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劳工，为劳工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此外，一切标榜保护劳工的党派和势力都不过是他们自身的利益或他们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政策。但在劳工阶级的势力还未组织成熟及未建设劳工阶级的国家以前，共产党为保护劳工目前利益及完成其组织力战斗力起见，在一定限度内，并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党派和势力采用这种“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用意，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虚伪，但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是要毅然决然领导劳工阶级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有时并须帮助这样一支较开明较进步的势力，以劳工阶级利益为前提，打倒其他较黑暗较反动的势力，渐进以推翻一切旧势力，以新兴的敌对阶级斗争而达到劳工阶级革命专政的目的。在这个原则之下，所以中国共产党无须公然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对于吴佩孚已经有了正确的认识，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利用“联吴”策略开展革命运动。
在“联吴”之初，李大钊就明确指出：“吴佩孚到底还是吴佩孚，我们不要对他存幻想。”因此，在接受共产国际“联吴”策略的同时，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对吴佩孚的本质还是有着一定清醒认识的。李大钊基于在中国北方开展工人运动的困难，希望利用吴佩孚的力量在铁路系统打开局面，加强铁路系统的工人组织力量。为此，李大钊在铁路系统中首先安排了六名同志，他们可以免费乘车，可以接触并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有利于工作的顺利开展。应该说这些同志有机会进入到资产阶级政府中为革命工作，有了合法的身份开展秘密的革命工作。
正因为如此，北方工人运动的高潮也首先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了。在中国的北方，原本是缺乏革命基础的，“在天津、北京就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工会组织了”。从1922年2月开始，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个高潮，全国发生大小罢工百余次，参加人数达到了三十万以上。由于“联吴”策略的实施，这些罢工得以进行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23年2月举行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达到了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顶点，初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由于吴佩孚军队的镇压，罢工失败了，但是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民族自由和解放。而罢工高潮的出现，正是李大钊运用了军阀之间的矛盾来反对军阀的体现。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是由于吴佩孚的大肆镇压所造成的，说明李大钊等人在对军阀的认识上还存在不足，对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如何开展革命活动还缺乏机动灵活的应对策略。对于联合吴佩孚的策略，李大钊等人是有一定的提防的，但是没有想到军阀的镇压来得如此之快。以至于“二七大罢工”失败的很惨烈，李大钊也喟叹：“军阀压迫何等残酷，为自由而战的劳动同志何等壮烈！”。“联吴”的失败，让国人更加清醒，李大钊特别指出：“二七被难同志虽然死了，然二七同志们仿佛常常在我们面前，他们的精神，还是像车轮——京汉火车的车轮不息的在工友方面转，好像指导我们后死者要不断的前进”。“二七大罢工”的失败，也意味着“联吴”政策的彻底失败，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如何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的实践经验。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在李大钊的领导下成立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北方的革命形势呈现了新的生机。北京军阀政府绝不能容忍革命势力的蔓延，决定大肆搜捕共产党员。1924年5月21日，张国焘违背李大钊的指示未及时躲避而于是日晨被捕，供出李大钊、张昆弟为共产党员。同日，李大钊为了躲避搜捕，与长子李葆华一起上了昌黎的五峰山。在五峰山，李大钊继续学习、工作，撰写抨击反动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文章。到6月上旬，北方中共党组织与李大钊取得了秘密联系，派于树德带指示给李大钊。中共中央紧急通知决定，派李大钊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并要求李大钊在三日内回京，与其他代表会合，起程前往莫斯科。
3.艰辛的旅途
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定于1924年6月17日在莫斯科举行，但中共中央接到会议通知，并由上海转到北京时，已经到了1924年6月上旬了。李大钊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立刻秘密回到北京，与其他代表会合。白色恐怖笼罩着北京城，对于李大钊等人来说，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但是这既要有物质保障，又要有不怕死的牺牲精神。对于革命者来说，随时准备为革命奉献生命，但重要的是此行所需经费难以筹集。李大钊想起了其同乡挚友杨扶青，杨扶青曾经再三向李大钊表示，有需要他之处尽管说话，定当鼎立相助。杨扶青是一个爱国者，是李大钊革命活动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也曾留学日本，希望以实业救国。李大钊决定到昌黎找杨扶青，希望他能够给予资助。杨扶青很痛快地答应了，让李大钊等人到新中罐头食品公司在哈尔滨的分庄提取五百元银币。李大钊等人在哈尔滨取到杨扶青的资助之后，乘火车前往满洲里，又由满洲里偷越国境前往莫斯科，几经辗转直至6月下旬才到达莫斯科。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已经在进行中，李大钊等人错过了会议的开幕仪式与初始阶段。苏联是李大钊向往已久的地方，旅途的艰辛在李大钊的眼里已经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曩昔披读地理，一说到西伯利亚，辄联想及于遐荒万里绝无人烟的景象，以为其地必终岁封于冰雪，荒凉枯寂，无复生气，乃今一履其境，却大有不然者。自满洲里以迄莫斯科，森林矗立，高接云霄，火车行于长林丰树间，入眼均有郁苍伟大之感。景致之最佳处，为贝加尔湖畔山巅的白雪，平野的青松，与湖里的碧波相与掩映，间有红黄的野花点缀于青青无垠的草原，把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都平列于一时一处，真令悬想西伯利亚为黄沙白草终岁恒寒之域者，不能不讶为绝景也。”李大钊在寄回国内的信中还说：“自满洲里来莫斯科，约经七昼夜可达。在此漫漫长途中，只有手一卷以为消遣，偶或探窗以观此幽深伟大绵延万里的长林，故不觉旅中的倦苦。”因为身负重任，首次前往景仰已久的社会主义圣地，李大钊有一种莫名的期待。当时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有“全世界五十余个民族的共产党代表”，可谓是全世界共产党人的盛会。
4.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
中国代表团的到来受到了来自全世界五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兄弟共产党代表，特别是苏联共产党人的热烈欢迎。人们纷纷“询及中山先生的健康如何，广东革命政府的近情如何，颇有一种诚敬的钦感及浓厚的同情自然的流露出来”。李大钊深感与会者及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同情，特别是对孙中山先生的健康状态的关心，让李大钊非常感动，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老祖孙中山先生”在世界上的地位了。
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报告，批评了欧洲各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上的错误，同时对于中国问题，明确提出了，国民党正向左转，并对帝国主义进行着真正的革命斗争。很明显，季诺维也夫只看到了国民党的斗争性，而忽视了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的地位问题。共产国际领导人曼努意斯基向大会作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报告，谈到了殖民地国家的统一战线和无产阶级的领导的问题。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与国共合作的问题，指出了共产国际同意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认为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但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时，共产党必须保持彻底而绝对的独立性。曼努意斯基批评中共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同共产国际存在分歧，“在最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全会上，加入国民党的同志们的活动被当作‘阶级调和’受到严厉批评”。
1924年7月1日，原定的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作报告，主要是关于中国革命情况的介绍。但是会议开始时，李大钊的报告被临时决定改为书面报告。大会执行主席盖什克在会上特意说明：“我们的中国同志琴华（因安全需要，李大钊提交给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名字）曾想作报告，但今天他不能作报告。他的报告将并入会议记录，也将在简报中登载。”之所以如此，据当时的情况分析，可能是李大钊交给大会的报告重点介绍的是中国革命斗争的现状，而与会议那几天集中讨论的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似乎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事实上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中的地位还没有得到足够重视。
李大钊准备报告的题目是《中国的民族斗争与社会斗争》，被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发表在1924年7月11日的《真理报》上。
在报告中，李大钊指出，“中国人民一方面遭受国际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另一方面又遭受中国军阀的压迫”，“中国的民族运动应该是既反帝又反军阀”。并介绍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系列侵略行为。这一切都表明，帝国主义在中国不断扩大其势力及特权，而北京政府已经完全被控制了。报告中还谈到了中国的以工人和青年知识分子为首的民族运动也在不断发展，主要介绍了国共合作的情况。“我们党认为，在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必须发动一个能联合所有群众活动的统一的政党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所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我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其目的是为了改组它，改变它的纲领，并使它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代表大会，有二百多名代表参加，其中我党同志占百分之二十”，“我们加入国民党能够加速民族革命运动的开展。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人是真正的革命先锋队。”最后，李大钊提出了工人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我们在国民党内部工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引导他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军阀。在国民党内部，我们将其左翼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并以此加速革命浪潮的高涨。尽管反动势力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而遇到一些困难，北方的工人组织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在南方，特别是在广州，国民党在工人中有相当的影响，但我们的策略是掌握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先锋队”。
在报告中，李大钊向共产国际提出“希望第五次代表大会特别关注中国问题，并给予中国共产党有关今后工作的指示”。主要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大。它的战线很长，因为它同时领导着工人运动和民族运动。我们一直根据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进行工作”。向共产国际表明，中国共产党目前还不成熟，因而需要共产国际给予方向性的引导和帮助。
这份报告向各国共产党展示了中国的革命状况，把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国共合作的情况进行了总结。作为大会书面发言被收录到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速记记录上，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声明，在大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代表团在会场内外积极地与各国共产党人进行交流，广泛地宣传中国革命的情况，取得了很大的收获。1924年7月8日，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会议发表了《致东方各国和殖民地的兄弟人民书》。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以后，一些代表先期回国，李大钊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之后，在苏联进行了参观、讲学等活动。李大钊在共产国际的工作，成为他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
5.感受世界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李大钊在暑假中，应邀到东方大学设在莫斯科近郊马拉霍英卡的别墅休息。此地从前是一些贵族和有产阶级避暑的处所，一些别墅建在丛林间，现今已被政府没收，改为工人及儿童避暑的地方。在此避暑期间，李大钊参观了童子军及少年团的生活。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周年，李大钊随同童子军及少年团到农村看他们的宣传工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班小孩子，都是在革命的风土中开起来的鲜红的花，其精神气度完全与旧社会里产生的人划一新时代。他们的宣传力特别伟大……看见他们的队伍，听见他们的歌声，便想跑进队伍跟着他们去”。
暑假结束后，李大钊和一位同志陪同一位海员代表到列宁格勒（原圣彼得堡）参观，住在国际海员之家。李大钊等人到劳动宫参观访问时，列宁格勒职工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位成员见到李大钊后，向李大钊等人展示了列宁格勒职工苏维埃打给英国职工大会的电报稿。电文的意思是列宁格勒四十万工人希望能够唤起英国的职工起来反对马克丹诺政府干涉广东革命政府，表示了苏联工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同情。李大钊在赴苏期间，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但是，英国公然支持广州商团发动叛乱，企图采取武装叛乱的手段推翻广州革命政府，英国的干涉行为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了声援中国的革命运动，号召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展建立“不许干涉中国”协会运动。这份电报稿恰恰是对中国革命运动的声援。
李大钊在列宁格勒时，正赶上少年国际的纪念日，数十万工人及青少年在冬宫前举行“不许干涉中国”的游行示威。李大钊等人来到冬宫时，被游行队伍簇拥到检阅台中央，群众狂呼“中国革命万岁”。
当晚，李大钊参加了五一公园举行的盛大的晚会，在苏联、德国的少年演说中，都特别表示了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反对英、美等国干涉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