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价值和超越性病态对照表
存在价值能致病的剥夺对应的超越性病态真不诚实无信念；不信任；犬儒；怀疑主义；猜忌。正义不公正无保障；愤怒；犬儒主义；不信任；无法无天；混乱的世界观；极端自私。秩序无规律。混乱。权威破产。不牢靠。疲惫。丧失安全感，不可预测。有必要警戒，惊醒，紧张，戒备森严。单纯混乱的复杂；不连贯。瓦解。过于复杂；混淆不清；迷惑，冲突，失去方向丰富；完整；全面贫乏。极端。沮丧；不自在；对世界不感兴趣。轻松自如吃力疲劳，紧张，笨拙，粗野，僵硬。自我满足机遇；偶然；偶因论。依赖于观察者(？)。依赖成为责任。活跃；发展死气沉沉。生活机械化。死气沉沉。机器人化。完全被动感。运动的丧失。厌倦；丧失生活热情。经验空虚。独特性千篇一律；可以互换。丧失自我感、个性感。觉得自己可以和他人互换，无个性特征，觉得没有人需要他。美恶极端自私。仇恨；排斥；厌恶。犬儒主义。完美有缺陷；草率；低劣手艺，滥竽充数。沮丧(？)；失望；无所事事。必然偶因论；不一致。混乱；不可预测。不完全。警戒。完成；终局未完成永远的未完成感。无指望。中止努力和竞争。试也无用。兴致勃勃幽默丧失冷酷；沮丧；抑郁寡欢；丧失生活热情。丧失享受能力。富有意义无意义。无意义。失望。生活乏味。美丑俗气。特定的不愉快，丧失情趣，紧张，疲倦。市侩气。苍白。统一；整体混乱。原子论。丧失内部的联系状态解体；世界正在“崩溃”。专断。超越分岐非白即黑。丧失梯度或程度感。强制的极化。强制的抉择。非此即彼的思维。看什么都是一场决斗或战争或冲突。低协作。简单化的生活观。上表中有些情况是一个很初步的尝试，不应看得太重，只能作为对未来研究的一种提示。这些特殊的超越性病态似乎是与一般超越性病态的“基”相对的“形”。
我曾唯一详尽讨论过的特殊超越性病态是第一种，或许这一对于说明其他超越性病态的进一步尝试可以作为一个促进因素，我认为要做到那一点是完全可能的。我想，认真看一下宗教病理学文献，尤其是神秘主义传统的文献，会有启发。
另外一些线索还可以在“风格独特”的艺术、社会病理学、同性恋文化群等领域中，或者在喜欢挑剔的存在主义文献中找到。存在心理治疗的病历，心灵的疾病，存在性的空虚，神秘主义者的“干涸”和“贫瘠”，由于一般语义学者的解剖而弄得二歧化、抠字眼和过于抽象，艺术家所极力反对的庸人习气，社会精神病学家所谈论的机械化、机器人化和丧失个性，异化，自我同一性的丧失，过分的惩罚，牢骚、抱怨和无助感，自杀倾向，荣格所说的宗教病态，弗兰克尔的理智失调，精神分析学家的性格障碍——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价值紊乱无疑也是有关的资料来源。
总的来说，这种存在价值的满足或实现能增强或实现人的潜能，那种紊乱、疾病、病态或萎缩又确是丰满人性或人的潜能的一种减损。由此则可知道，这些内在固有的终极价值可以被看作类似本能的需要，与基本需要的论题范围及层次系统是相同的。
这些超越性需要，虽然有某些特征使它们和基本需要区分开，但仍然处于和例如维生素C或钙等类需要相同的论题和研究范围。它们也被包括在广义的科学领域之内，肯定不应作为神学家、哲学家和艺术家的独占财富。心灵的或价值的生活于是也落入自然的王国中，而不是一个相反的和对立的王国。它既是心理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敏感的研究对象，而且在理论上也终将成为神经学、内分泌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的研究课题，只要这些科学有了适当可供利用的方法。
从某种程度上讲富贵而失落年轻人的超越性病态来自内在价值的丧失，来自受挫的“理想”，来自对社会的幻灭感，误认为社会仅仅被低级的或动物的或物质的需要所支配。
那么大胆一点可以说：是内在价值的饥饿造成了那些低级需要已得到满足的有钱人的社会病态。换一个说法：有钱、有特权、基本需要已得到满足的高中学生和大学生的恶行大都是由于“理想”的受挫，那是在年轻人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我的假设是，这种行为可以是一种复合型，一方面是继续寻求某种信念，一方面是由于失望而愤怒（我有时能在某一年轻人中看到完全的失望或绝望，甚至怀疑这一类价值的存在）。
很明显，那种全世界普遍的狭隘到愚蠢程度的动机理论也可导致这一受挫的理想和偶尔的绝望。撇开行为主义的或实证主义的理论——或称非理论（它们简直无视这一问题，对这一问题采取一种精神分析式的否认态度），还有什么理论能适合这些年轻人呢？
不仅所有的现实科学和正统的教育心理学，不能提供给青年什么有益的东西，而且指导绝大多数人类生活的主要动机理论也只能带他们走向沮丧或犬儒主义。弗洛伊德派的学者，至少在他们的正式著述中（虽然在良好的治疗实践中有所不同）对于所有高级的人类价值仍然一直采取还原论的态度。最深层的和最真实的动机被看作是危险的或肮脏的，而最高的人类价值和美德实质上是骗人的，是“深层的、黑暗的、肮脏的”东西披上羊皮之后的假象。我们的社会科学家在这方面大体上也同样是令人失望的。绝对的文化决定论仍然是大多数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公认的正统教义。这种说法不仅否认内在的高级动机，而且有时甘冒否认“人性”本身的危险。不管是东方的或西方的经济学家，也基本上是实利主义的。我们不能不对经济学的“科学”抱怨几句，一般地说，它不过是一种全然虚假的人类需要和价值理论的高等技术处理产品，这种理论仅仅承认低级需要或物质需要的存在。
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不让青年人深感失望和幻灭？他们得到一切物质的和动物的满足而又并不快乐，不像他们被告知可以期待的那样（不仅是那些理论家而且父母和教师的习俗智慧以及广告家无孔不入的灰色谎言都曾这样说过），他们又能得到什么别的结果呢？
社会的绝大部分都建议把诸如“永恒的真理”、“终极的真理”等交付给教条主义和宗教主义，这也是对高级人性的一种否认。它实际是说，寻求真理的年轻人肯定不会在人性本身中找到它，他必须到一种非人的、非自然的源泉中去寻求终级的东西，这样的源泉已经受到许多理智的青年人的怀疑和明确的拒绝。
我所以集中讨论青年人“受挫的理想”，是因为我认为它是研究的热门，但是，我认为无论什么人的超越性病态也都来自“受挫的理想”。
外部的剥夺不仅可以导致价值饥饿，而且也容易导致我自身的心理矛盾及反向价值。
不仅外部的价值剥夺可引起我们的超越性病态，而且我们自身的最高价值剥夺也会引起可怕后果。我们不仅受到吸引，而且也深感敬畏、震惊、战栗、恐惧。那就是说，我们往往有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我们设防抵御存在价值。压抑，否认，反作用造作，或许还有其他一切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都是可供利用并已被用来防范我们内在的最高价值，正如它们被动员起来防范我们内在的最低价值一样。自卑和差距感能引导到对最高价值的回避。怕被这些价值的高大所淹没也能导致回避。
由此可以得出合理的基本假设：由自我剥夺而引起超越性病态，就像由外部加强的剥夺引起一样。
基本需要比超越性需要更占优势层次。
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具有同样的被需要的基本特征，对人是必需的有益的，所以说它们处于同一层次整合系列，即在同一连续系统中和同一论题范围内，它们的被剥夺会引起“疾病”和萎缩，它们的“充足供应”能促进丰满人性的成长，趋向更大的愉快和欢乐，趋向心理上的“成就”，趋向更多的高峰体验，并且，一般地说，趋向更经常地生活在存在水平。即，它们都是符合生物学需要的，都能促进生物性的成功。不过，它们的不同也是可以较容易明确说明的。
生物性的价值或成功一直是只从消极面看的，如生命的简单耐力，生活能力，疾病的避免，自己及后代的生存。但也指生物进化成功的积极标准，即不仅指生存价值，也指臻于完善的价值。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的满足有助于造成“较好的样品”，生物的优胜者，在优势等级上的较高者。不仅表现在更强壮、更优胜、更成功的动物有更多满足，更好的生活地域，更多的后代等等——不仅表现在弱小的动物优势等级较低，更可能牺牲，更容易被吃掉和更少可能繁殖后代，更可能挨饿等等，而且较好的样品还能过一种更多满足、更少挫折、更少痛苦和恐惧的完善生活。
我不想过多地去描述这种动物快乐——但我认为那完全能做到——却能合理地提问：“一位印第安农民和一位美国农场主在生物生活以及心理生活方面是否一模一样，尽管他们都繁殖后代？”
首先一点早已明确了，基本需要比超越性需要强烈得多，紧迫得多，或者说，它在层次等级上要占优势。这样说是作为一种概括的统计陈述，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有些人会有一种特殊的才能或一种独特的敏感，使超越性需要比他们的某一基本需要更为重要和迫切。
其次，基本需要可以称为缺失性需要，具有各种缺失性需要的特征，而超越性需要似乎具有“成长需要”的特征。
超越性需要自身彼此之间也有相互作用，但一般来说却不存在优势等级。但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研究对象，它们可能往往是按照特异才能和体质不同而有高低层次的排列。
但在我看来，超越性需要并非按照优势层次排列，它们的力量是均等的，存在价值或存在事实也与此类似。另一种说法——就其他目的看有意义的说法是，每一个人似乎都有他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或高低层次，或优势等级，那和他自己的才能、气质、技能、能力等等是相应的。“美”对于某人可能比“真”更重要，但对于另外的人可能又是另一种不同的情况。
也许可以这样来看待，某一种存在价值都要受到大多数或其他所有存在价值的制约。或许它们形成了某种类型的统一，每一特定的存在价值换个角度看简直能被当作一个整体。
我强烈意识到，是全部其他存在价值充分恰当地规范了其中任一存在价值。即：真，充分完善地说明，必然是美，善，完满，正当，简单，有秩序，合法则，生动，全面，单一，超越分歧，不费力，和有趣味的。同样的，美，充分加以说明，必然是真，善，完整，生动，简单等等。似乎所有的存在价值都具有某种统一性，每一单个价值似乎是这个多面体的一个侧面。
在人类生物学中，价值生活（精神的、宗教的、哲学的、价值的等等）与“低级的”动物生活处于同一系统之内，而绝非二歧化、互相分隔和排斥。它因而很可能是遍及全人类的，超越文化的，尽管它必须由文化促进才能实现，才能存在。
也就是说，精神生活是我们生物生活的一部分。它是生物生活的“最高”部分。
这意味着，精神生活也可以说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它是人性的一个规定性特征，没有它，人性便不成其为充分的人性。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是一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内部核心、人的种族性的一部分，是丰满人性的一部分。纯自我表达或纯自发能达到怎样的程度，超越性需要也能表达到怎样的程度。“揭示”或道家疗法或存在治疗或言语疗法或“个体发生”技术应该能揭示和增强超越性需要，也如揭示和增强基本需要一样。
这些超越性需要也应该能被深层诊断和治疗技术最终揭示出来，因为我们“最高层的本性”也是“最深层的本性”，虽然听起来矛盾但事实确实如此。价值生活和动物生活并非处于两个分隔的领域，并不像大多数宗教和哲学所设想的那样，也并不像古典的、非人格的科学曾设想的那样。原则上精神生活（沉思的、宗教的、哲学地或价值生活）能由人自己的努力得到，因为它处于人类思想管辖范围。尽管它已经被古典的、脱离价值的、以物理学为模型的科学斥为非现实的，它仍然能由人本主义科学重新肯定为研究的对象和技术的对象。
这样一种广阔的科学必须研究永恒的真实，终极的真理，最后的价值等等，认为它们是“真实的”和自然的，以事实为依据而不是以愿望为出发点，是人性的而不是超人的，是合法的、科学的课题，召唤我们进行调查研究。
这样的问题显然难以从实践方面进行研究，因为占优势的是低级生活，高级生活似乎很少有发生的可能。由超越性动机支配的生活有太多的先决条件，不仅要有一系列基本需要的先期满足，而且要有大量“良好的条件”，这才能使高级生活成为可能，即，需要克服良好环境经济的匮乏，必须有可自由利用的多种选择，同时要有使真实有效的选择变为可能的条件，还必须有协同的社会制度等。一句话，我们必须非常审慎地说明，高级生活仅仅在原则上是可能的，绝非极有可能，或很容易实现的。
有一点需要非常明确的解释，我不妨说，超越性动机是所有人中普遍存在的，因此它超越了文化，为人类所共有，而并非由文化任意制造出来。这一论点必然会引起误解，请让我做如下说明：超越性需要在我看来似乎是类似本能的，即有一种可以鉴别的继承性，遍及全人类的决定作用。但它们是潜在性，而不是现实性。它们的实现分明而绝对地需要文化的促进。但文化也可能不足以使它们实现。
的确，这恰恰是全部历史中大多数已知文化实际上的所作所为。所以，要说明某种文化促进或压制自我实现，丰满人性和超越性动机的程度，必须有一种超文化的因素，它能从某一文化的外部和上方批判它。文化能和人的生物本质协同作用，也能和它敌对，但它们在原则上并不是彼此对立的。
因此，我们可能会陷入语言的泥淖，而无法说明是否每个人都渴望高级精神价值和存在价值。我们在原则上当然能说这样一种渴望必须被认为是在每一个新生儿中都有的潜能，直到后来发现了新问题。那就是说，我们最好的想法应该是：这种潜能假如丧失了，也是在出生以后丧失的。就社会现实的方面也可以打赌说，大多数新生儿由于贫困、剥削、偏见等等将不能实现这一潜能，将不会上升到高层次的动机水平。
的确，在现实中存在着机会的不平等。我们也应该明智地承认，成年人的情况是各有不同的，这取决于他们的生活状况，在哪里度过一生，他们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心理病态的程度和总量等等。但完全放弃超越性生活的可能性也是不可取的（作为一种社会战略问题看，且不说别的），而这在原则上对于仍然生存着的人都适用。“不可救药的”终于已经“治愈”了，不论就精神病的意义和自我实现的意义上说都是如此，在辛那侬就有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对于未来的新兴人类，我们更不应放弃这种可能性，如果放弃就是最大的愚蠢。
毫无疑问，我们所说的精神生活是从人的生物学本性起源的。它是一种“高级的”动物性，其先决条件是健康的“低级”动物性，即两者是在层次系统上统一成一个整体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但是这种高级的、精神的“动物性”非常胆怯和微弱，非常容易丧失，非常容易被更强大的文化势力扼杀，因此它只有在一种支持人性并积极促进人性最充分发展的文化中才能广泛实现。
考虑到这些我们能够解决许多无谓的争端和歧义。举例说，假如黑格尔的“精神”和马克思的“自然”实际上是处在同一的连续系统中而有层次地整合起来的（通常，这也称为“唯心论”和“唯物论”），那么，这一层次连续系统的性质便能为我们提供多种答案。例如，低级需要（动物的，自然的，物质的）在十分具体的、实证的、操作的、有限度的意义上要比我们所说的高级基本需要占优势，后者又比超越性需要（精神，理想价值）占优势。这就是说，生活的“物质”条件有充分的理由优先于高级理想（比后者占优势，更有力），甚至也优先于意识形态、哲学、宗教、文化等等，在明确可以规定和限定的方式上说也是如此。
这些高级的理想和价值绝不仅仅是低级价值的副现象，它们具有同样的生物学和心理学实在的性质，尽管在力量、紧迫或先后方面有所不同？但在诸如神经系统这样的优势层次系统及强弱次序中，高级和低级都同样是“真实”的和人性的。你肯定能从斗争的观点看历史，为丰满人性而斗争，或为一种内在的、严肃的理念而斗争，即，从自上而下的观点看历史。
最初的、基本的或终极的超因或许可以按从下而上从物质环境中找到，于是你能承认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自利是一切人性的基础。”但那是就自利占有优势的意义上说的，如把自利当作一切人类动机的充分说明就不正确了。对于不同的理解目的，两者都是有价值的理论，都有可派定的心理学意义。
一定程度的精神性很可能是完善物质论的，结果，而这一点我们要论述关于个人内部和社会内部发展的事实。我大惑不解，为什么富裕能解放某些人使他们追求成长而同时又使另一些人固结在“实利主义”的水平上。完全同样可能的是，宗教家要培养精神价值，最好从衣、食、住、行等等入手，那要比布道更迫切需要。
将低级的动物性和高级的精神性、价值性及宗教论中最高等性放入同一阶层中（以便说明精神是高级动物的性质），这样可使我们超越多种分歧。例如，恶魔的呼唤，堕落****、邪恶、自私、自我中心、自我追求等等，都已经从神圣的、理想的、善良的、永恒的东西、我们最高的抱负等等分化出来并互相对立了。有时，圣洁的或最好的品质被认为处于人性范围之内。但更经常的情况是，在人类的历史中，善良已被排除于人性之外，在人性之上，是超自然的。
我好像记得，恶或最坏的东西始终是大多数宗教、哲学或意识形态所倾向于承认为人性固有的，甚至我们“最坏的”冲动有时又被外化为撒旦的呼唤等等一类的东西。
虽然原则上我们“最低级”的动物本性始终被认为是“好的”，但现实中却往往自动化地被诬蔑为“坏的”。或许，这种对我们低级动物本性的诬蔑或多或少上是由于二歧化的本身（二歧化形成病态，而病态又促进二歧化，那在一个整体的世界中常常是不正确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超越性动机的概念应该能提供一个理论的基础，以便解决所有这些（大都是）虚假的二歧式。
快乐和满足能在层次系统上从低到高进行安排。欢乐主义理论因此也能被看作是从低到高直到超越性欢乐主义的排列。
作为超越性需要的满足，存在价值也是一种最高的幸福。
必须看到别有一种快乐的层次系统，例如，痛苦的解除，通过热水浴的满足，和好友相处的愉快，听伟大音乐的欢乐，有了孩子的幸福，最高爱情体验的喜悦，直到和存在价值的整合，而且这样的意义往往重大。
欢乐主义、自私等问题的解决可来源于这样的层次系统。假如把最高快乐包括在一般快乐之中，那么在非常确切的意义上也可以说人性丰满的人也只不过在追求快乐，即追求超越性快乐。或许我们能称这种追求为“超越性欢乐主义”，并指出，在这一水平上不再有快乐和责任之间的矛盾，因为人类最高的责任不外是对真理、正义和美等等的责任，而那也是人类所能体验的最高快乐。而在论述的这一水平，自私和不自私之间的相互排斥也消失了。
对我们好的对任何别人也是有益的，使人满意的也是值得称赞的，我们的嗜好是可以信赖的、合理的和明智的，我们享受的是对我们有利的，追求我们自己“最高的”善也是追求一般的善等等。
从低级到高级的秩序比如初级需要欢乐、高级需要欢乐和超越性需要欢乐，这意味着含有各种操作和可检验性。例如，我们上升越高，在发现这样的人越少，先决条件越多，社会环境必须越好，教育质量必须越高等等。
一切“主体生物学”的技术都适用于精神生活的教育，因为精神生活也是类似本能的。
由于精神生活（存在价值，存在事实，超越性需要等等）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那是类似本能的，因而精神生活在原则上是可以内省的。它有“冲动的呼唤”或“内部的信号”，这虽然比基本需要微弱，但还是能“听到”，因而它能归入“主体生物学”的规程中。
原则上讲，凡是能够发展我们的感性知觉、躯体知觉，我们对内部信号的敏感性原则与训练都会适用于我们内在的超越性需要，那些内部信号来自我们的需要、能力、体质、气质、躯体等等，即可以用于培育我们对美、对法、对真理、对完善等等的渴望。或许我们还能发明像“体验上的丰富”一类的词汇来描述那些对自我内部呼唤特别敏感的人，在他们那里，甚至超越性需要也能由内省发现并充分享受它。
这种体验上的丰富在原则上应该是“可教导的”或可恢复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如此，或许要适当利用致幻药剂，利用依萨冷式的非言语方法，沉思和冥想技术，对高峰体验或存在认知的进一步研究等等。
希望不会被人误解为神化内部信号，或称之为内部发出的呼声，“良心的微弱呼声”。在我看，自身体验的知识肯定是一切知识的开端，但又绝不是一切知识的结尾。它是必要的，但不是充足的。内部发出的呼声有时也会发生错误，甚至在最聪明的人中也难免。无论如何，这样的聪明人只要有可能就会以外部现实检验他们的内部命令。
我们必须有条理地对自身体验的知识进行实际的检验和印证，因为有时即使被一位地道的神秘论者内部肯定的事情，经检验也或许是恶魔的呼声。让个人内部肯定胜过一切其他来源的知识和智慧不能说是明智之举，不论我们多么重视内部体验也不能如此。
应该这样说，在最高水平的明晰性（阐发、觉醒、调查、存在认知、神秘感知等）上存在价值可被称为存在事实（或终极实在）。当最高水平的人格发展、文化发展、明晰性、情绪解放（没有恐惧、抑制、防御）和无干预都彼此和谐时，这时便有理由肯定，不依赖于人的实在能极清晰地以它自身的本性被看到，极少受观察者的干扰。这时，实在被描绘为真的、善的、完全的、整合的、活跃的、合法则的、美丽的等等。
也就是说，传统上被称为“价值”的词与那些可以最准确最恰当地说明所见实在的描述词完全相同。超越了生活的高水平、事实与价值融为一体。很明显，那些同时既是描述的又是规范的词有理由被称为“整合词”。
在这种融合的状态下，“对内在价值的爱”等同于“对终极实在的爱”。对事实的忠诚在此也变成对事实的爱。最严格地力图达到客观或感知，尽可能减少观察者以及他的恐惧、希望和自私计算的影响，能产生一种情感的、审美的和价值论的结果，一种我们最伟大、最明晰的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心理学家和宗教领袖所追求的结果。
对终极价值的思索也表示对世界本质的思索。寻求真理（充分规定的）可以和寻求美、秩序、独特、完善、正确（充分规定的）完全一样，因而真理可以通过任何其他存在价值被发现。于是，科学变得和艺术、爱、宗教、哲学完全融合了。关于实在本质的一项基本的科学发现也成为一项精神的或价值论的印证。
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便不会用“冰冷的”、纯认识的、理性的、逻辑的、超脱的、无牵连的同一对待真实事物。这种实在也唤起一种热烈的感情反应，一种爱、忠诚、献身的反应，甚至唤起高峰体验。不仅真实的、合法则的，有秩序的、整合的等等，而且善良、美丽、可爱等都是最佳状态的实在。
换成另一角度，我们也可能被说成是在提供对广大的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的答案，例如关于哲学和宗教对于生活意义的探究等等。
此处所提理论带有一定的假设性质，允许被检验和印证，但也可能经受不住检验。它是由具有不同科学可靠水平的事实组成的一种网络，包括临床的和人格学的报告以及纯属直觉和推测的材料。或者换一种方式说，我相信它能得到证实，我敢担保证实的到来。但你们不要太相信，即使它看起来是对的，即使对它很满意，你们也应该更审慎些。它终究是一套推测，可能是真实的，但最好经过核实。
假如存在价值和一个人自我相符合并成为规定性特征，这是否表示，实在、世界、宇宙因而也和自我符合并成为自我的规定性特征呢？这听起来像是经典的神秘论者和世界或和他的上帝融为一体，它也使我们想起东方对这一意义的种种解释，如说自我这时已融化于整个世界并已消失了。
我们能否说这是在提高绝对价值的可能性使之更富有意义呢，至少是表明实在自身可以说是绝对的呢？假如这一类的事情证明是富有意义的，那么它仅仅是人本主义的呢，还是超越人类的呢？
我们已经把这些词所有能传达的意义都列举出来了。我提及这一点仅仅因为我想大开门路，集思广益。很清楚，这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
人和自然不仅是相互包容和接纳的，而且它们之间至少也要有一点同型性才能相似相容。自然已使人演化形成。人和超越人的东西的沟通因而无须说成是非自然的或超自然的。这可以看作是一种“生物的”体验。
海舍尔宣称：“人的真正的完成依赖于人和超越他的东西的沟通。”这在某种意义上当然具有正确性，但需要阐明这一点。
在人和他的超越性实在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人能和这种实在融成一片，把它归并在他关于他的自我的规定性中，对它的忠诚就像对他的自我的忠诚一样。于是他变成它的一部分，它也变成他的一部分。他和它相互交迭。
这种观点使它与人的生物进化论沟通起来。不仅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且他和自然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同型性。即，他不能和人类之外的自然完全不同，不然，他现在就不会存在。
事实上他生存下来了，那就证明他和自然的相容性，说明他为自然接受了。他同意自然的要求，并且，作为一个物种，至少在存活的范围内，一直顺从这些要求，自然没有处决他。从生物学的观点说，他很明智，能接受自然法则。如果他敢于抗拒，那将意味着死亡。他和自然和睦相处。
这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他必须和自然相似。它的部分含义或许就是与自然的融合。或许他面对自然的激动（察觉它是真、善、美的等等）会有一天被理解为一种自我认识或自我体验，一种自身存在的方式，充分作用的方式，就像回故乡一样，一种生物的确实性，“生物神秘主义”等等。或许我们能把神秘的或高峰的整合不仅看作是和最值得爱的东西的沟通，而且也是和一个家庭成员的真正一部分相整合，因为他们是一家中的兄弟姐妹，并且也可以说就是家庭成员间的和睦相处。正如墨菲所说：
……我们发现我们越来越信服的一个指导思想是：我们基本上和宇宙一致而并不陌生。
生物学或进化论中对于神秘体验或高峰体验的这种解释，就像精神的也等同于宗教的体验一样，它让我们认识到，把“最高”和“最低”或最深对立起来的看法是过时的，我们最终必须超越它。在这里，从所未有的“最高”体验，人能设想的和终极实在的欢乐整合，也能同时看作是我们最基本的动物性和种族性的“最深”体验，是对我们与大自然同型的深刻生物本性的支持。
在我看来，正像海舍尔所说的那样，这种经验主义的或至少是自然主义的说法，使我们认为不必把“超人类的”看作非人的和超自然的或非自然的。人和超越人的东西沟通可以看作是一种生物体验。尽管宇宙不能说是爱人类，它至少能说是以一种非敌意的方式接纳人，容许人生存下去，容许他成长起来，并且有时也容许他有极大的欢乐。
存在价值并不是我们个人对待这些价值的态度，也不是我们对它们的感觉反应。存在价值在我们内部引起一种“必需感”以及一种自愧感（自觉不相称）。
至少要在可能的范围内，将存在价值和我们对待这些价值的态度区分开，虽然这很难做到，但最好是这样。这一类对待终极价值（或实在）的态度有：爱，敬畏，崇拜，谦恭，尊崇，惭愧，惊奇，诧异，赞叹，高兴，感激，畏惧，欢乐等等。这都是一些描述人的内心感情及认识反应的词汇，表达一个人看到某种不同于他们自身或至少能从文字上分开的东西时的感受。自然，人在强烈的高峰体验和神秘体验的时刻越是和世界整合的，这些自我内部的反应也越少，自我作为一种分离的实体也越消退。
除理论的和临床上的重要作用外，保持这一可分性的主要理由是并不多见的强烈的高峰体验、启示、寂静、狂喜及神秘融合，即使在最敏感的人中，一天也难有多少这样非凡的感受时刻。绝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相对宁静的对终极价值的沉思和欣赏中（而不是在和它们的高度整合中）度过的，那是在深刻的启示中显露出来的。因此，谈到罗伊斯型对终极价值的“忠诚”是很有益处的，讲责任、职责和献身也同样。
有了这种理论结构，我们不可能把这些对存在价值的反应当作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随意或偶尔做出的。综上所述，更自然的会认为这些反应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要求、命令、呼吁做出的，是相宜的、合适的、正当的、合乎需要的，就某种意义说，我们觉得存在价值是值得甚至有权要求或命令我们的爱、敬畏和献身的。人性丰满的人可能只得做出这样的反应。
我们还应注意，看到这些终极事实（或价值）往往使人尖锐地意识到他自己的无价值、不合格和残缺，他的根本存在的渺小、有限和力不从心，仅仅能作为一个人或人类的一员。
因为超越性动机（成长动机）必须描绘其不同于基本需要的特征，所以描述动机的词汇必须是层次系统的。
内在价值和我们对待这些价值的态度之间的不同导致我们用一套层次化的词汇代表动机（取本词最一般和最广泛的含义）。和各种需要上升到超越性需要的层次相应的是满足、快乐或幸福的层次。除此以外，我们还应记住，“满足”概念本身在超越性动机或成长性动机的水平上已被超越，这时满意是没有尽头的。幸福的概念也是如此，在最高水平上，幸福也能变为无止境的。这时它可能容易变成一种无边的哀愁或清醒或非感情的沉思。在最低的基本需要水平，我们当然可以谈论被驱动，极度渴求、力争或急需如何，例如，当窒息或感受剧痛时就是如此。
当我们沿着基本需要的阶梯上升时，欲求、希望或宁愿、选择、想要等一类的词汇会变得更贴切。但在最高水平，在超越性动机水平，所有这些词汇都变得不适合主体的心境了，而热望、献身、企求、爱、崇拜、景仰、敬重、被吸引或入迷等一类词汇才更适于描绘被超越性动机所激起的情感。
我们当然还必须正视一项这些情感之外的困难任务。要找出一些适当的词汇以传达感到的适当、责任、合宜、纯正、爱本质上值得爱的、需要甚至命令爱、要求爱、应该爱的对象等等的含义。
有一种分离仍然被设定在需要者和他的所需之间的所有这些词中。我们怎么描述当这一分离已被超越而在需要者和他的所需之间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或整合时所发生的情境呢？或者，在需要者和就某种意义说需要他的东西之间的整合？
同样可以称之为对自由意志决定论二歧化的超越。在超越性动机的水平上，人自由地、愉快地、全身心地拥抱自己的决定因子。人选择并幻想自己的未来，不是强迫的，不是“自我削弱的”，而是亲善的，热情的。而看得越深，这一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整合也越“自我和谐”。
“庆贺”、诱导或行为表现的主观状态是存在价值所需要的。
我们必须同意海舍尔对“庆贺”的强调，他说明那是“一个人对他所需要或尊崇的事物表示敬意的行为……它的实质是要人注意生活的崇高或庄严的方面……庆贺是分享较大的欢乐，参与永恒的演出”。
必须记住，最高的价值之所以比主观的状态更容易研究，是因为它不仅是承受式地为人欣赏和冥想，而且往往也引导到表现的和行为的反应。
我们又发现了“应该”的另一种现象学意义。我们觉得庆贺存在价值是合适的，正当的，是让人乐于承担的责任，似乎这些价值应该得到我们的保护，似乎这是起码应该做的，似乎是出于公正、恰当和自然，我们也应该保护、促进、增强、享有并庆贺这些价值。
从教育学和治疗学角度出发，区别存在水平和缺失水平，并认同两者间语言上的差别是有好处的。
对我自己而言，具有极大效用的是区别存在领域和缺失领域、永恒领域和实用领域。仅仅作为一个战略和策略的问题，为了生活得好些和丰满些，为了自己选择生活道路而不是承受被动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帮助。
尤其是青年人，极易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忘记终极价值。极常见的是，我们仅仅是反应者，可以说仅仅是对刺激进行反应，对奖赏和惩罚、对紧急情况、对痛苦和畏惧、对他人的要求、对肤浅的东西进行反应。至少刚开始时必须拿出一种特殊的、自觉的努力，才能使我们的注意转向内在的事物和价值。例如，也许是寻求实际的独处生活，或受伟大音乐的陶冶，与善良的人相处，领受自然美的影响等等。只有经过实践，这些战略才变得简易而能自动进行，使人甚至无须想往或尝试就能生活在存在领域中，生活在“统一的生活”、“超越的生活”、“存在的生活”中。
为了清晰地意识到存在价值、存在语言、存在的终极事实、存在的生活、统一的意识等方面，我认为这种词汇的教导也是有作用的。这种词汇当然有些笨拙，有时让人迷惑，但确实有一定的作用。无论如何，它已证明在设计调查研究方面具有操作上的效用。
在这方面我还可以得出一项亚假设：高度发展或成熟的人（“超越者”？），甚至彼此第一次相遇，就能用我所谓的存在语言在生活的最高水平上相互快捷地交往。关于这一点我要说的仅仅是：它表明，似乎存在价值只对某些人而不是另一些人才真正存在并容易被察觉，而和另一些人的交往虽然也可以是确切的，但这种交往只能发生在较低和较不成熟的旨趣或意义水平上。
我不清楚这一假设是否能顺利通过检验，因为我发现，有些人能运用这一词汇而并不真正理解它，就像有些人能口若悬河谈论音乐和爱而并不真正体验什么是音乐和爱一样。
另外还有一些更加模糊的印象：和这种用存在语言如交往处在同一层次的可能是一种很深的亲密关系，一种共同的情感交流，分享共同的忠诚，进行同样的工作，意气相投，休戚相关，仿佛是在侍奉同一个主人。
“内在的良心”和“内在的有罪感”具有极深的生物根源。
受到弗洛姆关于“人本主义良心”的讨论和霍尼对弗洛伊德“超我”的再控的启发，其他人本主义作家已同意在超我以外还有一个“内在的良心”，以及“内在的有罪感”或“内疚”，作为一种由于出卖了内在的自我而应得的自我惩罚。
我相信，超越性动机论的生物根源能进一步阐明并充实这些概念。
霍尼和弗洛姆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由于反对弗洛伊德本能论的特定说法，或因为忙中出错而接受了社会决定论，从而拒绝接受生物论和“本能论”的任何解释。
人的个人生物学无疑是“真实自我”的一个必要成分。成为你自己，成为自然的或自发的，成为真确的，表现你的同一性，所有这些也都是生物学的说法，因为它们表示接受一个人的体质的、气质的、解剖结构上的、神经的、内分泌的和类似本能的动机的本性。这样的说法既符合弗洛伊德的思路又符合新弗洛伊德派的思路（且不说罗杰斯的、谢尔登的、荣格的、哥尔德斯坦的等等）。它是对弗洛伊德探寻道路的一种澄清和矫正，弗洛伊德那时可能仅仅对此有过一丝念头。我因此认为它是符合“后弗洛伊德”传统的。
我想弗洛伊德曾试图以他的种种本能论来表示一些类似的意思。我也相信这个说法是对霍尼以“真实自我”概念试图说明的原理的一种承认和修正。
如果能够证实我对内在自我的更生物学的解释，则必定会支持对神经症犯罪和内在有罪的区分，反抗人自身的本性和试图变为非人类会诱发内在有罪。
不过看了以上的观点后，我认为内在自我应该包括内在价值或存在价值。在理论上，对于真理或正义或美或任何其他存在价值的一种出卖必然引起内在的有罪感（超越性犯罪），一种应得的和生物学上合理的有罪感。这可能意味着：痛苦最终是一种祝福，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正在做对我们有害的事情。
当我们出卖存在价值时，我们受伤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受伤，而且，这也表示对“需要惩罚”的一种认可，它也可以从积极方面说成是希望，通过赎罪能再一次感到“清白”。
由这一理论出发的许多最终的宗教职能可以日趋完善。
存在价值如果从人类一直在寻求的永恒和绝对的观点看，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这一目的服务。它们是凭自身的权力存在的，不依赖于人类神出鬼没的妄想。它们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发明出来的；它们是超越人类的，超越个人的；它们存在于个人生活之外；它们能被设想为一种完美。可以设想，它们能满足人类对确定性的渴望。
但是，通过一种列举的意义来看，它们必然属于人类不仅是自我的而且是自我本身。它们要求受到崇拜、尊敬、祝贺，要求人为它们做出牺牲，我们值得献身于它们。思考它们或和它们整合能给予我们作为人所能企望的最大欢乐。
在这里也给予了“不朽”一个十分确定的和经验的意义，因为这些价值作为一个人的自我的规定性特征体现在他身上，在他死后仍继续存在，即，在某种真正的意义上，他的自我超越了死亡。
对于有组织的宗教所努力完成的其他职能来说也是这样。显然地，所有或绝大多数的宗教经验都能吸收到这一理论结构中并能用一种意味深长的方式或以一种可以经受检验的说法表现出来，这些经验是任何传统的宗教都曾描述过的，他们的情感和动机都发生了变化。这一描述的特征表单同时也是一张价值的表单。这些特征正是那些伟大宗教家和哲学家所珍视的价值，它几乎也和人类最严肃的思想家们一致同意的生活的终极或最高价值完全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