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的一座工厂里的老工头和工人们说，他们听了很多关于他们老板的传说故事，他是这个行业中所有突然出现的新产品的根源。
他们怀着敬意把“诺贝尔”这个词的概念看做是一种拥有巨大财富的神话式人物；从他们所听到的一切，这个人几乎能做超自然的事情。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过他，因为他只在星期天访问工厂，以便平静地来进行研究。经理和工程师们相互交换的信件表明，他们把这位矮个子的大人物看成是一位不摆架子的正直公道的人，一位不知疲倦和鼓舞人心的人。他经常突然地来待一会儿，并且总要引起很多改变和带来巨大的忙碌。
一次，当诺贝尔的一座工厂将要举行周年纪念的时候，有人要求诺贝尔送张照片，给一份周年纪念出版物。他当场说道：“只要我的助手们和每个工人也都被要求把他们的肖像送去，那么，我将把我那单身汉的丑陋的大鼻子像复制一份送去收藏，但在这之前，我可不干。”
奥地利诺贝尔工厂职工的后代们说，在19世纪的七八十年代，诺贝尔公司的工资和劳动条件非常优越，很多年轻人常把他们的名字登记在招工的候补名册上。还实行一种制度：在那里工作了若干年之后，每个工人就可以每月领到大约30个奥地利先令的奖金。
现代的报纸也显然以某种惊奇的口吻说：“这些公司有免费治疗的工厂医生和免费供药制度，并且有着事实上一整套社会福利，其目的是防止诺贝尔公司的退休工人出现死在厂房里或大街上的现象。”
早在1887年，诺贝尔就对未来有预见地写道：“当某一天世界真的变得文明时，那些尚不能工作的儿童和那些不能继续工作的老人将会毫无疑问地享受一种普遍的国家补助金。这自然是非常公平的，而且实现这种计划，肯定会比人们想的要容易得多。”
这些就是这个人的行动和思想。与此同时，他给一名申请工作的人写了下面一段关于他自己的情况：
“我是一个厌世者，然而却非常善良，有很多怪毛病，而且是一个耕种哲学比耕种粮食更在行的超级理想主义者。”
诺贝尔的一句座右铭这样说道：“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他就像无法接触阳光的宝石似的东西。”
他无论在任何地方开办公司和工厂，都比较关心职工的利益。诺贝尔从事炸药事业，一直以严密的安全措施为重点。
诺贝尔认为一点点的失败或疏忽，即会招致无法挽救的严重后果，安全措施才是最重要的。在考虑安全问题的时候，他必定想起他心爱的小兄弟埃米尔惨死的可怕情景，想起硅藻土炸药诞生之前，全世界频繁发生的爆炸事故，强烈的社会责任心驱使他为达到安全目的而不顾经费问题。
尤其是那位错把哥哥当弟弟的法国记者，把诺贝尔说成是一个靠兜售杀伤力不断提高的武器发了大财的商人，真是骇人听闻，让他不寒而栗，反复强调“安全超过生产”。
诺贝尔不同意随意解雇工人。有一次出现部分关闭伯弗尔斯工厂的问题，他就此事在给他侄儿的信中说：
我没有充分的材料宣告一定的意见，我们是应该继续还是关闭，不过既然要发生裁减一部分职工的问题，我的意见是应竭力维持，以避免那种痛苦的办法。
诺贝尔作为一个雇主能够真正地尊重他人的自由。保守的报纸《工人的朋友》的编辑曾请他在伯弗尔斯推销这种报纸，向他说，煽动者们正在向工人灌输许多麻醉毒物，每一位雇主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应预备解毒剂。
诺贝尔回答说：“如果规定伯弗尔斯的工人们应读什么报纸和不应读什么报纸，那我认为这是无理由的；反过来，他们有要求我不干涉他们自由的权利。”
对于他的主要助手，他更加关心备至。例如，当他在1891年被迫移居意大利时，他在法国聘请的助手****巴赫不愿同他一道去意大利，于是他就发给他高额退休金，就地退休。此后，他在1893年聘请瑞典青年工程师索尔曼来意大利做他助手时，诺贝尔认为他很称职，就在他的圣雷莫别墅附近为索尔曼买了一栋别墅。
对于那些平常向他寻求帮助的人，只要诺贝尔认为他们确有困难，他也会慷慨解囊，予以帮助。由此看来，他似乎没有一般资本家那样贪婪。与此相反，他对自己却又非常节俭。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当然更没有任何挥霍之举。
诺贝尔极其尊重作出过贡献的科学前辈。发现硝化甘油的意大利化学家索布雷罗晚年生活贫困，诺贝尔便把他请到自己在意大利的公司担任高级顾问，付给他高薪，直到他在1888年去世。索布雷罗去世之后，诺贝尔还出资为他塑像立碑，以资纪念。
资本家拥有的巨额资产，诺贝尔认为来自于社会，应该回归于社会。他不主张资本家的巨额遗产由子女继承，认为那样会导致子女的腐败和社会的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