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的时候，我跟着父母回到自己的家，妈妈发现屋子的西墙被震裂了，从房顶上掉下来好些灰土和碎石块。爸爸到院子外面察看西墙的破坏程度，果然在西山墙的顶部裂开了一道长长的缝隙，横穿整个西墙。
地震的第二天，广播里传来新华社消息：1976年7月28日中国北京时间3时42分，在河北省唐山市发生强烈地震。几天以后新华社再次向全世界发布了经过核定的地震震级：7?8级,具体位置，东经118?2度、北纬39?6度……
之后，人们才陆续从各种渠道获知，此次地震在距地面11公里深处的地球外壳，比日本广岛爆炸的原子弹强烈近千倍。地震仅仅几秒钟后，唐山被夷为废墟，民房几乎全部倒塌或受到严重破坏，24万多人死亡，16万多人受重伤……地震罹难场面惨烈之极，为世界罕见。
地震发生后的当天早上，副社长叔叔告诉大家，他打电话跟单位的领导商量地震后的情况，最后决定派单位的卡车分别到每个宿舍大院。上午单位开来了一辆带篷的卡车停靠在大院门口，上面铺有草席，于是大院里的大人们暂时规定每天晚上让老人、妇女和孩子挤睡在车上，以防地震再次发生。从地震那天起，大人们都不上班了。
我们大院的斜对面是1950年代出版总署的办公地，那是一座古旧的阔绰老宅，清朝时是某亲王的王府，红墙琉璃瓦，很有气势。它的门口有一个很宽阔的门廊，可以遮风挡雨，遮阳避日。因为宿舍就只有一辆卡车，能在车上过夜的人非常少，而且受拘束，晚上我跟着妈妈和哥哥，还有附近的很多邻居就聚集在老出版总署的大门口，大家各自找个角落或坐或卧在那里休息。大约半夜过后，正在半睡眠中，忽然听见一群嘈杂的吵嚷声从大院里面传出来，接着有士兵模样的一群人慌慌张张从里面跑出来，他们大声喊着：“地震了！地震了！”这下把门口睡着的人给吵醒了，大家都紧张地站起来，因为此前我们都没有感觉到任何动静，门口的人问从门里跑出来的人：“哪儿地震了？”“哎，怎么又震了！”他们其中一个说：“我看到屋顶的灯在晃！”大家四下望望，听听，看胡同远处的人安然地坐在椅子上或者躺在床上休息，就有人小声说：“怕是被昨天的地震给震慌了吧。”那群当兵的看看周围真的没什么动静，就一个接一个回到了大门里。但是这次他们的大门没有像往常一样紧紧关闭，而是大大方方地打开了。趁这个机会，我们很多人就有机会看看里面的景致，还有人悄悄溜进去看个究竟，他们回来说里面好大，像北海的后花园，还有回廊呢。后来我发现，我们那条胡同的几乎每个大院都是四门大敞。
我们院的老人、小孩在卡车上睡了大约三五天，因为人多，大家互相挤着，每天都是人困马乏一副疲惫的样子。第三天，出版社的卡车又开来了，车上载着木桩、木板、苫布、塑料布、钉子、大锤、草席，让大家一起动手在老出版总署前的一块空地上搭建抗震棚。那时大人们都不上班了，单位每天就留值班的人看守。父亲在单位里当个部门小官，有时候一星期要去单位值班一两次。
我们院一共7户人家，30多口人，男男女女齐动手，一天多的时间就把抗震棚建好了。头几天，大家还不愿意住在外面，因为太不方便了，后来又发生了几次小的余震，为了避险，大家都纷纷搬出来住。记得我们院只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一直坚持住在自己的家里。
在我们院搭建抗震棚的时候，胡同里的许多户人家也都纷纷找安全的空地搭建抗震棚，不到几天的时间，胡同里看似安全的地方全给占满了。住在更小胡同里的人家，只能在自己家门口外搭更简陋的棚子。白天活动的区域其实也就是家里、门口、胡同……没有地方搭抗震棚的就只好到外面找更大的空地，这空地就扩展到长安大街上，再后来扩展到了天安门广场。而且抗震棚越搭越好看，越建越精致，有的讲究的抗震棚跟最初简陋粗糙的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再到了后期，抗震棚越建越高级，有的人家索性借机在自家的门口盖小房子接出一间半间。当然这是后话。
我们胡同里只有几个大户人家没有在外面搭棚，而且他们的大门是关着的。胡同西头的史良家，自从地震之后，她家大院的门紧闭，好像只有看门的人在。胡同中部住着人口学家马寅初一家，是一所占半条街的老宅，他们在自家的小院里搭建了抗震棚。胡同东头一座高台阶的古旧宅院住着当时高级法院院长黄火青，他们也在自家的小院里搭建了抗震棚。
哥哥在地震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就和胡同里三两个同学结伴，到建国门外的国际俱乐部（现在是一家豪华咖啡厅）前的空地上找自己的地盘，他们几个人不知从哪儿找来了大开张的牛皮纸，铺在地上一部分，盖在身上一部分，每天晚上都在那里过夜。那里因为地方开阔安全，聚集的人也很多，大家每天晚上天南海北地聊，交流各自在白天得来的信息，聊累了倒头就睡。第二天自然醒来，没有任何人管，非常自由自在。有时候哥哥不回家，妈妈事先给他一些钱，他就买汽水和面包，权当一顿饭。那时汽水和面包都成了紧俏货。哥哥每次回来的时候都能给我们讲好多新闻，说大街上小巷里到处搭的都是简易抗震棚，甚至在长安街上也到处是抗震棚。
晚上没事的时候我经常和爸爸妈妈出去散步，我们家离长安街非常近，穿过贡院西街，就是现在建国门立交桥附近的长安大戏院，那是原来是一片平房，平房前是一块非常宽阔的空地，开始在那块空地上仅有附近的居民稀稀落落地搭建几个小小的抗震棚，后来没过几天，晚上再出来散步，那一片空地全给占满了，而且有的抗震棚搭在马路边上。
晚上，长安街上到处是人，仿佛在大街上给人的感觉最安全。有一天，我和爸爸妈妈到了天安门广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广场上到处是人，到处是抗震棚。这可是在人们心目中非常庄严的地方。人们在各自的棚里进进出出，或席地而坐，或打牌，或抽烟聊天，或看书，干什么的都有，有的抗震棚搭建得跟现在所见到的野外宿营帐篷似的，那景象也许永远不会再有，宽阔的广场给人的感觉真是太安全了。哥哥对我说：“这景象将来恐怕你一辈子都不会再见到，记住吧。”现在30年过去，想起哥哥说过的话，真的是这样，天安门广场的那种景观只有在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才可能有的。
那段日子正好是放暑假，白天大人们忙着搭简易的抗震棚，我照常负责给家里买菜。后来我发觉从地震那天起，一直持续到一个多月，在北京买菜是件挺烦人的事，首先是菜少了，品种少了，排队的人多了，每天为了买菜都要排一个多小时的队。那时蔬菜的种类不多，但很便宜。因为青菜少，所以咸菜就卖得特别火，咸疙瘩皮炒黄豆成了各家饭桌上的常客。我们家以往很少吃咸菜疙瘩，这时也常常吃，妈妈发明的把咸菜和茄子切成丝炒在一起，倒也蛮好吃的。因为菜少，吃饭的时候，家人谦让着能少吃一口菜就少吃一口。
抗震棚建好了，每天的生活好像恢复了正常，大人们还是不上班，因为还没有接到单位的通知。每天早上人们从抗震棚里爬出来，回到自家的小院洗漱吃早饭，一天的时间不是在外面玩就是在家里提心吊胆地找些事做，到了中午把小木桌抬到院子里吃中午饭，各家都是这样，晚上也如此。每天白天妈妈照顾家里的一天三顿饭，负责采买食物、整理房间，爸爸则不是忙单位的事，就是忙院子里的事。晚上大人们聚在一起聊天，会打牌的十六七岁到二十来岁的半大小子聚在一起打扑克。我不会打牌，每天就成了牌桌的忠实看客。
这样的日子大约过了两三个星期，天渐渐凉起来，地震也不见得有什么动静，人们开始慢慢回到各自的家中睡觉。住在抗震棚的人一天少似一天。但是回家睡觉也不放心，生怕又来一次强烈地震，单位就号召职工在自己的家里搭抗震棚。爸爸用单位发的硬度极强的纸芯做支架，纸芯中间是空心，可以将床的四根支柱插进去，然后在屋子的一角将床架起来，等于给床穿了一个高跷，然后在床的下面铺上木板，中间的高度不到一人高，晚上进去睡觉的时候要弯着腰进去，弯着腰爬出来。我们家的一个亲戚住高楼，这时为了安全求助到我们家，于是爸爸和妈妈在外屋给他们也搭了一个高架床，他们住了半个月左右，后来看看真的没什么动静了，就搬走了。
暑假快过去了，学校好像也没有要开学的意思，倒是让同学通知我去参加劳动。我们班被分成几个组，每个组跟街道上的修房队打小工，每天早上8点上班，帮着搬砖头，倒脏土。趁这个机会我就进到了平常不可能进的院子，有的院子结构很好，砖瓦看起来还足够结实，有的则房屋破旧不堪，然而里面却住满了人家。
我们家的西墙被震出的一道裂缝，从里面经常往下掉渣土。记得后来在修缮时，人民出版社组成数支修房队给职工修房。轮到修我们家房的时候，大出版家范用老先生也来了，他那时属于靠边站的人物，看起来40多岁的模样，穿一身破旧的蓝布衣裤，人偏瘦，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手脚麻利地爬上脚手架，手提着装有和好水泥的小桶在山墙上面涂抹，动作蛮利落的。这情景又使我想起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跟随父母到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看到大人们劳动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