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子平
包容对于一个人，是通情达理，方寸海纳；对于一个团体，是豁达大度，不主故常；对于一个学校，是汪洋容止，流派林立；对于一个城市，则是百花齐放，勃然而兴。
城市的细胞是个人，同一个人在不同城市的表现有所差异，最直接的因素来自所在城市的文化，城市文化中，包容必是其一。包容的社会将人的精神维度提至健康正派，由此摒弃偏见，革除排外，博爱众生，普照艳阳，包容已然成为一种爱的能力，尊重他人，倾听对方，包容异己，理性克制，群己权界分明，彼此契约行事，它对城市中的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反之会把人的精神维度压低，低至没有尊严，王小波说：“尊严就是意味着你在任何地方都被当做一个人物来看待，而不是东西。”没有尊严，何来责任，没有责任，何来底线。这便是为何总能在文明发达的地区看到高尚，在愚昧落后的地方看到堕落的原因。心灵最强烈的动机，便在于总想得出对眼前事物的见解，人不可能过着他的生活而不去表达他的生活。而包容性愈大，城市愈能吸引到人才、资金，城市便愈发的卓越，愈发的具有创造力。卓越不是将来才有的，而是由初衷累积而成。一个人所能达到的顶点，由其内在的精神品性决定，就个人而言，包容无疑是精神品性之一部分。城市的包容气度，最终由每个人的包容精神决定，唯有个人的包容，才能最终转化为制度的包容。
西贝柳斯说每个音调都有一种色调：“A大调是蓝色的，C大调是红色的，F大调是绿色的，D大调是黄色的。”城市最恰当的比喻是交响乐，各色人等在此和谐共处，色彩不同，曲调不同，但在宏旨主题下，五色不乱目，五音不乱耳。此包容，在今日不难理解，但在既往不可思议。
以往无论城乡皆熟人社会，知根知底，家长里短，倒也稳定，但有碍个性的张扬，古人对此也有意识，故曰：“君子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对个人而言为忍让，自古“让人非我弱”，就城市以论，即包容，“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今日则大不同，尤其在城市。对于新的生态系统，有人喻其冷漠茫然，有人说它特立孤往，出发点全在自我，参照系俱为过去，然是好是坏，孰优孰劣，关键要看正常的社会伦理结构是否被改变，城市人性化下的个体能否融入所在城市。熟人社会的道德牵制，在今日更多靠慎独。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写道：“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由人推国，道理相近，城市乃中间环节，尤其在城市化趋高的今天。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农民是永恒的人，不依赖于安身在城市的每一种文化。”虽指德国农民，中国农民也似。而所谓城市化，即农民进城成为市民。
包容人口易，包容文化难。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云：“儒如五谷，一日不食则饿，数日则必死。释道如药饵，死生得失之关，喜怒哀乐之感，用以解释冤愆，消除怫郁，较儒家为最捷；其福祸因果之说，用以悚动下愚，亦较儒家为易入。”儒释道共处，为外人所惊叹，此恰是国人包容精神之体现。自汉末到宋初历时千年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历时二百年的西学往还，晚清全方位的文教引进，皆文化自觉行为。就城市而言，汉唐之长安洛阳，两宋之汴梁临安，元之大都泉州，明清之汉口广州，近代之上海天津，皆开放城市的典范，因开放而包容，又因包容而多元。太原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的必经之路，历代为民族融合的前沿地带。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在此发生，十六国、隋唐时期、十国时期，这里又是民族融合最为彻底的地区。太原地区发现的著名大墓——娄睿墓的主人是鲜卑人，虞弘墓的主人是鱼国人，且皆在此做官。太原城作为北方重镇，其间胡商云集，包括祆教在内宗教和睦相处。支撑晋阳文化多元性、多样性、继承性、特殊性的背后，即包容性。佛所说的放下，儒所说的胸襟，道所说的包容，大体上都是指人的气量，量之不宽，福何以宽，量之不厚，福何以厚。于个人如此，城市何不然。
包容过去易，包容现在难，不见得。能够容忍自己的城市拥有破旧房屋、弯窄街道，予过来人一个怀旧伤感之所，魂魄凤栖之地，能够容忍自己的城市拥有小贩游走，予不愿远足的市民一个就手方便之机，品味市生之遇。在当下开发无所不在、面貌日新月异之时，此何谈容易。词章满壁，所嗜不同；花卉满圃，所指不同；粉黛满座，所视不同；江湖满地，所寄不同。将活力的转捩赋予青年，将沉静的瞬间留给老人，让慵懒的慢板伴奏夕阳，让世俗的快活充盈市井，此即包容的多元情形。
爱默生说：“人们之所以寂寞，是因为他们不去修桥，反而筑墙将自己围堵起来。”包容的城市，有形的围墙少，无形的桥梁多。1974年，《世界报》向众名人提出同题之问：“知识分子的用处何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回答是：“把精力集中在他所选择的道路上。”集中精力，心无旁骛，于个人如此，城市何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