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初中毕业以后离了家乡洪洞县,就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很少回老家常住。偶尔回去一下,多半是蜻蜓点水,留不下太深的印象。要不是浓浓的乡情滋养,我的根很有枯萎的危险。所以除了沉积在心底的少年时期一些记忆碎片外,对家乡的了解十分肤浅,感觉也逐渐陌生起来。
前几年突然有一个人闯入我的生活,为我搭起连通家乡的彩桥,引我魂兮归来,促使我对家乡的了解与日俱增。
这个人就是宋博霖先生。宋先生小我两岁,是山西大学的校友,由于在校不是一个系,后来又在相隔千山万水的异地工作,半个世纪以来互不相识毫不奇怪。后来我回到临汾,他回到洪洞,基本上算是叶落归根了,按理说应该认识了,但认识的过程却是一组富有戏剧性的慢镜头。
事情的开头是这样的:有一次一个年轻小伙子给我送来一个牛皮纸袋子。他说宋老师让我把这些交给你,以后有什么事,我给你们跑腿儿。我一头雾水,也不好意思细问。小伙子走后,我拆开袋子一看,是老家的一些文史资料,还夹着一张纸条,称我学兄,后面写着宋博霖及其住址电话号码……
打那以后,他就不定期地托人给我捎来一些有关洪洞的印刷品——某人新出的一本书、某学校的一份刊物、一张报,某单位的一份简报,报道洪洞消息的一方剪报,洪洞人发表的重要文章,洪洞学生高考的突出成绩等等,凡是他认为应该让我知道的,都搜集起来送给我,还提示我阅读重点,追问我读后感想。有时甚至让我交书面作业。他成了我的义务情报秘书兼指导老师。时间一长,我竟积累了许多关于洪洞的资料,其中不乏有价值的东西。通过它们我对洪洞的了解日益加深起来,遗憾的是他老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没有直接来到我面前。
后来,他让来人向我索要我已出版的几本小说散文,并让我按他提供的名单签上名。来而不往非礼也,他费尽辛苦送给我这么多丰富的精神食粮,我这么点东西还舍不得吗。只有唯命是从,按他的指示办事才能对得起他,对得起老家的父老乡亲。
再后来,他又“得寸进尺”,叫我按他拉出的人名单赠字。让我给谁写,就在电话里介绍谁的人品和事迹,往往使我很感动,觉得这样的人值得交朋友。然而我只是爱好写字而已,没有投过师,水平很低,送给人家这样的字实在不好意思。他这一军将得我左右为难,但是为了相互沟通,也顾不了那么多了。每次都冒着汗写,前前后后写了许多幅。我抛出了丑砖,很快就引出美玉来。老家一些爱好书法的朋友也通过他给我写来作品,使我受益不少,也了解了不少人和事。
就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我俩还迟迟没有见过面。他说他二十多年前看了我发表的一篇题为《早晨的菜市》后就记住了我的名字,这真使我受宠若惊。其实那篇文章写得很一般,我早就把它忘了,我想不是文章写得好,可能是其中的乡情引起他的共鸣吧。能见到这样热爱家乡的人,很想回家去找他,但却因其他事情没有及时付诸行动。
第一次见面是从认照片入手的。他是在我的书上见过我的照片,使我受到启发,就在他送给我的那些书里找到他们一张多人合影。我给他打电话问那张照片上哪一位是他。他说后排最边里戴眼镜的低个子就是。照片是平面的,而且头部比指甲盖还小,离真人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种操作程序很像在婚姻介绍所的模式,印象并不太深,只能算是见面的序幕。
第二次见面有点像战争年代搞地下工作。那天他在行进的车上打电话说正往我的寒舍走。我一听十分高兴,立即告之以详细住址和路线,并说去停车点接他。可是我等了好几趟车也不见他。正着急时,他打来电话说他下车了,问从哪里走。原来他走错了路线,那里离我家尚有一段距离。我又重新约定了接头地点,并往那里赶去。那天来往的人特别多,我“众里寻他千百度”还是找不见。正在给他打电话继续联系,一个人在我身后说,别打了,我就是。我一转身,正是“戴眼镜的低个子”宋先生。明明是首次见面,却胜似久别重逢,一种相见恨晚的内疚感立即涌上心头。
不久,他为辅导孩子上学搬到临汾住了,解放路如一条扁担挑着我们俩,可以经常见面,只是距离较远。有福之人天照应,可巧在我俩之间有一家“清华眼宝专卖店”,成了我们的“交通站”。我们三天两头去那里贴眼宝治病,顺便就交流了信息,交换了各种资料。只要见面,必然无所不谈,大到国内外大事,小至家长里短、趣闻轶事。那里是我们俩的世界,古今中外,宏观微观,脑中的鼠标点到哪里,就谈到哪里。
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老家洪洞这个主题,即钩沉家乡的悠久历史,畅谈家乡的沧桑巨变。宋先生是教育世家出身,本身从教师到校长,一直干到退休,桃李遍天下。他的记忆力很好,多年来数十名学生的高考分数仍熟记在心。他的学生正处在年富力强阶段,散布在各行各业。他胸中有一部详细的********,从学校到社会,甚至其家庭情况,都可以随时调出来。在闲聊中,他把这些信息不断复制到我的脑海里,使我对老家方方面面的情况得到广泛深入的了解,宋先生热爱家乡的赤子之情也袒露无遗。
宋先生为我了解老家操碎了心,费尽了力,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衷心地感谢他以及通过他结识的新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