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一直对邱吉尔不信任的一个原因，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打入敌人内部的间谍曾向他报告说：白厅对德国威胁苏联的看法与邱吉尔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戏剧性警告大相径庭。甚至在六月，英国政府还认为，德国只是在备战进攻苏联。白厅还一直在等待希特勒以武力作威胁的最后通谍，而不是不宣而战。
到了6月12日，离战争开始还有最后10天，联合侦察委员会最终得出结论：“希特勒决定铲除以苏联为代表的障碍并开始战争。”这样比起大部分外国观察者，联合侦察委员会就成了最准确的预见者。日本外长和驻莫斯科大使认为，德国入侵苏联的消息不过是掩盖入侵英伦三岛的计划。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是，华盛顿对日本驻柏林大使大岛广的准确预报德国入侵的电报研究得比东京要仔细得多。但是就是在华盛顿的一些高级行政官员，也被6月22日晨开始的“巴巴罗萨”战役弄得措手不及。
斯大林一直担心英国人为了挑起苏德战争会设下恶毒之计，同时也担心希特勒会发出要求苏联继续让步的最后通谍。斯大林正等待着希特勒那些陶醉在成功喜悦中的将军们为他设置的陷讲。H．H．沃罗诺夫元帅说，“斯大林当时认为，‘苏德战争开始的唯一原因就是法西斯军国主义者的蓄意挑衅’。而他最怕的就是这种挑衅”。
随着战前有关德军兵力调动情报数量的增加，斯大林开始明显地在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上出现动摇。一方面，他命令苏军进人战备状态，另一方面又在竭力摆脱德国将军们制造的（假想的）挑衅。
在德军向苏联开始进攻之后，铁木辛哥元帅却代表斯大林向苏联边防军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
21日傍晚，斯大林打电话给莫斯科军区司令K．B．秋列涅夫将军，命令其防空部队进入百分之七十五的战备状态。但很快，斯大林又对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元帅说：“我们自己也开始无端制造混乱了。”一个德国叛逃者报告说：“战争将于第二天凌晨打响。”斯大林听后，马上以散布“假情报”的罪名下令将其枪决。
6月21日晚11点30分，即“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前三小时，国防人民委员会发出“军队进人战备状态”的指示（这项指示在战前甚至没来得及传达到所有军区）。然而，当班长们问及他们是否可在敌人跨越国境情况下开火时，得到的回答是：“不要上敌人挑衅的当，不要开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铁木辛哥打电话给西部特种部队军区副司令博尔金下命令：“为不使我们暴露，你们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反抗德军……斯大林同志不允许向德军开炮。”博尔金对着话筒大喊：“那怎么办？部队不得不撤退，城市火光冲天，人员伤亡惨重！”
到了早上7点15分，国防人民委员会才下令苏联军队转人进攻。而斯大林还一直抓着这个念头不放：所有发生的一切——不是战争的开始，而是德国将军的“挑衅”。直到战争第一天中午，“挑衅”的假想还深深留在斯大林脑中。他保持沉默，没有在苏联人民面前讲一句话。关于战争开始的消息，人们是从莫洛托夫的广播演说中得知的。
在“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前的8个小时里，斯大林徒劳地竭力不使“挑衅”升级为战争。他用电报“轰炸”德国外交部；他向日本求援，要求它充当停止“危机”的“调解人”。与此同时，入侵苏联领土的德军夺取了所有主攻方向的铁路、桥梁，袭击了46个苏联机场，摧毁了近千架红军还未来得及起飞的飞机，并在930俄里的前线迅速向苏联国土纵深前进。
拥有整个情报发展史上最先进情报网的苏联，在1941年6月22日的前几个小时里，经受了二战期间情报机构的大溃败。失败的原因绝不是情报上的缺陷，也不是分析和使用环节出了毛病，而是领导这个系统的领导者的个人错误。
设在德国的“红色御夫座”
舒尔采·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是苏联情报总局在西、中欧间谍网的一部分。德国中央安全局称之为“红色御夫座”（或称“红色乐队”），向莫斯科发射密码文件的话务员被称作“音乐家”，“指挥”是利奥波德·特雷伯。特雷伯后来说，1941年11月12日，布鲁塞尔的一名“音乐家”将舒尔采·博伊金小组有关希特勒“蓝色”战役开始的情报发往莫斯科——此次战役就是一年之后对斯大林格勒的战略进攻：
“第三号计划，目标——高加索，第一阶段预计在11月份进行，但要到1942年春才能实现。5月1日前部队应布置完毕……具体内容晚些时候通知。”
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评价，特雷伯的情报给德军带来的损失与舒尔采·博伊金小组最重要的情报所带来的损失不可同日而语。特雷伯后来说，1942年5月12日，他的一个信使带给莫斯科“一条十分重要的有关进攻的情报”。这样特雷伯的回忆就与苏联的材料不符了。关于“蓝色”战役的第一批材料是从一架被击落的德国飞机上（1942年6月19日）上获得的。但6月26日，斯大林宣布他不再相信有关“蓝色”战役的一个字，并责备情报机构上了这么明显的假情报的当。两天之后“蓝色”战役开始，德国人在从库尔斯克到北顿涅茨的广阔战线上展开了攻势，这再次使希特勒重新燃起了1942年底前战胜俄国的曾失去过的希望。
1942年，德国的无线电测向仪测出了“音乐家”的位置，这之后“红色乐队”就逐渐减少了活动。特雷伯本人是1942年12月5日在巴黎一家牙科医院的治疗椅上被捕的。据后来一名反间谍机构的军官说，特雷伯“开始惊呆了，然后用流利的德语说——干得太棒了”。后来他同意为盖世太保效力，这样就成了一个双料，或许还是一个向莫斯科发送带有预警的伪情报的三栖间谍。引人注目的是，1943年他逃掉了，并一直隐匿到战后。
设在瑞士的“红色三套车”
弗里茨上校是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处长，他是二战时苏联在瑞士的间谍网“红色三套车”的重要成员。
二战时苏联最重要的间谍网有瑞士的“红色三套车”。这个小组在德国有情报源，其名字是根据发报员的数量而命名的，小组的头目是尚多·拉多（假名为多拉）。其中最有价值的应属德籍瑞士情报机关军官鲁道夫·廖斯勒（别名“吕西”）。他的情报通过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拉舍尔·久边多费尔（别名“西西”）和中间人克里斯蒂安·施纳杰尔发送给拉多。
廖斯勒在德国有四名重要特工，他分别给他们取了假名：维特、特迪、安娜和奥莉加。虽然无法确定使用这些假名的人究竟是谁，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还是得出了结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少将汉斯·斯特——反法西斯主义者，德军参谋部指挥官，由于后来参与1944年7月刺杀希特勒事件，与自己的上司海军少将卡纳里斯一起被处绞刑；汉斯邮恩特·吉泽乌斯——反间谍机构的工作人员，曾任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卡尔·哈德勒——希特勒反对派保守党领导，谋杀希特勒未遂之后也被处绞刑；上校弗里茨·别特策利——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分析处处长。
“吕西小组”的隐秘性导致了许多神话的出现，其中包括下述假想，即该小组只是个掩护。英国情报机构正是通过它将截获并破译的德国情报转给俄国人，这样就可以隐瞒真实来源。虽然英国情报机构事实上并未将廖斯勒作为传递信息的渠道，但瑞士情报机构却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诱使廖斯勒从事此项工作的主要是他贪财的本性。拉多1943年11月向莫斯科报告：“西西说，吕西小组若再拿不到钱就将停止工作。”拉多向莫斯科所发情报表明，与廖斯勒第一次建立联系不早于1943年9月。
西德情报机构中的克格勃
在西德情报机构中活动的克格勃特工中，最有成效的是汉茨·费尔费。1958年，他在西德联邦情报局反间谍部主持工作，专门对付苏联。借助一个总部在莫斯科伪组织的假间谍网以及克格勃的支持，费尔费为自己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
联邦情报局的头头骄傲地带领贵宾参观费尔费的办公室，那里挂着巨大的彩色卡尔斯霍斯特地图，上面非常详尽地标注着克格勃总部，甚至能看清各类轿车的停放位置及男女洗室的区分标志。在卡尔斯霍斯特（电码代号为“图表”）行动中，共编辑了厚厚的5卷材料，其中包括各办公室的计划、个人鉴定和内部电话号码本。联邦情报局的总部设在离慕尼黑不远的普拉赫，那里不断收到索要有关卡尔斯霍斯特及其他情报机关材料的请求。
后来，费尔费自吹说，对此类情报的需求表明了中央情报局驻欧洲间谍机构的具体利益所在，由此使总部有可能对他们的行动有所了解。费尔费成功地使联邦情报局及其朋友对卡尔斯霍斯特有了一个错误的概念。指导费尔费写回忆录的第一总局A处在其中加了整段表现第一总局自吹自擂的引文。其中有一处这样写道：“没过多久就显示出，克格勃作战计划多么富有远见。”
同时，费尔费为卡尔斯霍斯特提供了几乎所有经过联邦情报局的重要文件复本。紧急情报通过无线电传给卡尔斯霍斯特，其余的则装入带夹层的箱子，拍在胶片上装入儿童食品罐内，通过秘密邮政信箱或联邦情报局的邮差埃文·季别尔（此人也在为克格勃效力）投递给克格勃。据费尔费讲，在1961年8月以前的两年间，柏林墙筑了起来，中央情报局和联邦情报局正在制定破坏东德经济政治发展的计划，积极策动心理战引诱欺骗工人力量，此时我不止一次冒险（已经记不清冒过多少次险），一次又一次地接头，一次又一次送交情报资料——一切都只为一个目的：“使苏联能够做出有的放矢的决定。我清楚地明白，那两年我给苏联的反间谍机构提供了他们赖以工作的线索，我的被捕证明了这一点。”
同帕克和黑勃尔顿一样，费尔费工作的动机与其说是思想意识，不如说是虚荣心。他和同事们经常受到克格勃将军们的鼓励和祝贺，有一次甚至是克格勃主席本人。50年代在德国工作的中央情报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在1961年费尔费被捕后总结说：“如果写一份联邦情报局的损失报告，那大概得写几万页。不仅间谍和接头地点都败露了，而且这10年情报人员提供的所有材料都必须重新审核。有些是敌方伪造出来的，有些做过一些改动，还有一些则是捕风捉影的消息。”
在第十五总局（东德情报机构）组织的大规模渗透到西德的行动中，克格勃获益匪浅。第十五总局成立于1952年，它归属东德国家安全部，1956年又改名为情报总局。从它成立之初麦库斯·尤加思（米沙）·沃尔夫就是头目，而且也是他们那一代人各种渗透计划的策划者。沃尔夫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作家，希特勒上台后被迫逃往莫斯科。1987年快退休以前，沃尔夫开始自称为苏联集团内各国情报界最具才能的一位领导，他任职时间比所有同行都长。
沃尔夫最成功的一名情报人员是久特尔·纪尧姆。他父亲是东德一名牙科大夫，勃兰特被盖世太保追捕时他曾将其藏匿于家中并为他治伤。1955年受情报总局指使老纪尧姆找到当时任西柏林市市长的勃兰特，求他帮助自己在东德受排挤的儿子。一见面勃兰特就喜欢上了久特尔，并决定给他安排个好前程。1956年，纪尧姆和他的妻子——两人都是情报总局的间谍——获准到西德政治避难。几年后两人都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谋到正式工作。
1969年，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多党联盟执政，勃兰特出任总理，这对纪尧姆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而其他情报人员只有羡慕而已。纪尧姆成为威利·勃兰特的朋友和亲信，并任波恩办公室私人助理。他提供给情报总局（而情报总局又将它们提供给克格勃）的情报中，包括西德试图同东德及其他东欧国家建立最初联系时的“新东方政策”的详细内容。1974年纪尧姆作为东德间谍被揭露后，勃兰特被迫辞职，这已足以说明其震动之大。
纪尧姆仅是东德庞大的间谍队伍中在西德活动的一个，尽管是最著名的东德间谍。据1958年情报总局的叛逃者判断，西德那时至少已经活动着两三名间谍，躲在幕后伺机而出。麦库斯·沃尔夫最成功的战术之一就是“女秘书攻势”，他善于勾引中年单身妇女，而她们都是国家公务人员，能够接触到秘密情报。50年代中期沃尔夫攻势的牺牲者中有一位44岁的女秘书伊姆加尔·列梅，她在波恩外交部作秘书，负责同各国大使馆的联络工作，她把文件复本提供给了自己的“情人”、情报总局的间谍卡尔·赫麦尔斯。1958年被捕后报界称为“红色的卡扎诺娃”。此后20年间麦库斯·沃尔夫又派遣了不少更加成功的“红色卡扎诺娃”接替他。
两次著名的暗杀
俄特工部门的前身苏联情报部门有几次成功的追杀行动。影响最大的是追杀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是苏联早期的重要政治人物，曾参加俄国十月革命，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做出过重要贡献。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等人在政治上产生严重分歧，结果被开除出党，并被驱逐出境。离开苏联后，托洛茨基在法、美、德、意、英等国建立了托派组织，从事反对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的活动。1937年，托洛茨基移居墨西哥，此时战争的阴云已经逼近欧洲，为了防止敌对势力与托洛茨基勾结，苏联政府决定刺杀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尽管小心翼翼，仍然难逃厄运，克格勃一出手便将他轻易杀死于居所。
1938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缺席判处托洛茨基死刑，紧接着，一个个苏联特工小组潜入墨西哥，准备对其实施追捕和暗杀。为保证托洛茨基的安全，墨西哥政府在他的住宅附近专设了一个警察所，配备了一支警备队。托洛茨基自己更是小心翼翼，随身携带着手枪。然而，托洛茨基最终仍难逃厄运。
1940年8月20日，天气十分晴朗，托洛茨基刚刚完成写作，欣赏着蔚蓝的天空。这时，一个名叫莫尔纳尔的人前来拜访托洛茨基，此人是托洛茨基女秘书西尔维亚的情人，也是托洛茨基家的常客，但他这次来却有些异样，大晴天他竟穿了一件雨衣。托洛茨基刚刚把莫尔纳尔迎入书房，莫尔纳尔突然从雨衣里拿出一把登山用的冰斧，用力向托洛茨基头上砍去。由于事出突然，托洛茨基来不及触按报警器，也来不及拿起手边那把刚刚擦拭过的手枪，满脸是血的他在情急之下大声呼叫，跌跌撞撞地往门外奔去。听到喊声，托洛茨基的卫士们迅速冲进书房，抓住了莫尔纳尔。尽管托洛茨基被及时送进医院，但由于伤势过重，还是没能逃过一死。
