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所倡导的爱国主义是站在国际主义的视角进行思考，正是这种爱国主义的提升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寻找开辟了道路。中国近代历史上出现了无数位爱国志士，他们曾经忧虑于中国的腐败、黑暗，希望中国能够摆脱落后，一次次的革命斗争换来了诸多的失败。当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之时，当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诞生时，人们豁然醒悟，在当时之中国，要实现民族解放，必须要反帝反封。单靠一国之内的力量是不可能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的，因此，真正的爱国主义需要反帝，需要国际上的受压迫的人们的联合，爱国主义自然与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1926年11月，在发表于《政治生活》的《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一文中，李大钊提出：“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即是世界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与伟大的影响于欧洲，乃至全世界。在太平革命（太平天国事件）时期，马克思即是这样观察的。”实际上，意味着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阐述和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意义及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解放运动方略上，明确提出谋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
8.实行国际的人道主义
李大钊主张实行国际的人道主义，认为人道主义应该是国际主义的。李大钊从法兰西革命与俄国革命的比较中得出了法兰西的革命是爱国的国家主义，俄国的革命是爱人的国际主义。前者的爱国可能是战争的根源，后者的爱人可能会带来世界和平。世界人民是爱好和平的，因为本民族的爱国而发动对他国的战争，是一种对人道主义的背离。李大钊以国际主义的眼光评判日本民族的精神，是一种局限于本国以内的民族精神，还没有把它发扬光大到国际的社会伦理上去。李大钊希望把日本民族的“武士道”以及“大和魂”等精神发扬光大，应用于国际的生活，“使之不至再蹈恶用的覆辙，以实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国际的新伦理”。
1922年初，俄国涅瓦河两岸发生重大旱灾，李大钊和熊希龄、蔡元培、黎元洪、胡适、高一涵等一百七十三人发起组织了俄国灾荒赈济会。李大钊等人刊登于1922年2月28日《北京大学日刊》的《“俄国灾荒赈济会”来函》中提到1921年中国北方五省发生灾害时，各个友邦的慈善团体，千方百计地筹赈，实行人道主义，救了中国许多百姓。
“今年俄国发生了这样大的天灾，各国均已发起救济”，中国人是最富于慈善性的，“凡是亲仁善邻、救灾恤患，一切美德，从不让人独步的”。尽管当年中国也有七个省份发生了水灾或旱灾，李大钊等人仍号召大家不仅“对于本国的灾荒，急谋救济”，另一方面，“对于俄人的痛苦，更应当加以援助。须知恤邻，即为爱国，济人之急，正是为自己造福。这救济俄灾，正是国民的外交。”
在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人道思想中，爱人不只是面对那些本国人民，还要有一颗更广博的爱人之心，即要有国际人道主义。他认为：
“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国，爱世界的人类，都是这一个‘爱’。爱力愈大，所爱愈博。充博爱的精神，应该爱世界的人类都像爱自己的同胞一般，断断不可把这个‘爱’字关在一个小的范围内。总该知道爱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基于此，李大钊在五四时期极力推崇“四大精神：博爱、自由、平等、牺牲”。1920年俄罗斯政府声明把从中华掠夺的权利一概归还时，李大钊从巴黎和会帝国主义瓜分世界势力，压迫中国等弱小民族的强权世界中，深切感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的精神。正是因为对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本质的向往，李大钊的人道主义实现向国际人道主义转化，并提出“人类都有劳动权，都有生存权……我们大家安安宁宁的工作起来，只有互助，无须相争，只有友情，那有仇怨”。李大钊的人类都有劳动权和生存权的重要思想，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创建中国共产党时的一个重要理论支撑，也是工农运动最早争取的根本权利。
李大钊在许多文章中都涉及到了对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和无产者的严格区分，这正是他所倡导的人道主义的国际主义的体现。而中国民众进行的革命，是要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民众，因此，区分各国的统治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实行国际的人道主义的第一步。
9.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
当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时，李大钊等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世界潮流的到来，并开始探索俄国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李大钊认为，“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征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来到后，黑暗的中国由此将会获得光明，将会成为世界革命中的一员，这也意味着中国人民的觉醒，中国革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工人阶级以巨大的声势参加运动，全国各地相继进行政治大罢工和示威游行，这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在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李大钊看来，此次运动，不仅仅是一次爱国运动，而且实际上是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此时，李大钊已经深刻意识到中国革命运动将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
与此同时，他潜心研究、撰著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1919年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5、6号上，在文中，李大钊提出：“社会主义伦理的观念，就是互助、博爱的理想……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这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的深化认识和发展，可视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决定“联合第三国际”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点。
1920年1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第7卷第2号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时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欧美各国的经济变动，都是由于内部自然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变动，乃是由于外力压迫的结果”，所以，“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迫不安的现象”，“这就是世界的资本阶级压迫世界的无产阶级的现象”。中国的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而具有了反帝性质。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推动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过程中，李大钊进一步认识到，中国革命绝不能脱离世界革命，需要更多国家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在国民党通过改组方式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李大钊为了巩固和发展即将建立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代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演说，其中阐述了中国革命不能脱离世界革命的道理：“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我们若脱离了国际的组织，不但于中国国民党没有利益，且恐有莫大的损失。因为现代的革命运动是国民的，同时亦是世界的，有我们在中国国民的组织与国际的组织中间作个联络，作个连锁，使革命的运动，益能前进，是本党所希望的，亦是第三国际所希望的。”李大钊强调了中国共产党为国民党联络世界的革命运动，以求共进的职责所在。故在中国进行国民革命，必须依靠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运动，而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所以中国国民运动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和支持。很显然，国共合作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连接，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李大钊的观点，包含了他一贯的“大联合”思想，但更包含了他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科学认识，而且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总体关系的理解和把握。由此表明，中国共产党自创立时期即已始终是站在世界潮流上去认识中国革命问题，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李大钊在共产国际期间，对于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的认识，有了切身感受，受当时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1924年9月22日，李大钊在莫斯科由“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组织的国际大会上演讲时指出：“中国问题并不单纯是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国际问题。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帮助，中国的民族运动就无法发展。共产国际就是世界无产阶级和东方殖民地奴隶所进行的解放运动的核心。”反映出当时中国共产党内对世界革命报以极大热情。
1926年，李大钊发现了刊登在美国出版的《工人月刊》上的马克思的《中国及欧洲的革命》一文，读完之后，著文《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时明确指出，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告诉我们，“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在世界革命的运动中，中国和英国所居的地位，最为重要；因为英国是世界市场中欧洲产业的代表，中国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市场的缩狭；这个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李大钊认为，中国革命趋于世界革命的形势，从太平天国运动起就在不间断地向前涌进，并没有停止过。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民族的压迫日益增加，中国人民革命的运动也将日益激烈。此时，经过了国共合作以及国民革命的实践，李大钊在《中山主义的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一文中进一步强调：“中国的国民革命运动，自始即是世界的一部，中国革命的成功，将会影响欧洲，乃至全世界。”李大钊还深刻认识到：“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奋斗，已经唤起了沉睡的亚洲，中山主义所指导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亦必要影响到英国，经过英国影响到欧洲，到全世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
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及早期活动期间，李大钊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相结合，突破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的爱国情怀，反对民族压迫，反对盲目排外，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倡导国际人道主义，希望以大爱之心爱人，严格区分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和无产阶级，切实践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提出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虽非独创，在马克思、列宁以及孙中山的著述中并不少见，却开创性地提出并具体分析了中国革命如何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继承和发展。李大钊之所以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有着许多独到的认识，恰恰说明他已经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国情密切结合起来，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中国人民要获得彻底的自由和解放，必须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在国内建立起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同时中国，需要获得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中国革命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既符合当时的世界潮流，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获得了更多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帮助，有利于中国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李大钊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李大钊的革命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中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在党内的领导人马克思主义水平还很有限之时，在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的时代，李大钊热情欢迎并期盼共产国际给予中国共产党以实际的帮助和指导。从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共产国际所给予的真诚帮助，包括帮助中国共产党建党、建议并协助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援助冯玉祥的国民军等。正是因为李大钊的影响和活动，共产国际才得以即时与中国革命者取得联系，由此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在与共产国际的密切联系中，李大钊坚持向世界人民介绍中国的国情，宣传中国的革命，力争让共产国际给予的帮助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但在实践中，他又不免流露出对共产国际以及苏联革命的过度崇拜，对苏联革命的胜利充满向往，希望中国革命尽快走上这条道路。可以说，这是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及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共有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一方面让中国革命者和中国共产党人对国民革命成功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另一方面也使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地位至高无上。由此也导致了中共甚至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仅多了一份对共产国际盲目的服从，而且少了一份必要的、理性的、独立、深入地分析，这甚至形成了一种风气，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所蔓延，多多少少会影响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乃至在后来甚至影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内革命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