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海洋之路
以炎黄为始祖的中华民族，自久远的上古年代起就繁衍生息在欧亚大陆板块的东端。源远流长的黄河、温和湿润的气候、肥美的沃土和丰饶的物产构成无比优越的自然条件，使中华民族创造了享誉世界的璀璨文明。世人往往瞩目于中国的黄河文明，事实上，从上古时代起，中华民族就向海洋迈出了勇敢探求的脚步，在蔚蓝色的海洋文明中写下了不朽的诗篇。
折楫的蓝色求索在记载中国上古时代典章文献的传世著作《上书》中，有“四海汇同”、“环九州为四海”、“江汉朝宗于海”等文字，明确反映出中华民族对大海最初的朴素认识；
而《尔雅》中“物产富饶为陆海”的论断，则表明我们的祖先早在上古时代就非常客观而敏锐地认识到海洋与大陆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海洋环绕滋润着九州华夏大地，而源于九州华夏大地之巅的江河又都奔流汇聚于海洋，正是海洋与大陆这种永不停息的交融循环，为古老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理想而宝贵的空间。
殷商末期，周武王设置了专门负责管理洲楫事务的“苍兕”官职。
春秋时期，出现了专门进行水上战斗任务的部队——周师，即古代海军。濒海临江的吴、越、齐、楚等各大诸侯国的造船业已较发达，能制造“大翼”、“中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等系列型制战船，还出现了专门供国君乘用的座舰“艅艎”。拥有上述战船的舟师可以编成类似今天的“特混舰队”征战于海上。
公元前485年，吴国国王夫差派遣徐承率领一支舟师从长江口楼船模型浩浩荡荡沿海北上，进攻齐国。齐国出动庞大的舟师，在黄海海面迎击并将吴国舟师击败。这次吴齐两国的黄海大战比希波战争的萨拉米斯海战还早5年。它表明古老的中国是世界古代海军及海战的发祥地之一。
秦朝之后的汉朝拥有居世界首位的造船业，能制造出高大雄壮的“百尺楼船”和轻捷快速的“艨艟”等战船，使战船的型制进一步系列化。汉武帝任命过“楼船将军”、“戈船将军”、“横海将军”、“下濑将军”等，使水军具备相对稳定独立的组织指挥体系，成为中国古代军队的一大军种。
三国时期的吴国就拥有了以风帆为主的500艘战船，并建造了世界上最早的船坞。吴国发达的造船业促进了航海业的发展，公元230年，孙权派卫温将军统帅万人船队远航到了台湾，吴国使臣还奉派远航至东南亚。
唐宋时期，中国造船业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不仅制造出了大型的“五牙”战船，而且创造性地制造出操作方便、航行快捷的“车船”，这是近代轮船的雏形。唐朝组建庞大水师，数次越海东征高丽。宋朝则组建有18支禁军水军和10支厢兵水军，以及巡海水军，对抗击金军南渡和稳定南宋偏安局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唐宋之后的元朝，伴随其浩大的军事征服行动，与世界交往达到了历史高潮，当时直接或间接与中国发展关系的亚非国家已达百余个。
明朝初期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15世纪初登基的明成祖永乐皇帝朱棣大力推行开放国策，从1405～1433年派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先后7次远涉重洋，访问了东南亚、印度洋、红海及非洲东海岸的37个国家和地区，在人类迈向海洋的庄严史诗中谱写了空前辉煌的篇章。郑和于1414年驶越印度洋的航行是世界上首次跨洋航行，比哥伦布大西洋之行早78年。
郑和雕像
16世纪中叶，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和俞大猷等一批骁将指挥水军纵横驰骋于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万里海疆，剿平了嚣张一时的倭寇。16世纪末，在应朝鲜国王请求援助其对日作战的战争中，明朝水军与朝鲜水军密切协同，在陆梁海域一举歼灭由500艘舰船组成的日军舰队，成为载人世界海战史册的帆船舰队在远东海域的一次大规模海上歼灭战。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率舰队渡海东征，从以“海上马车夫”著称的荷兰侵略者手中收复了台湾。
明朝时期，中国沿海由于受到倭寇的严重袭扰，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便屡屡发布禁海令，开了一个锁国禁海的先河。明朝所设立的海防体系一方面具有保卫国家海洋安全的功能；另一方面又有阻止民间贸易的功能，其核心是“防”与“守”。从此，中国的海防淡化了海权意识，涂上了浓重的闭关自守色彩。明中期以后，中国的禁海政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嘉靖年间（1522～1566年）明世宗下令“片板不许入海”，“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中国沿海水师越来越专注于执行政府的近海政策，这不啻是将发展海权的支柱变成了束缚海权发展的桎梏。尽管当时有少数文臣武将提出“防海之制，谓制海防，则必宜于防之于海”、“鏖战于海岸，不如邀击于海外”，力倡重视海洋和海权，但都未能得到封建统治者的理解和重视。
清王朝立国以后，颁布了与明朝相同的“寸板不许下海”的禁令，接着又颁布迁海令，强令闽、粤、苏、浙沿海居民内迁2.5万米，越界者立斩。禁海令不仅限制了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还带来了海防废弛的严重后果。清政府为水师所定的明确职责是“防守海口，缉私捕盗”，“巡哨洋面，捍卫海疆”。
这样的使命只要求战船灵便快速，不要求放洋远出。因此，1797年清政府下令将沿海的战船“一律改小”，“每船水手不得超过20名”。这些愚蠢的做法导致中国造船业严重萎缩，致使中国的水师“仅能近海巡查，不能放洋远出”。
远去的辉煌
——海上丝绸之路说中国人不重视海洋，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已经在充分利用海洋为国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服务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古代中国合理利用海洋的例证。
追根溯源，丝绸之路只是当时对中国与西方所有来往通道的统称。
除了中国西北内陆那条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经过海路到达西方的路线，这就是俗称的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历史记载始于秦汉时期，经过长期不断的中西方人员往来摸索，在三国、隋朝时期得到了重大的发展，而海上丝绸之路真正的繁荣与全盛期则是中国的唐宋时期。遗憾的是明清时期以后，由于政府的海禁政策，这条沟通东西方的大动脉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
作为中国古代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海上丝绸之路”早在中国秦汉时代就已经出现。早自汉朝，中国东南亚各国已经有了往来，一部分通过陆路，更大一部是通过海路进行的。发展到隋唐，从中国泉州港出发的货船运送的主要货物是丝绸，这也是海外诸国最需要的物品，因此史学家就把这条连接东西方的海道叫做海上丝绸之路。
宋元时期，除了丝绸，瓷器越来越成为出口的主要货物，故而也有人称之为“海上陶瓷之路”。当然，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海上香料之路”，那是因为回来的中国商船从海外带回来的大多是一些香料，比如最受欢迎的乳香等。
唐宋时期海上丝路发展到鼎盛，在这条线路上，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远销亚非欧，西方的象牙、犀角、药材等源源不断进入中国，“海上丝绸之路”使中国的对外贸易一度达到了顶点。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海道交通大动脉，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就是由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然后由“海上丝绸之路”返回本国的。这条公元3世纪以来形成的最长的远洋航线道路从广州起航，沿古代商船马可·波罗着南中国海经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地区，出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洋、波斯湾，最后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沿途经过了印度、斯里兰卡、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坦桑尼亚、也门、阿曼、巴林等90多个国家和地区。
现代学者有很多人都认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甚至比西域的路上丝绸之路还要早。公元前111年，汉朝平定南越时就打通了通向南海各国的海上通道，汉武帝曾派使者前往南海海域进行官方贸易，最远到达斯里兰卡。
据古籍记载，当时从岭南的日南、徐闻、合浦等地乘船，沿着海岸线航行，5个月左右可到达马来半岛；继续航行4个月，即可到达泰国西海岸；在泰国西岸航行20多天后登陆，步行可以到达缅甸西南部；再从那里坐船航行60天左右就能抵达黄支国。黄支国就是印度南部海岸康契普腊姆。据中国史籍记载，黄支国风土人情很接近中国的海南，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繁华之地，尤其出产硕大的珍珠，而这正是当时中国上层社会最喜爱的奢侈品。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以后，黄支国开始与中国的汉朝来往，双方以黄金、绢丝、明珠等互相交换贸易，一度十分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丝织物出口更为普遍。日本的和服世界知名，不过很少有人知道，和服还有一个名字叫吴服，最早就是由杭州运输来的丝织物。因为杭州古代称“吴”，所以从这里产出的丝织物通称吴服。今天的日本不少服装店仍然还叫吴服店，其起源就在于此。
《三国志·魏志》的记载确切表明当时罗马商人大部分都是从海路来中国的。东晋时期的高僧法显效法玄奘和尚前往印度取经，去的路线就是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回来走的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唐朝时期，丝绸之路虽然发达一时，但大部分走的还是陆路，这是因为唐代对外贸易的物品主要为丝绸，少量货物走海路。但到了宋代，海上贸易占据了当时对外贸易的大丝绸布料部分，因为宋代对外出口的大多是瓷器。而且宋代是一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国家的强大不是依靠武力，而是依靠经济，当时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也难怪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富裕的朝代。
宋代到底有多富裕如果用今天的GDP概念来统计的话，当时的宋朝经济最高峰时占了世界经济的80%左右。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数字，因为如今世界第一的美国，其经济总量也不过占了世界经济的23%多。
80%意味着当时的宋朝经济相当于今天的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发达国家经济的总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海外贸易做出的贡献。
当时的中国商人从杭州、明州、泉州、广州等地出发，远航至南洋群岛、印度和阿拉伯国家，与当地人交换各自的物品，这在交通发达的今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商人带去的主要是丝绸、瓷器等日用品，而换回来的则是檀香、樟脑、大黄、丁香、豆蔻、金、银、马、象等物品。
元代虽然短暂，但也不甘寂寞，从草原上起家的蒙古人对海上贸易情有独钟，蒙古贵族们在泉州、上海、杭州、庆元、温州、广东等地设置了专门管理海上贸易的政府机构——市舶司，出口绢缎、瓷器，换来珍贵药材和其他急需的物品。
明太祖建国伊始就派大臣杨载等分别前往安南、占城、爪哇、日本等国家传达明朝建国的“上谕”，再遣使到安南、爪哇、琉球等宣布明朝的国策，欢迎各国来与明朝进行贸易。
清代由于初期曾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严禁海上贸易，不过民间商业往来不是那么容易禁止的，江南的丝织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生产力大大提高，急需与国外互通有无，在执行海禁政策20年后还是有限度地在广州一地恢复了海上通商。开禁之后，大量的中檀香国人载运丝织品销往海外，更多的外国商人携带金银财宝来到中国购买他们眼中的高贵消费品。海上丝绸之路的结果是各国纺织品交流活跃，极大地促进了各国纺织品的发展。
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使得中国商品走遍世界，极大地丰富了人民的生活，为国民带来了滚滚财富，提升了国家的经济实力。更重要的是，由于人员往来频繁，中国文化深远影响了世界，中国成为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古代中国的声望、国威，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了海洋这个媒介而达到了顶点。
汪大渊和《岛夷志略》
元代航海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发达的时期，在强盛国力的支持下，表现出“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特征，涌现了许多著名的航海家，产生了一些进步的海洋思想与文化智慧。其中汪大渊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汪大渊，是元代的海上旅行家，祖籍江西南昌。他自小在泉州长大，泉州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出发港。当时这里港湾交错，帆樯林立，商贾如云，还居住了许多外国的商人和探险者。汪大渊从小在这种海外传闻很多、视野非常开阔的环境中长大，对航海和海外旅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长大成人后，约在1330年，他毅然驾船出海，到当时被人们称为“西洋”的地方去探索奥秘。
从泉州出发，穿过台湾海峡，过七洲洋，经越南南部穿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北上，横渡阿拉伯海至亚丁，由此进入红海，抵达埃及。然后，对按原路返回。
这一次他花费了5年时间。回来后他抓紧时间将5年的旅行笔记加以整理，写出了《岛夷志略》。2年后，他再度出海，这次他从泉州出发，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书影过台湾海峡，渡巴士海峡，循菲律宾群岛南下，过苏禄海、加里曼丹、苏拉威西海至苏门答腊，折返马来半岛、中南半岛，经南海回到泉州，历时约3年。回来后他又将所见所闻整理，收入《岛夷志略》。
汪大渊的两次航海加起来历时约8年，航迹遍布东南亚、南亚、西亚、地中海地区。途经沿海近100个国家和地区。他所著《岛夷志略》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关于亚、非各国的实况记录。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全书共有100条记事，其中99条都是某个地方的专篇。
这些记述除了地理气候、风土人情、珍奇物产以外，还有关于商品的产销信息、流通等情况。给我国和世界经济地理、自然地理和贸易往来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写作极其严谨，据他自己说，书中所记事物，均是亲身经历的，是真实的，传说的东西，不予记载。后来明朝郑和下西洋时，《瀛涯胜览》的作者马欢证明《岛夷志略》所记的内容，实实在在。
我国的民间航海，在汪大渊之前有过无数次，但都不如汪大渊的航程长，历时久，见闻丰富和记录翔实。汪大渊是中国古代最杰出的民间航海家，也是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足迹最广的海上旅行家。他的《岛夷志略》，是我国海洋文化园地中的一朵奇葩。
《真腊风土记》与《岛夷志略》的区别元代的著名航海家，撰有游记流传至今的，除了周达观外，就是汪大渊。周达观撰有《真腊风土记》，汪大渊则撰有《岛夷志略》。前者以翔实著称，唯限一国之地；后者文字简略，却几乎遍及元代海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国家和地区。
《瀛涯胜览》书影隋炀帝东征1.第一次东征大业三年（607年），炀帝宣旨征高丽王入朝，高丽王高元畏惧而不敢入朝。大业六年（610年），炀帝开始大规模地准备对高丽征战，造车造船，集中兵力于东莱和涿郡两地。
大业七年（611年）二月，炀帝下诏讨伐高丽，水陆俱进，在山东“增置军府”（《隋书·食货志》），各路军队在涿郡结集，又调集长江、淮河以南的水手数万人，黄河以北民夫数十万人，调黎阳、洛口等地粮食运往涿郡；众人昼夜劳作，累死者不计其数。同时，又征集了工匠打造战车5万辆，战船300艘，并征调江淮水手1万人，弩手3万人，岭南排镩手3万人充当水师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