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述
中国民间收藏的木雕作品，主要是明、清以来出现的各种木雕工艺品，如：床饰、柜架、镜屏、建筑构件、居室装饰，人像、佛像、鸟兽形象、文房用具以及各种杂器。明清以前的，几乎不见。
但事实上，中国的木雕源远流长，最早的可以一直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一、最早的木雕
20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时，发现了一件木雕鱼。那件木雕鱼，造型生动活泼，周身阴刻的环形纹，细腻、清晰，很形象地表现了鱼的片片鳞甲。
这不仅说明，早在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已经知道可以用木料来刻琢器件，而且刻琢的目的，不在于器具的制作，而是用来观赏、把玩的，这同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用玉裁制出各种动物的形状，反映当初人类生存有赖于捕食各种动物以及与鱼鸟禽畜的亲近关系，是一样的道理。木雕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在新石器时代已经萌芽出土了。问题是木质制品容易腐变，能遗存到今天极不容易，所以我们今天很难对它进行深入的考证。
二、先秦木雕
20世纪六十年代，湖北江陵的楚国墓中出土了一件彩绘木雕座屏，彩漆屏身，盘龙之座，堪称“中国屏风之祖”。这件座屏，长仅0．518米，高0．15米，屏上镂刻凤、雀、蛙、蛇、鹿等大小动物形象51个，体态逼真，形象生动。因为小中见巧，玲珑可爱，更显得情趣无穷。
关于屏风，先秦典籍中多有记载，如《诗·大雅》中的“大邦维屏”，《荀子·大略》中的“天子外屏，诸侯内屏”，等等。当时的屏风，作为装饰品，主要用于礼仪和美化居室。用于礼仪的，又称“黼依”。这种黼依置放在座位后面，有大小两种。《荀子·儒效》谓“负依而坐”，这种黼依很小，就放在座位上，所以，现在我们称之为“座屏”。座屏与元代盛行的“床上屏风”大同小异。至于《周礼·春官·司几筵》谓“凡封国命诸侯，王位设黼依”，《礼记·曲礼下》谓“天子当依而立”，那种黼依“竖之座后”，后人称之为“落地屏风”，比较大，能衬托天子的威仪，就不一定施以木刻了。以后历朝，帝王官宦和富贵人家也多有落地屏风，这种屏风以漆器为众，也有在光屏上贴字画的，这些都不属木雕工艺范畴。
西周以降，木雕屏风的制作发展很快，其风格也由简洁逐渐趋于繁丽。东汉《三辅决录》云：“何敞为汝南太守，章帝南巡过郡，有雕镂屏风，为帝设之。（章帝）命侍中黄香铭之曰：‘古典务农，雕镂伤民，忠在竭节，义在修身。”’东汉屏风雕镂的盛况，由此也可见一斑。
先秦时期的木雕艺术，除了表现在屏风上，还大量在木俑的制作中体现出来。1986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哈密焉不拉克村墓地出土的9件西周早期木俑，均利用厚木板，以简陋的雕琢手法削刻而成，头部、躯体分明，男女性别显眼细致，有的还略约表现出服饰与皮靴，尤其是面部，大多用线雕刻画出长大粗壮的鼻子，显示出明显的少数民族特征。
1978年湖北江陵县楚墓出土了两件彩绘木俑。木俑的雕琢分头身、足、小臂几部分进行，然后组装拼合成整体。这两件木雕作品，先施以圆雕，然后绘漆。椭圆形的脸庞上雕出的五官，透出一股庄重矜持的灵气。细长的脖颈十分突出。服装、扣饰、玉佩都刻画逼真，造型线条流畅，很有艺术感染力。这说明中国的木雕，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相当的工艺水平。
此外，湖北通县、江陵，湖南长沙，河南信阳等地，也先后出土了许多东周时期的木俑，如漆绘梅花鹿、持剑木俑、彩绘木俑等。
将上述众多木俑，按所处年代排列，然后进行比较，我们可以从中见出先秦时代木雕艺术由粗趋细、由简趋繁的发展轨迹。
先秦时代木雕艺术的发展，与木工制作有密切关系。《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当时所谓“木工”，乃是一种官职，执掌木制品的生产管理。后来，随着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木器制作的分工也渐趋于细。根据春秋末年《考工记》记述，当时，“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六……”。“攻木之工七”，即：轮人、舆人、弓人、庐人、匠人、车人和梓人。他们各司车轮、船舆、房屋和各种木质器具的制作，这当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诸如木雕屏风以及木俑的制作。《考工记》总结当时木工雕刻的一些经验，介绍如何将日常生活中观察到的各种动物特征，运用到艺术形象的创作之中，还记载了一些具体方法，例如，雕刻鳄鱼之类的凶残动物，必须深雕其脚爪，突现其眼珠，鼓起其鳞甲（“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鳞”），才能体现出它勃然发怒的兽性，等等。另外，《韩非子·说林》中谈及桓赫，也记载了桓赫在木工雕刻中，处理“面目之中枢”（鼻）与“心灵之窗户”（眼）的比例关系上，所积累的一些经验与体会，如“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这些经验之谈，虽属片言只语，却折射出先秦木雕艺术的光彩，它对后世木雕艺术理论的形成和木雕艺术的实践，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早期的木雕，目前收藏界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极少见有当时可供观赏的作品，而地下出土的木俑却有相当的数量？据笔者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与西周兴起“人殉”制度的改革有关。夏商两代的奴隶主阶层，人死之后都要杀一些奴隶作为陪葬。商末，奴隶贵族中的有识之士提出，对奴隶这种有生命的生产力，随意杀殉未免太可惜，应该让他们创造更多的价值，为活人所用。但是，奴隶主贵族死后又不能没有奴隶侍奉。于是，有人想到用陶塑或木雕的方法，制作一些奴隶形象来代替奴隶陪葬，木俑就这样产生了。以后，到战国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初立，人殉制度基本消失，俑的使用也就越来越多。再说先秦时期，像木雕屏风之类的工艺品也确实不多，使用时间又长，甚至代代相传，遗失、损坏也在所难免。两相比较，多与少的差距应该是很明显的。其二，我们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绵长的发展历史中，任何艺术品的出现和发展，都与统治阶级、上层知识分子的喜好密切相关。众所周知，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以彩陶为代表；商周时期的艺术，以青铜器为代表；春秋、战国直至秦代，漆器风靡；汉代以降，玉器、瓷器、字画成为艺术的主流，都与上层社会的提倡与支持分不开。他们喜好和提倡的艺术品，或者是因为原料的神秘与贵重，如玉、金银、青铜；或者是因为出自书画名家之手，光彩夺目，都可以此炫耀财富和地位。中国早期的制陶艺术，后来之所以会朝明器方向发展，它在人类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与影响之所以会被瓷器所取代，也正因为它比较“土”。中国的木雕艺术，因为木料是从土中长出，比较贱，所以当陶俑陶塑艺术飞跃发展时，木雕也被渗入其中。木雕艺术崭露以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埋没于地下，而被漆器艺术所取代，即缘由于此。
三、秦汉木雕俑为先
秦汉木雕，其实主要是指两汉木雕，因为秦王朝立国15年后，就被推翻了。秦代虽有规模恢宏的兵马俑，但都是陶塑的，没发现有木俑。
秦汉时期，木雕工艺品在日常生活中仍有出产，如木雕屏风、宫殿厅堂上的雕梁画栋等。但是，木雕在建筑、居室装饰中的艺术发展走向并不明确。传世之物流入民间的，现在几乎绝迹。1973年在湖北江陵西汉土坑木椁中，发现的一只木雕船舶模型，堪称孤例。湖北省地处我国腹地，汀河湖泊密布，长江穿流而去，大江大湖上来往穿梭的各种船只为木雕船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经研究表明，这只船的接榫工艺竟和今天的木雕船工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见汉代木雕船的工艺水平已达到相当的程度。赵汝珍《古玩指南》谈到木质造像时，曾提及：“汉代杨香刻木为父母像，而早夕礼拜之。”这种情况与中国古代盛行的祖先崇拜有关。供祖宗，立牌位，这是一般场面。考究的，在祭桌前还供祖先像。汉代书画都绘在帛上，非常昂贵。
隋唐开始才用宣纸。因此，汉代祭祖供像，用雕塑造像并非偶然。杨香刻木为父母像，早于菩萨像的出现，听起来好像很新奇，其实，这正是汉代木刻人像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
1957年，甘肃武威汉墓中出土了一件木猴，通高11．5厘米，圆雕而成。它的形象生动，刀法简练，真实地反映了汉代木雕的工艺水平。这件木猴，有人将它归到木俑一类，但也有人持相反观点；他们认为，尽管秦汉俑中出现过各种动物俑，这些动物形象如鸭、牛、羊、鸡，原形都是提供食用的，而猴子却是人类最喜爱的。猴子生性好动，一刻也不会闲着，还时时做一些令人发笑的动作，很符合少年儿童的心理。然而，猴子不像家禽随时可以得到。因此，有人喜欢就有人制作木猴、陶猴，它们与动物俑不属同一范畴。
后来，1977年甘肃武威磨嘴子汉墓群中，又出土一百余件木雕的人物、动物俑；1980年江苏连云港市云台区唐庄的西汉晚期墓中，也出土了一批木雕俑。这些木雕可以说是汉代木雕艺术的一支最重要的力量，是汉代木雕艺术发展的里程碑。
首先，这一大批木俑反映的题材比先秦广阔。先秦木俑均系人物（奴隶）俑，汉代木俑几乎将人间所有的生活方式及生产方式，随着主人的去世都搬到了地府。这当中既有侍女、卫士（汉代称之为“部曲”）、庖厨和农夫，又有表演节目的伎乐俑，还有禽畜佣、镇墓神兽佣等等。其实，这完全可视为汉代上层社会生活的生动写照。
第二，汉代这些木雕作品，形象生动，富有艺术感染力，与先秦时期呆板的人物造型，形成鲜明对比。如江苏邗江胡杨汉墓出土的“跽坐俑”，“跽坐”本是一种比较古老的礼仪性的坐式：双腿并拢，膝朝前，足向后，面对客人跪下，然后将臀部的重心放在小腿肚上。汉代木雕在刻画这一类人物形象时，很在意静中出动，并善于用洗练的手法，表现人物瞬间所流露的情感。胡杨汉墓出土的这件木俑，满脸堆笑，眼神、体态和手势，传达出一种动人的情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三，汉代木雕努力反映现实的生活场面，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甘肃武威西汉墓出土的“对博老叟俑”。这组木雕对博俑，表现两位老翁隔着棋盘，进行“对博”的情景，刻画入微，惟妙惟肖。坐右边的老翁，浓眉、细眼、悬胆鼻梁，留一小撇八字胡须，右手抚膝，左手抬起，似在示意对方先走棋。左边的老者显得清瘦，头顶盘髻，右臂前伸，以拇指和食指持住一枚条形棋子，作投放状。两位老者的衣着、服饰，甚至发丝，都细致入微地表现出来。对于这组木雕作品，也有人认为它不属木俑范畴，因为它不同于护驾皇帝的兵马俑，也不同于为贵族表演节目的伎乐群；它可能是死者生前非常喜爱的工艺晶，就像金银木雕猴、木雕“对博老叟”是否属于供观赏的工艺品之争，其实质牵涉到汉代木俑技艺是否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毋庸置疑，汉代木俑代表汉代木雕艺术的主流，它是先秦木俑制作的继续与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整个汉代木雕艺术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去分析，诸如木猴、木雕“对博老叟”，乃至父母木雕像在汉代现实生活中的存在，也是势所必然。
四、艺术天地的拓展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政治混乱，经济畸形发展，朝代频仍更换，使人们普遍产生了一种命运难测的虚无主义思想。
这时，佛学的“四大皆空”寄希望于来世的修行解脱、因果报应，适应了人们的精神需求，佛教因此而备受青睐，葱葱勃兴。据《释氏稽古略》记载，西晋时以洛阳、长安两京为中心，就修建了佛寺180所，有僧尼3700余人。至南北朝，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2846所，而北朝，据《魏书·释老志》、《洛阳伽蓝记》记载，孝文帝太和元年（477年），全国佛寺6478所，至北魏末年（534年），全国佛寺竟高达三万余所。
佛教盛行于世，佛寺随处可见，木雕艺术终于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因为当时从君主到黎民百姓，都奉佛、敬佛，佛寺多琳宫琼宇，其梁柱、斗木共、廊檐、门窗，精雕细镂，蔚为壮观，佛像亦栩栩如生，精致而亮丽。
这一时期，不少著名的书画家也擅长雕刻之道，如晋宋之间的山水画家戴逵，史书上记载他精于大、小佛像的雕刻。一尊高1丈6寸的无量寿佛像，雕琢初成后，他仍不满意，于是经常“潜听”舆论之褒贬，集思广益后，反复修改，历经三年时间，终于大功告成——一尊金碧辉煌的佛像终于供奉在寺庙大殿，令人折服。戴逵之子戴颐继承父业，书画、雕刻的造诣颇高，据说也有不少木雕佳制问世。又如，北魏书画家蒋少游，他善于建筑构件装饰，木雕手艺精湛，当时山西平城和河南的一些宫殿建筑雕刻，有不少都出自他的手艺。
魏晋南北朝开创了木雕工艺的新天地，取得很多成功的经验。这些作品虽然后来都陆续毁于兵燹战乱之中，但它对后世的影响之大，却是不争之事实。
五、长足发展的唐宋木雕
魏晋南北朝流行的木雕，品种多，数量大，与当时全民崇佛、敬佛有关；木料得来也容易，价格又低廉，所以木雕工艺的普及程度远远甚于玉雕、石雕，并且一直延续到唐宋时代。
唐、宋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上的鼎盛期。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带来了文化的灿烂。中国的雕塑艺术也在这个形势下呈现夺目的光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统治阶级一如既往地崇佛、敬道，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建寺造佛之热不亚于前朝，这种态势更促进了木雕艺术的发展。今天，从山西五台山南山寺、佛光寺和太原市圣母殿的寺庙建筑与佛像上，我们仍能目睹唐宋时期的木雕艺术风采。唐宋时期，云南省剑川县白族木雕水平之高，也令人惊叹。“丽江粑粑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有”，例如：保存至今的剑川关岳庙圆窗三层木雕，它的底部是字形格，中层衬以芦苇，外层浮出花鸟，包罗万象而又层次分明；保山观音寺的雕窗，在平面上纵身跳出一匹飞马来。还有一种“浮线花窗”，从正面、左、右、上、下不同角度不同地点观赏，会出现不同图案的画面，变化莫测，简直如同“魔窗”。
据史书记载，北宋真宗时，还出现过一位姓严的女雕刻家，“雕木极妙”，她用檀香木制作的“瑞莲山”龛门，雕成细真珠八花球露重网，上面还用透刀刻成五百罗汉像，刻工精巧细致，罗汉个个生动传神，宋真宗看了大加褒奖，当即册封她为“技巧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