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史记》载孔子离开时是“微服”，微服是平常装束，《孟子》、《史记》此处是在说孔子换装离去，这也反证了在先前孔子穿的不是平常装束。不是平常装束又是什么呢？官服吗？当然不是，孔子当时没有做官。只能是祭服。此事也可证明孔子在宋演礼，确实是在祭祀。
孔子周游列国失败的原因
接着前面讲。
孔子周游列国第六站：郑
孔子周游列国第七站：陈
孔子周游列国第八站：蔡（古为蔡国，当时属楚）
孔子周游列国第九站：叶（属楚）
孔子周游列国第十站：楚（没去成）
孔子周游列国第十一站：返卫
孔子周游列国第十二站：赵（没去成）
孔子周游列国第十三站：周
孔子周游列国第十四站：秦（没去成）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孔子周游列国走得并不算太远，他最想去的是赵、楚与秦，但因为战乱与别的原因，都没去成，大部分时间在卫国与陈、蔡间流浪，卫国杲得最久，还两次为了谋生做过小官。总的来说，孔子这十四年吃了大苦，其中以“在陈绝粮”最为著名。
孔子这十四年传道收效甚微，主要原因是战乱使他的工作长期陷于瘫痪，师生一直都在为温饱奋斗。
另外有一点，孔子的思路有误：他一直想走上层路线，每到一国就与国君大臣套近乎，结果多半吃闭门羹。孔子不愿深入民间，走下层路线，在宋演礼应是唯一的一次。
孔子的这种做法使他高不成、低不就，虚度时日十四年。
要说收获，一在于影响，二在于孔子从各地（包括周邑）收集到了大量资料，这为他日后整理六经提供了决定性的帮助，这，才是孔子真正的事业。
周游列国之所以失败，要说根本，在于孔子本人没把自己要传的是什么闹清，与其说在传道，不如说在求道。为什么列国君臣不愿接纳他？他不晓得。孔子在苦恼之余，下决心重新整理文献，从中清理出简明易懂、容易实行的道来。
时间匆匆
乱世易过，盛世难熬。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为什么搞那么久？久么？我觉得一点儿也不久。人处乱世中，身边的一切急剧变动，内心也急剧变动，以变动随变动，只会觉得时间过得飞快。孔子周周转转十来个国家，短则几个月，长则几年，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其实时间是很容易打发的。不过我在这里怎么解释也很难让人明白，如果你真想了解孔子，最好的办法是像他一样去流浪。做一回流浪汉，你就明白了。
“文革”十年，弹指一挥间。我的父母经历过“文革”，听他们说起，就像昨天的事。我们再把时间往回倒，民国时的“留日三文豪”：鲁迅，郁达夫，郭沫若，他们来往于中国与日本，十年时间也无不是匆匆而去。朱自清的散文名篇“匆匆”，也正是对“乱世易逝”的感喟。曹雪芹十年一觉红楼梦，杜牧之十年一觉扬州梦，莫不如此。眼下还有十多天就到年底，想想今年的毫无作为，我再来看孔子，不得不让人起同病相怜之叹。
人生的悖论
人是怪物，人生是悖论。人自己找罪受，不像所有的动物活着只不过求安逸，所以我把人叫怪物。人生是悖论主要体现在：人生走向每个人的反面，你想走这条路，最终走了那条路；你想做这种人，最终做了那种人；你想做一件事，最终做了另一件事。人人都是这样，人人都处悖论中。
孔子周游列国，几次差点死去，这种日子从心里讲是难过，从时间上讲好过。东躲西藏，南来北往，时间快得让人咋舌。而等他回到鲁国重过太平日子，才渐渐觉得盛世难熬。盛世与乱世都是一样的，盛世让人堕落，乱世让人愁苦，都能摧毁人。我们的生命不但容易被压缩成饼干，还容易被拉长成拉面，结果都是被吃，人生的悖论是对努力上进的人类一个提醒，若无信仰，即使你再活千年，或再活一百遍，也是如此。
四
一切都在证明我自身
［古往今来，我是唯一］
本章讲孔子整理六经
孔子整理六经的情况
传统说法，“孔子作五经”，所谓“作”，指编辑、整理，其中也有撰述。孔子本人拒绝“作”的说法，自称“述而不作”，那么他究竟“作”了没有呢？我们先来看孔子整理五经分别做的工作，再来看另外一经《乐经》。
五经：
《诗经》删、编
《书经》删、编、补
《周礼》传、编
《易经》传、补
《春秋》撰
简单说明如下：
《诗经》原来有数千首（传统说法是三千首），孔子将与周礼不合的部分大量删去，编为三百首左右。
之所以取三百之数，是为了合于天数：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因此《诗经》有三百之数。这一点体现了《易经》“采象于天”的思想。
《诗经》篇数取足三百首（《史记》说是三百零五首），但又不能与一年的天数相同，必须比天数少一些，因此又不足三百六十五首。这一点体现了《书经》中“敬天”的思想。
孔子不是就《诗经》编《诗经》，而是本着律法（周礼），运用《书经》、《易经》的原则，进行严格的编辑工作。
《书经》是照时间编次，补充部分是放在全书篇末的《秦誓》。孔子重视秦国，并预言了秦国的兴起，认为秦国有道，因此将《秦誓》特殊地列入了《周书》。孔子此举意思是：秦道是周道的补充，或实现。
《周礼》是周公传下的，常年放在鲁国太庙的重要律法书，是祭司的祭祀指南、工作手册。
《易经》的流传情况是：
孔子作《易传》，是在周游列国归来后的事情了。这时的孔子已对周易精神有极深领悟。
整部《易经》，在孔子手上得以最后完成，跨时数千年，确实是一件惊人的事件。孔子不具有祭司的身份，则断不能从鲁国太庙获得周公传下的周易。但光是这样还不行，孔子如果不周游列国走一圈，也不能观乎“天文”、“人文”，最终作《易传》，使经传合一，周易之道完全合于先天。
《春秋》。《史记》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太史公完全说错了！孔子作《春秋》的目的不是让乱臣贼子惧，而是让“为君王者惧”。如果仅仅是让乱臣贼子惧，那么《春秋》仅是一部政书，并无多大意义。只有让“为君王者惧”，才算得上一部律法书。
君王所惧者何？老百姓？他们从来没怕过老百姓。大臣？君王怕大臣也只是极少数。君王最怕的是王位动摇，地位转眼成非法。
任何君王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乞求上帝保佑，夏商周三代开国之君都是这样做的，这在《诗经》、《书经》中有明文记载。夏桀、商纣、周幽等昏王，不敬上帝，放纵私欲，则国不能长。
孔子作《春秋》，实是针对周王室腐败衰落，不行周礼，于是作《春秋》，希望周天予悔转、列国君王有所惧怕。
孔子作《春秋》，是他作为祭司监督君权的具体表现，是他的本职工作。
另外还有一部《乐经》，传统说法，《乐经》加五经即为六经。已失传。但说不定近年有考古发现或古籍流传，留意于此的朋友可以深入研究。
我在这里能提供的思路是：可能《乐经》不是一部文字书，而是一部乐谱，是当时的祭祀音乐大全。
孔子说他“归鲁然后乐正”，可见孔子又是一位调音师了。《乐经》这部专业的乐谱随着秦毁鲁庙，应当很难保存了。今天曲阜孔府用的祭祀乐谱，今天传下的孔子琴曲《猗兰操》，今天传下的《礼记》中的《乐记》，应该都不是当初的《乐经》样子。
因为《乐经》不是一部文字书，而是乐谱，因此传统做法没把它与五经并传，予以同样的重视，这也是它失传的原因。
据《史记》，“乐”（《乐经》）也是经孔子之手而成的。孔子做的工作则是：
《乐经》传，作
“传”，指孔子传承了周乐。作为太庙祭司，懂音乐、精于音乐是他的本份，因为每场祭祀几乎都有音乐，孔子作为太庙常设音乐会的主持人，不懂音乐是不可能的，他对周乐相当熟练。孔子也可能是该音乐会的主唱与主琴手。
“作”，指孔子传承周乐的同时对周乐有纠正，又有在周乐之外的音乐创作。
关于孔子纠正周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韶》是舜的韶乐，音乐柔和。《武》是武王的武乐（军乐），音调激烈。孔子说周乐不柔和，因此要用韶乐来纠正。孔子又自述他“归鲁而乐正”，可见孔子对周乐有个调音、正音的过程。
关于孔子的音乐创作：“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嗷如，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这是孔子对鲁国的大师（大乐师，太庙首席音乐家）讲音乐，他谈的是周乐，透露的却是他的创作经验。一个不会创作与演唱的人是谈不出如此精妙的音乐理论的。“始作翕如”，指刚开始要轻柔，像一扇门缓缓打开。“翕如”指像门打开。“纵之纯如”，指放声歌唱或放手演奏时要把音调正，不要有杂音。“纯如”指声音纯正。“嗷如”，指音乐到高潮，响亮，具有震撼力。“皦”本指光明，此处借指响亮。“绎如”即不绝如缕，余音绕梁，曲终而意未尽。“绎”本指没有裁断的丝绸长长的样子。这个“绎如”，正是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学来的功夫。三月不知肉味，心中全是音乐，可见余音绕梁，乐意之深！孔子深谙创作之道，所以能对大乐师细谈音乐，绝对是行家。
又，孔子曾作琴曲《吊颜回》、《猗兰操》，前者已逝，后者传世。
《礼记·檀弓》又载孔子守母丧两年期满，到了第十天作了一首笙歌，“十日而成笙歌”。
据《史记》记载，孔子当初离开鲁国时还作了一首《彼妇歌》，专门攻击鲁国君臣沉溺于女色的行为。歌词是：“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歌词大意是说女色可怕，因此他要去周游列国。所谓“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很明显是孔子在模仿《诗经》的语气。
综合以上所讲，孔子确实是一个能演奏、能创作、能指挥（常年主持祭祀大典，包括主持祭祀音乐会）的音乐大师。只有他才有资格正乐，编《乐经》。
孔子整理六经的顺序
孔子整理六经的顺序是：
一，先正《乐经》。《论语》：“吾自卫返鲁而后乐正。”
二，再编《诗经》。《诗经》与《乐经》原是一部书，《诗经》是歌词，《乐经》是乐谱，都是祭神大典上必用的本本。
三，再编《周礼》。为配合新编的《诗经》，祭祀方便，孔子删繁就简，简化原有仪式，将太庙中周公传下的《周礼》改编成一个简易手册，成为新版《周礼》，发给参与祭祀的人，人手一册，先预习清楚，使祭礼简单易行。
四，再编《书经》。孔子在改周礼时，势必涉及一些历史问题，必须查书。于是孔子着手进行编史工作，编《书经》。孔子在编《书经》时，秦国的力量日益壮大。但这时的秦国还没露出要吞并列国、推翻周朝的野心，相反，还以周朝的捍卫力量出现，到处勤王。孔子一时失察，认为秦国是周王室的好臣子、好帮手，于是特别将秦穆公的一份战后悔改的誓词《秦誓》编入《书经》，这种大胆的做法只有孔子敢干。
五，再补《易经》。《书经》补完，孔子意犹未尽，根据《书经》“敬天”思想，洋洋洒洒作《易传》，附于《易经》之后，经传合一，成为新版《周易》，是为对周道的补充与完善。这事也只有孔子干得出，在别人想都不敢想。
六，最后作《春秋》。作《春秋》是孔子编撰、著述工作的大总结与最高峰。补完《书经》与《易经》，孔子实际上已完成所有的整理工作。在此基础上，他针对当时的时事，作《春秋》，是一部“当代史”。作《春秋》一事体现了孔子作为祭司与史官的职份，也体现了《易经》上说的“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天下睹”的易变精神。
六经都经孔子之手，六经处处是孔子的痕迹，孔子不是六经的孔子，六经是孔子的六经，这一点是无庸置疑的。
那么时间呢？孔子作六经耗时几何？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是六十五岁那回到鲁国的，死时是七十三岁，孔子在死之前的倒数第二年，即七十二岁那年，作完《春秋》。以此推算，孔子从归鲁开始正乐，到死之前作《春秋》，连续耗时七年。七年作六经，差不多一年一部，也是高产了，老夫子精力过人，盖上帝佑之也。
孔子整理六经的目的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方便在太庙中祭祀。当然，也好用来教学生。孔子整理六经，是与他作为“国老”的身份相吻合的。
孔子整理六经前，太庙中用于祭祀的文本繁琐，古奥不易解，芜杂不易行，孔子整理六经，使祭祀一下变得简单易行，又很丰富，有诗、有乐、有书、有礼、有易，还有春秋。这六经对于祭祀的作用分别如下：
《乐经》：是神曲乐谱，用于祭祀时演奏，与唱诗时伴奏。《诗经》：是祭祀用的歌词，即赞美诗，用于祭祀时群唱。《周礼》：是祭祀准则与礼仪指南；即律法。《书经》：是祭祀时作祷告的内容依据。在太庙祷告不能随便，要依据《书经》（当时称“尚书”，意即上古之书）。《书经》记录了大量我们的列祖列宗作的祷告名篇，如《汤誓》。祷告本此，当然也允许结合具体情况发挥。
《春秋》：是主祭者（大祭司）每次祭祀时向上天作的时事报告，要在祷告与敬拜中念出来。比如孔子念“天王狩于河阳”，这是主祭者（大祭祀）向上天禀告此事。这种做法近似于《旧约》中《利未记》、《申命记》等书所载，犹太长老每有大事，必祷告，请示怎么做。
《易经》：是祭祀时占卜、摇签、演卦的依据。主祭者（大祭祀）将占卜结果告诉鲁国国君，具体指导下一步怎么做。
六经使孔子地位不可动摇
孔子编定六经，使他的祭司地位更加确立而彰显。
归鲁后，孔子地位如日中天，鲁哀公尊之为“国老”，意思就是大元老、大祭司。鲁国执政大臣季氏也不再有侮慢孔子的行为，执礼甚恭。孔子死后，鲁哀公尊称孔子为“尼父”。
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编六经七年，这二十一年中，孔子在列国的影响力日渐巨大，当世再无第二人与他同列。各国纷纷派人前来鲁国观礼、取经、问政。中央王朝周与各诸侯国都公认孔子是全中国的大祭司，“圣人”，而不仅是鲁国的圣人。
六经是孔子神学院的课本
孔子的六经是他自己的学问大全，同时也是他教育各国弟子的教科书。科科都是主科，都是大学问。孔子的六经可以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详说如下。
学《诗经》，可以进入唱诗班。
当然，当时还不叫“唱诗班”，叫唱礼之列。意思都是一样。
我们都知道，唱诗班在整个祭祀敬拜中具有特殊而光荣的地位。在每个教堂的台上，唱诗班与牧师同列。牧师在前面讲道，唱诗班在后面唱诗，相辅相承，烘托出神圣而和谐完美的气氛，让人感觉确实是身处神的殿堂，进入一种别样的人生境界。很多人进教堂不是听讲道，而是去听赞美诗。这也很好。要说根本，讲道是次要的，因为上帝的道自会显明，赞美才是我们最主要的功课。
孔子之时的太庙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教堂。唱诗班是整个会众的宠儿，唱诗班的歌唱者被视为天使。因此，不是谁都有资格学《诗经》。孔子这方面有些“偏心”，让他的儿子孔鲤学《诗经》。
孔门弟子中，精于《诗经》的有子夏等。子夏曾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曰：‘商始可与言《诗》已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把《诗经》的学习当成进入太庙神学院的第一门功课。
学《诗经》的另一作用是可以当外交官。《左传》记载当时各国来往，都以《诗经》为外交辞令。外交官在说话中如果能大量并且准确地引用《诗经》，就会被认为是很好的外交官，反之则不是。
因此，孔子的太庙也为各国培养了大量外交官，实为当时中国的外交学院。鲁哀公亦将鲁国的外交部设于此。
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以美为？”（《论语·子路》）意思是外交官员熟读《诗经》三百首，才能让他去做事。如果不熟，辞不达意，那在出使四方、处理外交事务时就不能很好地说话做事（专对，应对）。你们不要说三百首太多了，不多怎能去应付各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