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城镇化；劳动力转移
每年的春节前后，我国全国人民几乎都在关注一件事——春运。2012年，在40天左右的时间里，春运首次突破30多亿人次的人口流动，占世界人口的1/2，相当于全国人民进行两次大迁移。这里“人次”的概念是旅客乘一次车，统计为一个旅客人次；一个人多次乘车，就是多个人次。“人次”既体现了出行的人数，也能看出人们乘了多少次车。我国的春运入选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上最大的周期性运输高峰，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
有网友开玩笑说，春运其实是春节运动会的简称，参赛队伍有：学生代表团、农民工代表团、异地工作人员代表团、探亲访友代表团等。参赛项目则有：负重原地站立比耐力、排队买票比耐性、负重暴走比体能等，近期又增加了网上抢票等高科技项目。庞大的春运人流中农民工是最主要的成员。由于我国的传统春节是全家团聚的日子，于是，他们节前大量返乡。春节过后，在一列列拥挤的列车上，一批批农民工离开故土返回城市，从找工作、找住所开始，他们的城市生活在新的一年里拉开了序幕。
为什么农民工要让父母成为“空巢老人”、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背井离乡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城市呢？既然进了城又为什么不留在城里，还要费尽艰辛像“候鸟”一样每年往返迁徙呢？
资料显示，2011年，我国大陆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51.27%，首次超过农村人口，我国已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我国城市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村将向城市释放1000万人的劳动力。而且我国正处于从农业化国家向工业化国家加速转变的关键时期，按照目前的城镇化速度，预计未来20年内，将有2亿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1年增加大约1000万人。据测算，我国的土地最多只需要1亿农业劳动力，而目前农村总计有劳动力约5.5亿，以吸收1.2亿计，依旧有3亿多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剩余劳动力太多，农村不能提供大量合适的就业岗位，众多的劳动力只能远离家乡，寻找更好的出路。这些新转移出来的农民，就是使春运客流一年高过一年的主要原因。
研究这些迁徙的农民，就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规律：人流是由西部向东部、由内陆向沿海、由农村向城市流动。原因显而易见：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包括经济物质生活，也包括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更好的精神生活，还包括为了下一代更美好的未来。
农民工的流动群体大、影响力大，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人群。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涌入城市，承托起规模最大的制造业，生产出数量最多的廉价商品。20世纪80代中期开始，大量农民走出土地务工经商，其中很多是在水泥丛林之间辛苦劳动，拿着比城里人低得多的工资，从事着城里人不愿干的工作，弥补了城镇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不足，促进了城市第二、三产业发展，为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成就了“中国制造”的世界品牌，从而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农民工举家迁徙城市的很少。据有关调查显示，农民工举家外出的仅占1/4。农民工从条件较差的农村流向条件较好的城市，但快速发展的城市不仅在文化上拒绝、排挤外来人员融入，而且在物质基础、管理体制、资源条件等多方面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和困难。
农民工进了城，但又无法真正地进城落户，因为城市很难接纳他们。因为农民工的农民身份没变，而且往往从事着在城里人看来比较脏、累、差的工作，因此，他们经常会遭遇种种不公正待遇。农民工的就业特点决定了其工作的不稳定性，职业流动相当频繁。而且不少用人单位把农民工当做只会干活的苦力，不重视人身保险、医疗保险和福利事业。同时，他们在打工中容易遭遇被随意辞退、克扣或拖欠工资等事件。调查显示，办理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的用工单位所占比例不到30%（金国峰，2003），且当农民工遭遇此类事件后，维权又相当困难。
另外，现行的户籍制度将农民工完全排斥在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难以公平地享受应有的城市社会公共福利、教育培训及子女教育等待遇。这无疑会大大增加农民工在进城后的生活、居住、规避失业风险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成本，尤其是住房、子女教育费用更难以承受，从而直接影响了农民工的迁移决策，对他们融入城市社会产生了阻碍，他们虽然在城里打工挣钱，却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综合种种因素，农民难以在城市实现长期定居。
蔡师傅在一家餐馆打工，一家人租住在附近的城中村中。眼看孩子长大了，他还有更多的隐忧：“现在孩子上的幼儿园也不是很正规，里面都是像我们这种打工者的孩子，城里孩子上的幼儿园我们负担不起，以后还要上小学，好点儿的学校费用都很高、很难上，说不定还得回老家。”
工作的流动性、住所的不稳定性、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这一切都使农民工总有种不安全感，觉得自己是在这个城市漂着的一群人，只是一群不被重视的客人。他们为了拓展生存空间、提高生活质量，在原住地和工作地之间奔波。
农民工经过多年的打拼，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在与城市文明的接近与融合中，视野拓宽了，眼界变高了，逐渐不满足于往返城乡之间的两栖生活，越来越多的农民希望在城市落地生根，特别是作为当前农民工主流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这种意愿更加强烈。有关调查显示，在这个数亿人的群体里，只有7%的人有以后回家的意愿。相比于父辈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在文化程度、人格特征、务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与农村家庭的经济联系等方面迥然不同，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大多有一定的现代产业技能，能够接受现代社会理念并且按照现代产业规律从事生产和生活。虽然在现行户籍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下，他们还不能平等地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和福利，但他们期望追求融入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之中。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摆脱“农民”身份。
我国东部地区由于占据有利的地理位置和政策优惠，集聚了大量的资金、人才等，吸引了众多的农民工，其中，大量的劳动力来自四川、河南等传统农业人口大省。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国正经历着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双重变革。无论是发展中的区域差距，还是城市与农村的差距，都使得各种资源更多地向发达地区倾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规模化的人口迁徙。
从长远看，城市化的最终目的应是让更多农业人口在城市中稳定地居住下来，这也必然会减少目前存在于城乡之间的往返式规律性流动。只有农民工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了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在情感上找到了归宿，才意味着农民工已从心理层面上适应了城市，真正融入了城市。如何安置迁徙的农民工家庭，涉及户籍、住房、教育、医疗、社保等方方面面，客观上必然给城市资源供给带来压力，给城市公共管理带来挑战。土地流转和开放户籍等政策的实施正是让农民工带上资本进城，以土地换社保，享受与市民同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在养老、医疗、教育等各个方面享受基本的保障。
我国城镇化的实现要注重质量与内涵。在编制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要统筹考虑农民工的需求，增加面向农民工的公共服务开支。充分发挥政策的杠杆功能和舆论的导向作用，鼓励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关注、支持农民工的生存与发展，营造全社会关心、关怀农民工的浓厚氛围。
同时，我们也发现，务工地和家乡之间（或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越大，农民外出就业的机会成本愈小，外出的收益率和动力也就愈大；相反，务工地和家乡之间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愈小，农民外出就业的机会成本愈大，外出的收益率和动力也就愈小。
这几年，随着国家对农业税的免除以及各项惠农政策的实施，农民的日子越来越好过，许多人不愿意再出去打工了。
2011年春节过后，有记者发现南方许多工程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加薪也招不到人。调查显示，城市生活成本高确实是农民工不愿去城市打工的一大原因，但令许多农民工不愿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还是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于是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调查。
以往春节过后，很多农民工已经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出门打工，而2011年却冷清了许多。南京安德门劳务市场作为江苏规模最大的劳务市场之一，市场每天的用工需求量在1万人以上，但日均介绍成功的仅100人左右。
河南的一个普通小村里，许多人原来一直在深圳某电子厂打工，2011年过完春节后，大部分人不准备再南下打工。他们认为，现在去外面和在家挣钱差不多，小孩上学、老人年纪大了，都离不了人。而且出去太麻烦，一年跑几趟，挣的钱都花到路上了。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除了外出打工的艰辛和不便让农民工不愿背井离乡外，河南当地也有了不少企业，待遇虽然稍微差一点，但由于是在家门口打工，各项开支比较少，算下来，生活水平并不比外面低。
这表明，我国中西部企业发展迅速，中西部城市工资待遇与沿海城市差距在缩小，对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用工造成威胁，以致造成一些东部企业出现“用工荒”的局面。以后，应该进一步通过产业布局的调整，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发展和崛起。
这里我们并不是专门为了春运问题而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而是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分析来解决许多其他经济、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