵幂杯”，被誉为历史上登峰造极的瓷器之一。仿古瓷制作名家周丹泉所制的仿古瓷器，使人无法辨其真假，以至一件精品问世，四方重价求购，千金竞市。这位周先生常常带着自己的仿制古器请名家鉴定，结果，往往为他的仿品所蒙蔽。据说，有一次，他在朋友处看到一件古鼎，便悄悄地用手指测量器物的高度，用小纸片摹下鼎的印纹。半年后，周先生带着自己仿制的古鼎拜会友人。他的朋友惊讶地发现，周丹泉的古鼎和自己原有的古鼎一模一样。于是，当即买下作为副品。另一仿古名家崔国懋声名更大，他所仿宣德、成化窑的瓷器号称“崔公窑”，名噪当时，四方争购。
有了名家和名品，还有成千上万制作瓷器的名工匠，景德镇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明代官员王世懋的《二酉委谈》中说：“为天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于一省。余尝分守督运至其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可见，当时的兴旺景象，昼夜不熄的窑火，锤打瓷土的响声，让初到此地的人无法入睡，整个市镇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手工工场，以至被戏称为“四时雷电镇”。这个雅号真是名副其实。至精至美之瓷器，莫不出于此地，于是景德镇发展为“天下窑器所聚”的全国制瓷中心。
景德镇能够成为千年瓷都，除了不惜工本的官窑、技术精湛的大师、勤奋聪慧的工匠，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条件，便是当地的土质。景德镇东北六十里，一个叫高岭的小村子。千百年来，正是这里的土壤给予了景德镇如此的盛名。高岭村的瓷土主要含有高岭石，这种呈白色，略带浅黄、浅蓝色的结晶岩，可以用来烧制瓷器，以洁白、细腻、耐火度强而着称。高岭土的名气，也在很早就传遍世界。在欧洲，至今仍把陶瓷工业上的高岭土，叫“CHINACLAY”，小小的高岭村为中国赢得了世界性的品牌。
用高岭土制成的精美瓷器，不仅供国内消费，而且传至海外，成为外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符号、一个标志、一个象征。在宋元时期，景德镇的瓷器就是出口产品。到了明朝，由于生产技术的提高，产量的增加，更促进了景德镇瓷器的海外销售。明朝初期，国力正盛，皇帝的心态在天朝大国的影响下，多用赏赐的方式传到外国。一时间，波斯、锡兰等国家的使臣，都欢天喜地地拿到了中国的瓷器。瓷器成了中外友好的桥梁。但这种恩赏的形式，只在明前期较多。更多的瓷器还是通过商品贸易走向世界。中国瓷器为各国人民所喜爱，整船整船的瓷器来到了日本、非洲、欧洲等地。万历四十二年（1614），当时一艘从爪哇回国的荷兰船，就满载了景德镇的瓷器六万九千多件，占景德镇瓷器年产量的千分之一点九。可见，当时欧洲对瓷器的需求量是相当大的。
景德镇这座历史悠久的南方小城，风风火火地走过了在明朝的辉煌时期，留下了动人的佳话、传世的精品。它还将延续，可以说，景德镇的瓷器是人类一块永恒的瑰宝。
（第二节）医药书集大成：李时珍与《本草纲目》
1603年，对于李时珍来说，对于中国医学界来说，甚至对于整个东方医学来说，都是异乎寻常的一年。因为这一年，李时珍的辉煌巨着《本草纲目》终于隆重出版了。至此，这本关乎民生的宏伟着作才日益被人们重视，辗转翻刻达三十余次，后来又传到国外，为全世界所瞩目。达尔文曾盛赞《本草纲目》为“中国古代百科全书”。而在后人以超乎崇拜的心情来拜读这本医学巨着时，又是否会想到这部书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而故事的主人公李时珍，亦能称得上是我们治学钻研、为人处事的道德典范。
明正德十三年（1518），湖广蕲州（今湖北蕲春县）东门外的一个世代行医的家庭里，一名男婴悄然诞生。没有声声爆竹，没有喜庆盈门，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然而，出生平静，并不意味着他一生平凡。
李时珍的祖父是当时的一名“铃医”，铃医是当时摇铃走街串巷为人治病的郎中。他的父亲继承家业，也成了一名郎中，并在医学领域小有成就；着有医书《雪八脉法》、《四症发明》等医学专着。尽管如此，受当时世风的影响，父亲还是强烈希望儿子能走仕宦之路，金榜题名、扬眉吐气。
李时珍受家学的熏陶，耳濡目染。对年幼的李时珍来说，医学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深深地吸引着他。然而早年在父亲的“逼迫”下，年幼的他也曾违心地去读四书五经，这纯粹是出于一片孝心。尽管如此，只要有空闲，他就会背着竹篓，跟随父兄去采摘各种药物，因而锻炼出鉴别草药的能力。深爱着医学的他，从不放弃每一个学习的机会。当父亲为人治病时，他常在一旁倾听，帮忙抄药方，学到了不少的医学知识。
1537年，蕲州发生大水灾，江水倒灌入河流，田地被洪水淹没，颗粒无收，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这原本已经很可怕了，而更可怕的是水退后，各种瘟疫、疾病接踵而来，人们在死亡线上艰难地挣扎着。但此时的官医却摆起架子，没钱不给治病。李家的父子成了人们的救星，从早到晚，来找他们看病的人摩肩接踵。在忙碌的实践中，李时珍帮父亲救死扶伤，治好了一批又一批的病人，自己也一次又一次得到了锻炼。同时，自幼生活在下层的他，本身对下层百姓就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深知民间疾苦。面对病人的呻吟和死亡的哀痛，他心如刀绞。虽然年少，可他对下层百姓的同情是那么的强烈。至此，他对医学的喜爱变得更为深刻、理智，开始深深体会到医生的责任重大。
随着对医学越来越深的喜爱，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再也不能“错”下去。他选择抗争，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才是他真正想要追寻的。他以三次乡试的失败为理由，勇敢地向父亲言明欲从医之心意，表明自己对医学的“热爱”。
几经周折后，李时珍二十四岁那年，父亲终于无奈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这一年，他开始跟随父亲正式行医。遂了心愿的李时珍干劲十足，在不断的实践中积累经验。他是一个认真钻研、善于思考的人。通过从小帮父亲为病人抓药的经历中，他发现自己所看见的医书，有很多不足之处。从汉代的《神农本草》到宋代的《证类本草》虽有所发展，但到了李时珍时代，已有四百多年没有整理和补充过新的知识。特别是其中的错误很多，“草木不分，鱼虫互混”的现象屡见不鲜。医生按书求药，有时还会闹出人命。李时珍更加迫切地感到，要有一部新的医书出现。就是从这时候起，他立下大志，要写一部包括天下所有药方和药物的书，以改正历代药书中的错误。但他知道，要写出这样一部巨作，一定要先精通医术，掌握丰富的医学知识。明晓这一点的他，便开始为他的理想而努力。
李时珍一边钻研医术，一边行医。一方面，他如饥似渴地从前人留下的医书中吸取养分，以增长自己的知识；另一方面，他凭着对穷人的深切同情之心，为百姓治病。他总是一丝不苟，尽心尽力，不计报酬。由于他苦心钻研医术，许多疑难杂症在他手里都迎刃而解。老百姓为他高明的医术、高尚的医德所深深地折服了，每每提起，赞不绝口。
他的名声越来越大，王公贵族也开始找他看病。李时珍便借此机会，大量阅读藏于王公贵族家里、他以前没有机会看到的医书。武昌楚王听说他医术精湛，聘他为王府侍从。一天，楚王的儿子突然昏厥，不省人事。李时珍根据中医理论判断后，大胆地施用催吐、设下类药物，把楚王的儿子从死亡的边缘救了回来，楚王欲重金酬谢，却被他拒绝了。出生贫寒的他，是个不重权贵、不求名利、只求为病人解除痛苦的医生。他的品德无形之中产生了一种威慑力，这种力量使得皇族也不敢对他轻视。虽然身在楚王府，但他从来没有忘记百姓，他时常外出给他们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