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公元一五四八年），明朝廷于这一年实行盐政大革新，将开矿制盐的权力下放到民间，鼓励一些有实力的大商户自备工本，产销自主，开发盐矿。政府则负责核查产量，坐享盐商三成的营利额。在这一新政策的带动下许多大商贾纷纷投入开矿制盐的经营行列，盐产量也因此有了明显增加。
其实范世逵在有了一定资产后，本就跃跃欲试想重返盐业，但当时看到盐吏十分腐败，盐引漫天要价，成本太高，所以才决定放弃。现在则不同，采矿、制盐、营销，一切由自己说了算，虽然政府抽三成利润，但还是大有可图，看来他重返盐业的机会已经到了。
因此，范世逵决心重返盐业，这成了范世逵的事业实现再次飞跃的一个转折点。
范世逵这样的大商人，要么不做，要做便是大手笔，而且行为处事既果断又谨慎，所以范世逵说做便做。因为山西平阳府历来被定为官府的重要产盐地区，又听说即将新任的“盐运使司”是和他有交情的李桢，所以他决定到平阳府发展盐业，随即便打发人到平阳府里打探消息。去的人带回了一个令范世逵欣喜若狂的消息，因为即将上任的“盐运使司”确实是和他早有交情的李桢。
李桢不日便要上任，于是范世逵将蒲州生意打点妥当，便连忙赶往平阳，一路上精心准备盐业计划。
李桢到任之前，范士逵已经作好了准备。
一日，李桢赴任的消息传来，然而他的马车还未到盐运公府，便被一个神秘的马车载进了一家私人住宅。
这家住宅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商人范世逵，主客寒暄着走进了大门。
片刻功夫，李桢被引进了客厅，他稍微打量了一番便发现，范家的里外大不相同。大门虽不醒目，客厅中的陈设却是名贵非凡，光是壁上的字画，就让他目眩不止，这面一望是屏条山水，那面一望是屏条书法，另有一幅中卷，顶天立地，写的是碗大的隶书，苍劲有力，有两丈多长、七八尺宽。
随便打量了一下，明白人就会知道，这家的主人有多富裕。
李桢心中自然高兴，以后他还愁没有财源吗？
李范二人话话旧，便开始了宴席，这桌酒宴何等珍贵自不必说。席间谈笑风生，甚是投机，几位陪客也都是文雅之士。
文雅之人倒也少了猜拳闹酒的情形，当然也有美人相伴，真是别有情趣，渐晚，酒阑人散。
李桢带着贺礼便回了盐运公府，范世逵依依相送，并定好隔日到盐运公府拜访说有要事相谈。
隔日，范世逵携厚礼直接到盐运回公府面见李桢（盐司），在经过一番商谈后最终达成一项协议：
一、由盐司负责物色一处富矿并办妥相关手续。
二、盐司负责矿产在运营过程中的安全。
三、投资、经营，由范氏方面一手操办（包括制盐方面的技术人员、工人的聘请和安排）。
四、在保证上交国家三成营利额后再抽出一成给李桢本人（私下协议）。
蒲州的“盐丁”（即专门从事盐业生产的人），为山西之最。范世逵煞费苦心地在家乡“招兵买马”，终于集合了一批优秀的生产人才。
盐矿开业之后范世逵首先在平阳、蒲州、绛县等一小部分地区开设盐行。由于当时竞争十分激烈，所以刚开始他的生意十分不理想，还受过同行的暗算，声誉一度受到人们的误解和损害，但慢慢地他在这场残酷的淘汰战中赢得了胜利。其时盐市的价格随着产量的波动起伏很大，再者一些经营者目光短浅，不但所产盐质甚差，且一旦市面出现求大于供的现象时便断然涨价，不顾百姓死活，这往往使老百姓叫苦不迭。
范世逵则不然，他在盐行开业之前就一再严厉告诫属下各管理人员：宁愿先坐一段时间“冷凳板”把招牌“擦亮”、声誉搞好，也不急于求成、无信无义。因此他给每一地的盐行的负责人定下三条铁规：
一、首先保证品质，凡不符合品质要求的盐一律不得上市。
二、无论盐市如何浮沉起伏，一律不准动摇既定的合理价位，更不得做囤积居奇、私卖、私涨盐价的缺德事。
三、对顾客的服务要热心、真诚，绝不缺斤少两、以次充好。
以上几条有关他的经营理念，在他的严厉督促下得以始终贯彻执行。
他的盐行最终不但在河东地区站稳了脚跟，且出现了“遍地开花”的喜人景象。范世逵在盐行的骄人成就又使他赢得了“经商之神”的称号。
范世逵在商业上的成就，是综合了许多方面的优势的，非一言半语可以概括。铸造一个成功的人十分不容易，要结合许多的先天条件和后天因素。但民间有一句俗语说得很好：“要做事，先学会做人。”虽然看似简单，但要做得到、做得好，却一点都不容易。范世逵最根本、最大的优势或许也就在于此。在“会做人”的同时，范世逵也十分善于识人、善于用人。他大胆起用、重用陈海，并最终使之成为其手下的得力干将，便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陈海曾作过扒手，他与范世逵的相识还有这么一段故事。
有一天陈海趁着是重阳节特地赶到普救寺准备伺机行事。
此间来自四面八方的善男信女，多不胜数，摩肩接踵、拥挤不堪。也最易于让陈海有“落手”的机会。
果然他很快锁定了一个目标，此人年约三十开外，中等身材，方脸大耳、衣着光鲜，他一手携着夫人，一手紧拽着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已随着人群挨挨挤挤的往寺里面走去。陈海锁定的这个三十开外的男子正是以后做了他的东家的范世逵。
“这人一定是头‘肥羊’，看他腰间沉甸甸的钱袋，怕要有十头八两银子在里面。”陈海心里默默嘀咕着。凭他近一年来的“专业”手段，一般很少失手或看“走眼”。
不多久他就像一条蛇似的钻进了人群，贴近目标，只一瞬间，仿佛已经到手，他急忙抽身想一走了之。此时范世逵好象已然察觉，手往腰间一摸，“糟了，遇到扒手……”他心下想，但他并不慌张，一面安顿夫人看好小孩，一面往人群四处张望。很快就看见离自己不到十米远，有一个约十六七岁模样的少年，一边往前想挤出人群，一边又慌里慌张的往回看自己。他当下喊一声：“别跑，站住！”
陈海挤出人群，跑了开去。范世逵便在后面追赶，一直追到民演武场靠近二郎庙的一个茶亭边才将陈海抓住。
陈海气喘吁吁，满脸惶恐地对范世逵说道：“这位叔叔，我把银子还你，你饶了我这一次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一边说一边忙着将钱包递到范世逵的颔下。
范世逵一手接过钱包，但还是抓住他的手臂不放松，语带气愤地说：“小小年纪不学好，居然干起这等不法之事，你父母若是知道该有多伤心。”
不提父母还罢，一提父母陈海便联想到自己凄惨的身世，于是悲从中来，由开始的沉默而低泣到声泪俱下。
范世逵见状，稍微软了一下语气说道：“且莫哭，我也不再责怪于你，只是想要见你的父母让他们好好教育你，不然你这辈子将要前程尽毁。”
陈海哭声稍缓断断续续地答道：“家……家父已然去世，家中惟有一患病的老母亲，与我相依为命。”刚一说罢，又止不住悲泪长流，泣不成声。
听他这般一说，又见他一副极可怜的样子，范世逵原有的一点怒气仿佛一下子消失了，心底里反倒油然而生了一股怜悯之情。
于是他放下了抓住他臂膀的手，自言自语的说道：“想不到，你年纪轻轻，便历此人生惨事，罢了……”范世逵下意识地往空中摆摆手，跟着从身上掏出一把碎银子交给陈海，并说道：“这点银子你先拿着，好替你母亲看病。”接着，他又了解了陈海的相关身世，方知道原来他亦是一个极其孝顺的人，只是为生活所迫，才沦落至此。
在临分别之际范世逵问了陈海的住处，并一再叮嘱他今后再不要做此等违法乱纪的事，有什么困难可以找他。
陈海手中紧握着银子，百感交集地望着渐渐远去的恩人，直到从自己视线中慢慢的消失。
经过这一次不同寻常的相识之后，陈海因此而改变了他自己的一生，范世逵也在他的商业帝国中多了一位精明强干的助手。范世逵挽救了陈海也改造了陈海，他看准了陈海是一块有待雕琢的“良玉”，因此在纳入门下之后他细心的栽培陈海。当真渐渐成熟、成才时，即放手由他管理商务，甚至在财务方面也大胆相信他，从不疑忌。因为他清楚，这个孝顺之人，其本质是善良的，而本质善良的人，定然不会做背信弃义之事。正如《论语》所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先。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范世逵能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明智之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正好表现了他为人处事果断、干练、沉稳的鲜明个人作风。
范世逵的晚年，大明朝已经陷入了内忧外患、大厦将倾的危险境地，尤其在西北边防地带，屡遭外族侵扰，形势动荡不安。
嘉靖三十六年（公元一五五七年）俺答侵犯北京城，大明派兵将抵御，最后失败了。面对这种情况，当局也不知该如何是好，后来大同总兵仇鸾上书提意“议和”，其中的条件便是：私底下送给俺答十万余两银子，并和俺答在大同、宣府等地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当局别无他法，只好采取了这一策略。
由于局势恶化，范世逵的事业受到了一些挫折，同年，范世逵不幸辞世。这位“叱咤”商界数十年的一代名商的不幸闇然仙逝，使得商界惋惜、万民哀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